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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与我”:网友讲述个人故事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6月01日 转载)
    

    资料照:军队在北京对示威者开枪后,人们用三轮车把受伤的人送往附近医院。(1989年6月4日)
    
    1989年春夏之交的口号声与枪声已在历史的天空中回荡30载。30年来,中国当局对这段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讳莫如深,然而历史的印记却无法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抹去。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一些网友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回忆,现摘录于此,且让反思与追问在人们的纪念中延续。
    
    1989年4月,被认为是改革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大量北京市民与大学生为其举办悼念活动。悼念活动随后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在和美国之音分享自己的“六四”记忆的网友中,不少人在北京亲身参与了这场运动。
    
    “就在我整装待发准备重返北京的时候,6月4日的血案发生了,我再没有回到天安门了。”
    
    名叫张全胜的网友当年是天津的大学生,参加了天津的学潮,也去过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他写下一段文字,回顾那段往事:
    
    “1989年我21岁,是天津财经学院大三学生。1989年我在天津参加过天津高校学生的很多活动,比如街头演讲和捐款活动,我做简短的讲演,抱着捐款箱子,站在台前,亲眼看到一个天津纺织厂的老工人,从手绢里拿出50元,流泪诉苦,并捐款支持学生运动······当年的天津市民,特别支持学生运动,除了捐钱,捐物的数不胜数。可以这么说,市民就是有什么给学生什么,卖煎饼果子的,给煎饼果子,开车的,免学生车费······就连老太太,都拿着大袋子煮好的鸡蛋,挨个送给游行的学生。这就是民心吧。
    
    我到了北京,发现北京的市民也同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甚至比天津人更加热心的参与到天安门。我也参与了学生北京游行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静坐示威活动。参与天安门广场的静坐不是简单的事情,是要在天安门过夜的,6月的北京,夜里也冷,学生们坐在广场上,在夜晚都是抱团取暖,厕所就是广场上棚子围起来的,其实里面就有一些桶。就这样也需要排队上厕所。白天大太阳酷热,夜晚也有灯,天安门广场夜晚也坐满了学生,条件就是那么艰苦,那些绝食的学生更是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
    
    我在广场静坐,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不下去,跑回天津,准备休息一下再回广场,我们班的同学几乎也都是轮换着倒班的,可就在我整装待发准备重返北京的时候,6月4日的血案发生了,我再没有回到天安门了。
    
    六四后,我们这些学生都分别被秋后算账,包括1990年我们大学毕业,被集体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大批分配到工厂的大学毕业生,必须进人车间当工人劳动一年,合格后,才能作为干部使用,特别幸运被分配到银行工作的(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也需要在最基层的储蓄所,做最简单辛苦的劳动锻炼,期限同样是一年。合格后才谈别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开除,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八九六四我们一代学生的苦涩回忆。”
    
    “中间那个拿喇叭的人是我 。”
    
    名叫梅实的网友当时在“广场学生编辑部”工作,他向美国之音提供了一张运动现场的照片,并说:“中间那个拿喇叭的人是我。”
    

    网友寄来照片并写道:“我叫梅实。中间那个拿喇叭的人是我 。 1989年6月2日晚间,一辆军方SUV车撞击4名北京平民,造成3人死亡,我在现场处理,车上有军装军帽。”
    
    他回忆道:“1989年6月2日晚间,一辆军方SUV车撞击四名北京平民,造成三人死亡,我在现场处理,车上有军装军帽。”
    
    “三十年抹不去的记忆,因6.4而改变的人生。”
    
    署名Li Mading的网友1989年6月在出差路上途径北京,被天安门广场上的场面所震撼,转而加入了这场运动。他说,他的人生也随之改变。
    
    “89年5月底,我接到单位通知去河北廊坊开会,6月1日我从成都乘火车途径北京转车之际我去了天安门广场。走进广场我立刻被这个浩大的场面所震撼了,广场内旗帜和横幅交错飘扬,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各届人士至少好几万人聚集在广场进行集会演讲,民主自由的呐喊,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震慑人心,学生们爱国善良的举动深深的感动了我,并激发了我心底深处长久以来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由此我主动地参与了进去,在民主墙上抄录文章和诗篇,并和师生们共同探讨中国的民主、法治、人权的建设和推动,大家的共识是反官倒、争民主、建法制、树人权是当代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连续三天我在广场参加声援学生运动的活动而忘了我的出差任务。我觉得这次民主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一个重大集会,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专制体制的一次契机。
    
    6月3日下午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的自由女神雕像前留影纪念,并要求摄影师一定把照片按照我留下的地址邮寄给我。6月3日晚10点过,广场周边突然增加了大量的持械军警并开始驱散人群,我和许多人被军警强制驱赶而被迫离开了广场。
    
    当晚我乘火车去了石家庄,住在石家庄第一招待所,第二天早上我被窗外游行的呼声吵醒,我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赶紧下楼跑到大街上,看到游行队伍群情激昂,高喊着打倒刽子手、反对镇压、还我战友的口号,其中有很多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头上缠着带血迹的绷带,身上穿着被撕破并混杂有泥土和血迹的衣服 ,我拉住一个学生探问究竟,他告诉我说凌晨三点天安门广场被血洗了,大批载着军人的军车和坦克车开进广场对学生、老师和民众实施武力镇压,死伤了很多人,场面之惨烈和血腥,他们都是死里逃生从广场跑出来特地乘火车赶到石家庄,想第一时间向石家庄的学生组织传递消息并揭露事件真相。我听了以后感到万分的震惊,我离开天安门广场不到十个小时,简直不敢相信号称保护学生的人民军队怎么会将屠刀砍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我在天安门广场整整三天亲眼见到并亲身经历了学生们是在有组织有序地进行和平抗议的民主运动,况且很多学生还在处于绝食抗议中,一旦遭遇暴力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对这些学生施以惨无人道的暴力镇压,真是骇人听闻!
    
    6月28日我回单位上班,还没有进单位大门就被公安抓走,接下来的半个月我被关押并受到严历审讯和殴打,逼迫我交代参与六四运动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为什么要和‘自由女神’合影等问题。
    
    半月后我被释放出公安局,后来我才知道这仅仅是恶梦的开始。我被定性为政治不可靠人物,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我的行踪和社会活动都受到监视,公安要求我每月必须向居住地公安机关报告,每年六四前都要受到公安局的无理关押和再审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后来有大概近十年情况有所缓和,只是在每年六四前会通知我不要出门,不要参与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活动。
    
    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会与时俱进,对六四运动的重新定性和平反昭雪为期不远,但这个美好的愿望终究还是被无情的现实淹没了。从2012年以后每年六四前我又被传唤接受审查,集中政治学习等等限制自由的监管,以至于我参加基督教活动都被怀疑是与六四相关的活动而受到阻扰甚至无端恐吓 ,让我觉得有一道无形的政治监狱大门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这种人打开,因为我们的身上已经被深深的刻上六四这个印记,永远都抹不去了。
    
    1989年我从一个30岁出头、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现在已经是年逾60的老年人,但我对民主、法治和人权在中国的建设、推动和实现始终抱有希望。六四民运三十周年纪念,正是要我们不忘初心,以更大的决心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轨道。让我们铭记八九-六四。”
    
    “当时感觉就像跟父母闹要父母变好的感觉,完全没想到他们会用枪对学生。”
    
    发端于北京的这场运动迅速辐射至全国,各个省市的学生、民众以各种方式声援北京的学生。
    
    署名Save World的推友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并回忆说,在那个天真的年代,没想到当局真的会对示威者开枪。
    
    “6月3号晚上各大院校的学生都要去绝食静坐,我不想绝食,我就买了很多零食装在一个大袋子里面,以防万一那个学生饿了可以吃,也抱了一个小毛毯要去广场,可把我的班主任吓坏了,后来他排了两个同学当我的跟屁虫,给他们的任务是“我不回去他俩也不能回去”,反正当时我的老师们老拿我当小孩看,可能晚熟吧。他俩跟我们到广场静坐到十点就催我要回学校了,可是我的低年级同系学生都在,所以我说再坚持一会儿就回去,因为我当时不赞成绝食静坐惩罚自己的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加上当时瞌睡多,也比较讨厌瞧不起政治,只想与同学一起支持北京院校学生为国家为百姓好的纯真无邪健康社会的诉求,当时都是纯真的想法。
    
    后来听说北京成都开枪了,当时有些主要组织的学生都与各大院校有联系,互通信息,他们消息很灵通的。我幸亏在那里,后来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就觉得有必要劝学生离开广场,于是我登上一个高处,忘了是台阶还是凳子,我号召大家回去,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然后谈诉求,结果招来几个不认识的文科生攻击。那几个文科生说我临阵脱逃,怕死,我说:‘如果北京成都开枪了,任何城市都有可能开枪,如果哪个学生死了,你能负这么大的责任吗?学生生命就算牺牲也要牺牲得有意义,那样不明不白死去太不值得,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就算给政府情愿也得有命请愿···’总之一阵辩论过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听了我的话回去了。
    
    总之我所在的学校万幸没有冲突没有任何学生伤亡,一切都是平和的,第二天大清早我又赶去广场看看有多少学生,结果发现只有30个左右了。万幸绝大多数学生都回去了。后来暑假那些后来居上自封部长文科生都进学习班了,我们大多数做事的不想沾边政治的只写检查,写了三遍都不合格,是因为独自检查没写室友。
    
    我与一个室友假期一起去北京西安等几个地方找同学旅游的,当时北京一片戒严,公共汽车在天安门那几站都是不停的,不过从窗户往外还是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痕迹。但是奇怪的是,所有公共汽车上,公共场合没有一人谈论学运,好像哪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我们从外地来的学生多少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不过我们从宣武门住的朋友家听说了当时一直是枪声,他们都不敢出门,当时看到有一个家长家人抬棺游行了很多天,心里很痛的感觉。现在30年了,经历过的学生一生都不会忘记,怀念那个纯真理想的经历和懵懵懂懂青春!如果当初邓采纳了,现在需要习王费那么大劲反贪打贪几年还只是打了个零头吗?无官不贪。
    
    记得当时大家把蚊帐撕成条,写上打倒官倒等一些口号,绑在头上游行。其实当时前期一直觉得像过家家,不用上课,觉得好玩,又可以呼吁政府变好,当时感觉就像跟父母闹要父母变好的感觉,完全没想到他们会用枪对学生,因为当时我们学的语文课本上是共批判段祺瑞多么残酷用水龙头冲散学生的。万幸我们省学生与当地警察政府当时互动和谐,前后那些天没有发生过冲突,最后几次大规模学生游行的时候,几乎全校学生都参与游行了,周边热心的群众免费供水供面包,公共汽车,火车,大部分出租车对学生免费,支持方便串联游行,游行队伍两边办公楼,住宅楼从窗户拉大条幅支持学生,那时人性纯真美好。”
    
    “晚上他训诫我说:你们这是胡闹!早晚会收拾你们的!”
    
    署名Laotao的网友那时在南方的深圳,她在大学工作,“老公”那时是政府官员。
    
    “《人民日报》的社论激起了本已相对平静的舆情,深圳大学学生会开始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深圳大学的教职员工两次上街游行,给予北京静坐和绝食的学生支持。
    
    深圳大学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当时的深圳市区主要在罗湖和福田,我们上下班都是坐学校的通勤车。两次上街游行都是校方组织、全员出动,深大所有的大小校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深大绕北环大道开到市区深圳市政府门前下车。我们举着各系的大旗,排着队开始游行,每个人的头上都戴了一条写着‘声援’的纸扎帽带。起点是深圳市政府,沿深南大道-嘉宾路-宝安路再回到市政府门前。学生代表向市政府递交请愿信,政府也派代表出来接受了请愿信。沿途有群众加入我们的游行队伍,还有不少群众往学生代表捧着的募捐箱里投放钱币,人民币、港币都有。经过人民桥的人民医院时,还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窗口挥舞国旗为我们打气。从深大出发开始,沿途都有警察和警车为我们开道,截停其它车辆让我们的车队集中行驶。游行队伍的两旁也有警察维持秩序,相当地和平。递交请愿信之后,游行队伍散去,住市区的自行回家,住校区的跟校车返校。我们几个走过转角的时候,看见三五个执勤警察蹲在路边吃盒饭,还笑嘻嘻地和他们打招呼,说:‘辛苦了!’警察也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更辛苦!’
    
    第二次游行的情形差不多。游行结束后,我戴着‘声援’的帽带没有摘,转身去了老公的办公室(他是政府官员)。当时满脸通红还带着兴奋的情绪。结果老公看见,狠剋了我一顿,摘下我头上的帽带,厉声说:赶紧回家去!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介书生,老公大我很多,在政府机关多年,他当时的认知和我完全不同。晚上他训诫我说:你们这是胡闹!早晚会收拾你们的!
    
    进入6月初,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逼。深大学生会派出了五个人的志愿队(号称敢死队,其中有我的学生),带着游行时募捐得到的人民币10万元,赶赴北京。他们与广场上的学生领袖碰了头,也交付了捐款。3号,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已经在不间歇地滚动报导,我在家里也基本上没出门,时刻紧盯电视屏幕。开始清场了,坦克进来了,开枪了······我几乎整夜没睡,揪心地看着屏幕。那一夜老公也陪着我,还好他没再说什么,只是抱着我。我记得我冷得直发抖。
    
    还清楚地记得,6月4号是星期天。6月5号周一,到了学校才知道,深大敢死队的成员已经在6月3号一早就撤到天津,几个人都平安。当时大多数人家里还没有电话,孩子们的长途电话周一一早打到学校,老师和家长们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的香港报纸特别抢手,因为国内的新闻完全没有真相的报导。几天之后就是端午节,深大图书馆前的大台阶上,出现了一个插着香炉的祭坛,祭坛上还摆放了几个粽子。每经过图书馆一次,我就流泪一次。
    
    深大学生会的行动还在继续。他们和香港的学生会联合起来,发起了‘把真相告诉人民’的活动。每天早上,香港的学生们把成捆成捆的报纸和杂志送到关口,深大这边派人派车去接,然后在深大校园内派发。学生会呼吁我们把香港的报纸寄给内地的亲友,让看不到境外消息的内地亲友们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再后来,学生会又号召我们,不要在深大附近的邮局寄,要到市区去寄。因为邮局开始拦截鼓鼓囊囊的邮件。各种小道消息也开始疯传,据说柴玲等几个学生领袖,都是取道深圳大鹏湾偷渡至香港的。
    
    李鹏曾经在讲话中说:绝不秋后算账。可是,89年之后的几届毕业生,全部都有政治鉴定,写有“未参加反革命动乱活动”的毕业生,才有可能找到工作。没有这条鉴定的学生,连私企都不敢录用。90年的新生,刚上学就送去军训一年,四年的大学变成五年。
    
    深大校长罗征启,因为支持学生上街,在‘六四反革命动乱’中立场错误而被解除职务。多年以后,我曾在深圳的一个餐厅见到老校长。他和一群深大的老友们聚餐。我没有去打扰他,只是默默举杯,致敬他并祝福他余生平安顺遂。
    
    罗校长承揽了全部的责任,深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事后都没有被追究责任。当时的游行除了值班人员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法不责众吧!”
    
    “关于8964北京天安门的事,我是断断续续从电视上看到了。”
    
    另有一些网友并没有亲身参加1989年的运动,但也从其它途径了解到了当时的事态。这段似乎被从当代历史上抹去的历史,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深刻改写了众多人的命运,也影响着这些“旁观者”的人生。
    
    署名listen的网友那时还小,是从邻居家的电视了解到北京等地发生的事情。
    
    “89年我11周岁,那个时候,关于8964北京天安门的事,我是断断续续从电视上看到了,不过那时候能看的频道有限,基本就是中央台,而我们家族还没有谁买的起电视的,基本就是去邻居家看电视。
    
    当我从电视里知道北京发生事情之后,印象最深的是我站在院子中央,偷偷看对门家放中央台的新闻,开始电视说北京在闹学潮,看到有胡耀邦追悼大会,学生绝食,电视上说还有小孩参与其中,劝告小孩不要参与;看到有救护车救绝食的学生;还有电视上说到高自联,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到大会堂跟中央对话等,学潮在上海南京等地扩展,支持北京学生闹学潮,再后来,电视上又说学生是暴乱,电视给出的画面是,学生拦军车,烧军车砸军车,烧死军人,有的还把烧死的军人尸体挂在天桥上,还有画面说北京警方护送武器如何,还有学生去中央台如何,再后来就是天安门清场,平息反革命暴乱。再往后,电视上说有些人在大街上说天安门事件死了多少人,死的多惨,是造谣,后来电视又说有几个人被抓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信息的封闭,我一直是一个‘毛粉’、‘小粉红’,到1998年才开始觉醒,人性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心想要摆脱外在环境所强加给我的一切,特别渴望新知,自由,怎样才能摆脱奴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活得像个人。”
    
    “这成为一个三十年持续伴随我的梦魇”
    
    一位未署名的网友当年只有四岁多,一开始在这个幼童眼中热热闹闹的场面,最后成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时年我四岁半,并不是十一国庆摆花,却和家人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东南角的商店,吃到好吃的义利维生素面包,举着撕开包装的面包看着广场上的帐篷、旗帜、人群、垃圾,我连续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有一天爸爸下班给我拿回一块戒严部队的压缩饼干,直升机飞过市郊上空撒下星星点点的纸片,最喜欢的坦克和装甲车竟然成群结队近在咫尺,都是我开心又美好的回忆。
    
    突然一晚持续整夜的枪声,虽然听起来像过年的鞭炮,可是家里的气氛和人们的脸色可大不一样,我可能被捂住耳朵早早哄睡。之后一个叔叔在电视里挡住了一队坦克,竟然爬到了上面左敲敲右看看,他简直就是小男孩心目中的偶像。可世界全变了,平常每天看动画片的时间我依旧坐在电视机前,可画面里却反复清晰的播放着悬挂的尸体、烧焦的面庞、外露的肠子,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学会顾及孩子的感受,这成为一个三十年持续伴随我的梦魇,每周坐在我妈自行车后座经过法华寺和崇文门人行过街桥去打磨厂的姥姥家时,在这我恐惧的全身的汗毛都会竖起来,特别是夜里,仿佛能看到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挂着一具焦黑的尸体,直到小学毕业姥姥去世,不用每周经过崇文门,我才逐渐摆脱这个不断折磨我的恐怖感觉。
    
    事件结束后在幼儿园,每天电视里依旧连篇累牍念着名单,班里有个淘气的坏小朋友叫李新凯,我们起绰号叫他吾尔凯希,过了一段时间阿姨们不让我们再说这个名字,渐渐大家都忌讳在公共场合提起这一年这件事,只有每年过年时的全家聚会还能听到亲戚们在酒酣后骄傲地谈起当晚曾经在某根电线杆后和素不相识的人们站成一排躲避远处机枪扫射的子弹,震惊的看着坦克全然不顾上面拿扩音器演说学生把横陈的公交车路障撞成两截,惋惜的说起自己工厂被带走后再也没有音讯的同事,可怜某个邻居被流弹击中而失去的孩子。即使人们不再诉说,这依旧是我的四岁半的夏天,我记得。”
    
    “这件事我爸妈从未主动向我提及。”
    
    一位90后网友对美国之音说,父母当年参加过学潮,却从来没有主动跟孩子提起这段往事。
    
    “答主是90后,因此关于30年前的流血事件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的爸妈当年都作为学生中的一员,为那次运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据他们讲述,当年我爸妈是大学生,在运动的一开始,辅导员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们都纷纷鼓励学生们去北京参加游行活动,我的爸妈也随着大家一起去了北京,但随着事态的扩大,我爸妈并没有坚持到最后,而是选择中途回到了学校,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幸运,若不是放弃回学校而是坚持留守,可能我也不会降临到这个世上了。哈哈哈。
    
    我爸妈回到学校后,随着此次活动的最终定性,学校也开始秋后算帐,辅导员都不承认之前鼓励学生的行为,据爸妈回忆,当年学校空出了一间教室,校领导都在教室里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与此次活动相关的学生在教室外排队,一个一个进去问话,并且做出书面检查,检查材料纳入档案。但是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前程,都把检查材料还给了学生们,学生们全都撕毁材料,从此装不知道,对外一概宣称自己没去过北京。 这件事我爸妈从未主动向我提及,我是在18岁左右,随着浏览信息的逐渐增加,在一再逼问之下才得知的故事。”
    
    “奶奶直着就冲一辆车过去了,然后拍着窗户喊,让他们不许杀老百姓。”
    
    一位署名Dix-neuf网友是军人的后代,他回忆了自己和家人在六四事件中的见闻与感受。
    
    “爷爷是当兵的,就住在军博后面的亮果厂大院儿里面。六四的时候,路边都是军队的运兵车。我妈说,那天早上,她和我奶奶出去。奶奶直着就冲一辆车过去了,然后拍着窗户喊,让他们不许杀老百姓。我妈回忆说,当时当兵的一个个都挺丧的,低着头沉默不语,但实在怕他们开枪,就把奶奶拽走了。
    
    我叔叔当时是大学生,跟我二姑父去看了看情况,早上回来哭得稀了哗啦的。说趴在路边的房顶偷偷看,子弹就从脑袋上飞过去。 去年底,遇到了爷爷当时的老战友,随便跟老头聊了聊当今的时事。老爷子也提到了六四,并说了当时满地都是血的事情,还说刷了好几天才干净。”
    
    “悲愤和恐惧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
    
    署名谢四毛的网友在来信中说,六四“彻底改变了我”
    
    他写道:“每年的6月,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在沉默不语的境界里面,仿佛一些灵魂,用一种听不见的声音呐喊。”
    
    曾经生活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六四前后北京街头景况的他选择在六四30周年之际讲出曾经“不敢说”的见闻。
    
    “当年我工作单位就在木樨地,住在位于三里河的单身宿舍楼。那一天的晚上,我和女朋友在玉渊潭公园。女友憧憬未来,盘算着生活的希望。她对学运没有任何想法,感觉就像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而我虽然实实在在是个旁观者,却对时局忧心忡忡,真的担心流血事件发生。当我说出我的担忧时,她却讥笑我是吃饱撑的。在那种兵临城下情况下,我根本无心谈情说爱,便提出和她分手。其实她很想和我相处下去,她是独生子女,在北京还有父母单位分的房子,希望和我一起过小日子。对此我已经没有了继续谈下去的感觉。
    
    3日晚,我告别了满脸泪水的女友,已经快十点了,骑车沿着长安街往木樨地方向赶回宿舍。一路上,PLA的军车一辆接着一辆,载满了军人,他们缓慢地向天安门方向推进,当我骑车穿过时,车下的士兵们拦住了我,我赶紧示国家机关工作证。士兵验证后挥手示意我通过,而大街两旁满了群众,有一些人骂着脏话,向着军车投掷石块,而车上的军人则以石块还击。我正好处在人行道和汽车道之间的自行车道上,这是极其危险的境地,几次险些被石块击中,我拼命逃离险境。那些和军车对峙的人们,显然不是学生而是市民。
    
    穿过激烈的对峙区,骑车很快就来到示威的学生区域,他们井然有序,一排排地坐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学生们都有显著的标记,他们头上戴着‘绝食到底’之类的红头布,并且他们组织了纠察队,不允许外人加入。这些和平示威绝食的学生,是那样的单纯,望着他们,深深的同情油然而生。大军压近,他们如何能阻挡呢?我迟疑了片刻,便急匆匆地赶回宿舍。
    
    局势紧张而刺激,个人感情波折,工作单位党的控制,加上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搅和在一起,使我身心疲惫。室友都看热闹去了,我便在宿舍睡下。不久,就被劈劈啪啪的声音加上救护车的声音惊醒。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心里阵阵疼痛。第二天早晨,鞭炮声渐渐平息,我又骑车来到木樨地,长安街浓烟滚滚,路上看到一摊摊的血,我意识到,军队开枪了。
    
    4日的清晨,我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一路走过去,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车都被点燃,约有一百多辆。天空不时出现军用直升机高音广播并洒下传单,要求市民离开现场,留下家中。到了军事博物馆,士兵们已经撤到了院子里,市民们围了上来,斥责站岗的两位士兵,说,人民养活你们,你们却向人民开枪。士兵无动于衷,面无表情。
    
    离开军博,快到公主坟,看到更多的军车停在路上,军车多得看不到尽头。我走近一辆军车,和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聊了起来。我先是提到中学同学中有上了军医大学的温斌,大学的同学中有上了军官学校的张林,我们很快就拉近了距离。我问他为什么要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表示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并劝我早点离开,不要和军队硬抗,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希望市民和学生遵守戒严令。
    
    望着滚滚浓烟的坦克,我便骑车返回宿舍,路上骑着骑着就和一辆自行车并排一起了,我扭头一看,这不是温斌吗?怎么这么巧呀?我们都惊讶地跳下了车。自从中学毕业后,我们八九年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了联系,没有想到会在那个血腥场面和极度混乱的环境里见面。我把温斌带到我的宿舍,我们内心激动和悲伤,温斌是医生,他连夜抢救了好多学生。
    
    这里我就不转述他的话,因为事隔三十年,我的记忆不见得准确。希望温斌也能直接讲述当时的情景,以免遗忘。
    
    那年5日照常上班,有关部门的清除动作极其迅速。军队很快占领了要害岗位,大街也恢复了平静。但是,悲愤和恐惧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
    
    1989年10月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我们决定离开中国,经过几年波折,最终我们移民到了加拿大,并成为了基督徒。
    
    这三十年,我从未公开评价那段历史,也从未批评过中国政府在那个事件上的作为,更没有参加任何的民运组织。我无意参与任何政治,也没有要推翻中国政府。
    
    但我的内心却同情学生,纪念那些死去的人,愿我的祖国是一个人道、人权和人性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本,与世界接轨,人民有自由平等博爱和尊严,在这件事上,任何人无论有任何看法,都有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正视事实,是和解基础。愿那些失去生命的家庭能得到安慰,死去的灵魂能得到安息,而活着的人不再有恐惧,敢于说出真相。 ”
    
    年年此日悲且愤
    
    除了给美国之音寄来文字和相片,有的网友还用自创的诗歌甚至油画来表达对“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感概。
    
    昊夫、欢之两位老人作了一首名为《纪念六四30周年——一对老人的心声》新诗:
    
    “六四3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年年此日悲且愤, 今年此日添新愁。在这边远的老年社区,看不到纪念六四的标语横幅, 听不到纪念六四的声音传播。今年是六四屠杀30周年,中共的污浊而血腥的历史罪恶,又一次地被维稳欺骗镇压的行径厚厚地覆盖。那暴力和谎言’创造“的历史,使人民颤栗和愤怒!历史的真相难以掩盖,人民的志向不可强夺。我们要传承历史于四处,表达愤怒于当下。六四30周年之日,我们两位垂垂老人,将整日不食,追思回忆,以为默默抗争!”
    
    七十风雨,卅载血泪
    
    另一位署名无枝的网友以声律启蒙的形式写道:
    
    “八对九,六对四,真理对假空。 新闻对旧史,精赵对粉红。 二百斤,十里路,博士对初中。 包公遇川总,始皇比泽东。 猛追穷寇纸老虎,熟读经典维尼熊。 七十风雨,难改广场之色, 卅载血泪,不见女神之容。”
    
    名为weng bing的网友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创作了一副题为《六四——一笔共产党休想逃脱的血债》的油画。
    

    一名网友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创作了一副题为《六四——一笔共产党休想逃脱的血债》的油画。
    
    来源:VOA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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