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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玉:百年沧桑——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7月06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父亲杨文华,出生于1918年7月,河北省无极县人。18岁入南京步兵学校参军,1938-1939年在江西永修及高安参加抗日作战。黄埔军校十八期毕业。1949年随所在的部队72军在四川起义,时任72军34师少校参谋。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监禁近四年,后被遣返原籍继续管制,直至1978年底右派改正。2006年12月去世。
    
    父亲被打成右派并监禁时我才几个月大,监禁后被遣返的原籍离母亲教书的地方约40华里,他每年来几次,每次也住不了几天,仅在春节时才可住十多天。我六岁那年夏天因母亲要去县城开会,让父亲把我带回老家住了几个星期。这期间,父亲每天要下地劳动,因此我白天都是跟奶奶过。那次回老家对父亲的记忆也仅留下他骑自行车带我回去时的印象。我有了孩子后,父亲来帮我照顾小孩,在我出国之前和我一块儿生活了近两年,这是我与他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我对他的了解十分肤浅。没能和父亲更多地在一起生活,是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本文的许多故事都听父亲讲过,有的甚至听过不止一次,写作时参考了父亲的回忆录,文中的许多细节都来源于此。
    
    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和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共产党建政后毛泽东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父亲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家庭和童年
    
    我家祖籍河北省无极县城东的西流村(无极县有城东和城北两个流村。城东的流村一个村又分为东流村和西流村两个大队)。我的曾祖父年轻时在县城给人打工当小伙计,他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到我父亲童年时已是“无极公营盐店”的经理,并被推选为无极县商会的会长。
    
    我的祖父是家中的长子,他为人正直,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祖父自幼习武,读过书,能写会画。听老人们说当年村子里许多家大门后影壁上的山水或花鸟都是请我的祖父来画。他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是无极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他作为所谓的“堡垒户”,掩护和救助过多名共产党抗日干部。
    
    我的祖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性情温和,勤劳朴实,心地善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祖母从不与人吵架。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祖母做一手好针线活,街坊邻居谁家有了娶聘,或是做皮袄等难做的活,常请她帮忙。祖母虽不识字,但为人公正,明事理。街坊邻居间有了矛盾,常找她评理,大家信服她。
    
    父亲1918年7月7日出生。受我祖母祖父的影响,父亲性格敦厚,为人正直。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他从小便受到我曾祖父的宠爱。曾祖父常把他带在身边,并给我父亲起了“出头”的乳名,希望他能出人头地。据父亲讲,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在做人做事上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注重培养他做事要认真负责,待人要尊敬师长,懂礼貌。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曾祖父供他上学读书。父亲资质不错,读书也认真好学。1930年初级小学毕业后考入“无极县立国民高级小学”。曾祖父对我的父亲寄予厚望,多次表示要一直资助父亲读书:“能考上中学读中学,能考上大学读大学”。可惜1931年春我的曾祖父病故,父亲读完小学五年级便不得不辍学。
    
    南下参军和抗日作战
    
    在成长过程中,父亲曾多次听我祖父谈起过本村在南京步兵学校当军官的张国华先生,十六七岁以后便想前去投奔从军。但河北无极离南京遥远,家里无力支付这笔路费。1936年腊月的一天,父亲在县城巧遇无极一位姓何的正在为江南铁路公司招收去安徽修铁路的民工,说去了管吃住,每月还发几块大洋。父亲想安徽与江苏相邻,到了安徽就有了去南京的机会,修完铁路可以去南京当兵,便和他同族的一个堂叔一起报了名。
    
    1937年正月十三,父亲和他的堂叔一起离开家乡,背着行李冒雪步行约百里到定县,与在那里的150多名民工汇合。之后先乘敞蓬的货运列车到汉口,又连夜坐轮船抵达安徽芜湖,再步行三百多里抵达了目的地皖南绩溪县东流镇。第二天即开始为修铁路担石子。
    
    工头像对待犯人一样监督劳动,嘴上不停地骂骂咧咧,有时还动手打人。干了一个月后也没有发工钱。
    
    有一天父亲试探着问工头:“能支点零花钱吗?”
    
    工头恶狠狠地回答说:“你干一年也挣不回所花的路费!”
    
    父亲一听知道上当了,心想不能这样一天到晚像奴隶一样白干一年多,便在一天晚上和他的堂叔逃离了工地。
    
    1937年3月底,他俩到了南京步兵学校所在地南京汤山侯家塘,经我祖父的朋友张国华先生介绍,在南京步兵学校当了学兵。几个月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8年初,南京步兵学校迁往湖南湘潭,后又以步校为基础成立了炮兵第51团。1938年8月1日,刚满二十周岁的父亲随所属的51团开赴江西南浔线的永修参加抗日作战,时为准尉。
    
    1938年8月至12月的永修之战,日军有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多种火炮,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敌军的惯用战法是先用飞机低空扫射和轰炸,再用炮群轰炸,摧毁我阵地后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进攻。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装备落后且缺乏作战训练的国军伤亡惨重,父亲一次次看到他的战友倒在日军的枪炮之下。上前线时父亲所在部队每个连有190名官兵,四个月后,父亲所在的第十一连和并肩作战的第八连合并,未伤亡的仅剩70多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父亲告诉我当年永修之战国军伤亡惨重的教训之一是工事修得不牢,经不住日军炸弹和炮火的攻击。
    
    1938年12月下旬,51团残部撤退到南昌整休,补充兵员后归拨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51师。
    
    1939年3月1日,升为少尉排长的父亲二次赴江西前线作战。父亲所带的炮排共有52名官兵,配有两门榴弹炮和轻机枪步枪等武器。
    
    与上次永修作战不同的是,51师许多官兵有对日作战的经验,在师长王耀武少将(副师长李天霞)率领下和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该部先攻克日军占领的江西高安,再克高安以东的祥符关,重创日军,在祥符关与日军对垒,拉开了抗日战争“高安阻击战”的序幕。
    
    父亲吸取了上次永修作战伤亡惨重的教训,除选择了有利地形作炮位外,下大力气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利用一处坡地下挖两三米,上面逐次架上了三层粗树干,每层树干上培一米多厚的土。在工事内设置多个炮位点,并用一米多深的坑道使之相连,作战时不断变换发炮位置,移换炮位时都在坑道内完成,人炮转移不暴露目标。
    
    父亲给我讲述当年的情景时对王耀武将军充满了敬佩之情。王师长曾亲临祥符关第一线,巡视父亲所在的前沿阵地,给前沿阵地的官兵助威打气。当时敌我双方还在交火,不时有枪炮子弹从头上飞过。王师长披一件大衣,面对前沿阵地的官兵誓言:“51师全体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父亲称王将军“威风凛凛”,“有大将风度”。
    
    在高安阻击战中,一次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父亲所守卫的阵地发起进攻。在我军的炮火攻击下日军的装甲车受阻不敢继续前行,其后的敌人在试图穿过一条干涸的水沟时暴露在我军的火力之下。父亲用轻机枪扫射,亲眼看到一个个日军倒在他的枪口下。亲手击毙日本侵略者,为死去的兄弟们和国人报仇,这是父亲一生都引以为傲的事情。
    
    战场上的危险无处不在。进入农历五月份,江西高安一带已很炎热,我军作战部队还都穿着棉衣。一天午饭时,因天气太热,父亲和另外四人端着饭碗爬上一个土坡,上面有小风,凉爽了很多。不料他们被日军发现,一发炮弹打过来。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父亲把饭碗一丢,纵身跳入坡下的水沟,还有两人也跳了下来,他们三人躲过一劫,而另外两人反应晚了一步,被当场炸死。险些被炮弹炸死的情况在永修作战时也发生过。
    
    51师英勇抗敌,在祥符关作战四个多月,阻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保证了高安城的安全。高安阻击战一战,51师打出了军威,1940年王耀武升为七十四军中将军长。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浴血抗日经历,父亲对共产党所谓的“国民党不抗日,假抗日”的宣传一直耿耿于怀。他曾对我说,“国民党不抗日?”“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
    
    2005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大陆政府给父亲发了刻有他名字的纪念章以及慰问金和食品,这是共产党政府第一次在大陆公开慰问国军抗日人员。据说,当时在大陆健在的参加过抗日作战的国共两党军人合计仅剩两千人左右。
    
    2006年夏天我回国探亲,父亲拿出他的纪念章与我合影,并感叹地对我说,“共产党终于承认我们抗日了!”
    
    当年在民族存亡之际为抵抗日本侵略而英勇参战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此而献身的先烈是超越党派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应永记这些民族之魂。
    
    1938年8月父亲开赴前线作战时,和他一同参军的堂叔被安排在军校后勤部门工作,没上前线。父亲几番参加血战,极其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的这位堂叔却在父亲上前线后的一次游玩时不幸落水身亡。真的是命运弄人。
    
    1939年春,以原南京步校教育长张权将军为总队长,新成立了“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高安阻击战”后,父亲被派到广西兴安,去成立不久的“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参加战炮培训。
    
    在从江西到广西的途中,父亲经过武汉,在火车站听到了熟悉亲切的乡音。上前一打招呼,得知对方是河北无极县武家庄人。这位阎姓长者的钱在车站被盗,正在发愁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知道后给他买了车票和吃的,还给了些零花钱,解除了他的困境。非常巧合的是,二十多年后,这人的侄孙女和我母亲同校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家才知道了这段往事。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设有几个短期班,培训排、连、营长。父亲被派到重三班专学平射炮,1939年12月以优秀成绩毕业,被任命为战炮总队直属第二营第五连的中尉连副。
    
    四川岁月
    
    1939年12月,战炮总队奉命移驻四川璧山县(璧山县现属重庆直辖市)。父亲自此在四川生活了长达十年。
    
    1.张权将军·黄埔军校·炮兵第57团
    
    1937年3月父亲在南京步兵学校参军,当时南京步校的教育长即是张权少将。“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也是张权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据称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反装甲兵部队。张权被誉为中国机械化反装甲兵种创始人,后晋升为中将。
    
    1940年10月,战炮总队父亲的营长突然被调往成都军官学校当教官,不久来信说黄埔军校十八期学生将于11月招生。父亲找到总队长张权将军请假去成都报考军校并获得批准。
    
    父亲本来仅有小学五年级的教育水平,当时报考黄埔军校他自称“有点不自量力”。幸运的是,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军校对家在日军占领区的考生有降低录取分数的特殊照顾。考后父亲先被录取到“入伍生团”,补习文化课一年。1941年11月,父亲参加了复试,获得了正式录取,成为军校十八期二总队的一员。
    
    军校当时共有步、骑、炮、工、辎、通信六科。父亲被分到步六队,重点学习迫击炮。
    
    1943年10月父亲军校毕业,回到璧山的原部队战炮总队,在总队部干部训练班任中尉助教,第二年春晋升上尉。训练班轮训各炮团的排连长,三个月左右办一期。上课讲炮,操场练炮。父亲专门学过有关方面的知识,又有在黄埔军校学习和高安作战的经验,助教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好景不长,战炮总队突然被解散。
    
    1944年初冬的一个黎明,一声声的紧急集合号把大家惊醒。总队部的官兵被召集到操场上,四周布满了另一支部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诡异。
    
    一位配中将军衔的大员宣布:“军政部命令:‘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的番号立即撤消。张总队长另有任用,其余所有人员遣散,各部门立即办理移交,由军政部来人接收。”
    
    张权将军倾向于共产党,在四川璧山时,他的秘书即是共产党派去的。共产党在“战炮总队”的活动被“军统”发觉,从而导致了“战炮总队”被解散,番号被撤销。当时经调查虽因缺少张权将军直接通共的证据而没抓他,但蒋介石已经起了疑心。
    
    张权将军1949年5月在上海策划兵变和密谋活捉蒋介石和蒋经国,因人告密而被国民党杀害。后被共产党追认为“革命烈士”。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从1993年起黄埔同学会便给会员约稿回忆抗战。父亲先后发表了多篇回忆抗战的文章,其中一篇专文回忆张权将军,题目大概是“抗战时期张权将军二三事”。我和家人目前仅找到他发表的另外三篇文章:1994年<<黄埔>>杂志第一期的“高安阻击战之一角”,2004年6月<<河北黄埔>>杂志(纪念专刊)的“悼念两位为抗日捐躯的学长”和2005年9月<<河北黄埔>>杂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刊)的“抗日作战简述”。
    
    “战炮总队”被解散后,因其成员有“通共”嫌疑,其它部队都不愿任用。父亲找了人在璧山南京步兵学校时的校长王俊将军。王将军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次长,是资深望重的军事教育家,黄埔军校创始时即任第1期教官,军中许多中高级军官是他的学生。经王将军推荐父亲才得以到炮兵第57团降级为连副使用。
    
    40多年后,父亲对当年见王俊将军的情景记忆犹新,并惟妙惟肖地模仿王将军浓重的广东话讲述他们当年见面时的情景。
    
    炮兵第57团是独立团,受军政部直接领导。到57团不久,团部视察第三营,看了父亲指挥的步兵班攻防对抗演习。演习后朱式勤团长作了极满意的讲评。副团长等人对父亲在连队制作的军事训练图表和训练日记很欣赏,了解到父亲有文化,行文条理分明。第二天,副团长打电话叫父亲到团部,说经与团长商议,调父亲到团部接替已提为营长的原团部文书,负责与军政部的文书往来和团部的其它文牍。
    
    57团朱式勤团长和太太喜欢唱京戏,得知我父亲会拉京胡并熟知京剧锣鼓后,常在周末和节假日邀父亲去家里和他们夫妇一起娱乐。朱团长还置备了一套京剧锣鼓,他们常常是先敲打一阵京剧的开场锣鼓热闹一番,然后父亲拉京胡伴他俩唱几折京戏。父亲因此在炮兵57团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我网搜朱式勤团长,得到以下信息:1949年10月,解放军渡海夺取舟山群岛西部的金塘成功登陆,守军几被全歼,102师仅师长与少许残部撤出。蒋介石震怒,将时任102师师长的朱式勤押送台北,判处徒刑12年。
    
    我庆幸父亲离开了炮兵57团,没有成为国共内战的牺牲品,也避免了去台湾与大陆亲人隔绝的悲剧。尽管如此,国军军官的经历注定了他日后在劫难逃。
    
    2.打抱不平
    
    父亲脾气耿直,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且敢作敢当。他亲眼目睹了当年国民党的腐败并对之深恶痛绝。
    
    1)枪杀恶狗
    
    1946年10月父亲任隆昌团管区司令部第九中队的上尉中队长,驻在四川隆昌。
    
    一天中午,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婆婆,领着她不满十岁的小孙子,到营房找药治伤。小孩脚上流淌着血,说是被狗咬伤的。父亲问:“谁家的狗这么凶,找他去。”老婆婆说:“找,谁敢去?赫赫有名的黄大爷,谁惹得起?”并说这狗已多次伤人。
    
    父亲一听十分气愤,立刻派了两名班长带着枪,找到黄家把狗打死,并将死狗拖回连队。
    
    那位“黄大爷”气势汹汹地跟着也找来了。父亲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先商量一下,看你该出多少养伤费。”这位“黄大爷”一看父亲那气势,不敢再纠缠,悻悻而回。
    
    2)痛打张秘书
    
    在隆昌时,一位河北大名县人梁某听人说当地驻军的中队长是河北人,便找到父亲。他没有工作,家庭困难,希望父亲帮他找点事干。父亲对他十分同情,不久后介绍他到隆昌戏院当了售票员,半年多相安无事。
    
    一天晚上,在隆昌戏院当售票员的河北老乡梁某找到连队上,哭着告诉父亲有一个张秘书打了他,还逼戏院老板开除他。
    
    父亲问:“张秘书为什么打你?”梁说:“他让我每天晚场,给他留出前三排至五排中间的三个座位,今天票卖完了只给他留了一个,他就打我。”
    
    父亲又问:“老板对你怎么样?”梁回答说:“老板说我工作很好,他因为害怕张秘书,不敢留我”。
    
    父亲安慰梁某先回去,等他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张秘书何许人也?经查问,张某是县政府的特务秘书。此人极坏,经常以通共、通匪嫌疑欺压百姓,诈人钱财。隆昌人对他恨之入骨但又惹不起他。
    
    父亲前思后想没有什么好办法收拾他,便决定要当众揍他一顿,杀一杀他的威风。
    
    一天晚上,得知张秘书又去戏院看戏,父亲派了两个身强体壮的下属去,交代二人狠揍他一顿但别出人命别打伤他。
    
    二人遵命来到戏院,其中一人上前一把将张秘书的近视眼镜打掉,另一人跟上去,二人把张秘书架起来拖到戏院门口的大街上,一阵拳打脚踢,打的张秘书鼻青脸肿,屁滚尿流,还一边打一边数落他的种种恶行,狠狠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从此他老实多了。
    
    这两件大快人心的事在隆昌影响很大,也受到密切监视当地驻军的地下共产党的关注。打张秘书后不久,在隆昌县城行医的郭成圩医生邀父亲相见。一见面,郭医生便说感谢他为隆昌人民办了不少好事。通过多次接触,父亲和郭医生成为好朋友。以后父亲才知道,郭医生是共产党在隆昌的敌工组长。解放后郭医生出任隆昌县公安局长。
    
    3.执行送兵任务多次遇险
    
    1948年春,父亲接受任务将1000名新兵从四川送去甘肃天水。去时还算顺利,回四川时一路上多次遇险,事故不断。
    
    当车行驶至陕西凤县境内爬一个陡坡时遭遇武装土匪劫持,大股土匪开火打伤二人将车队拦下,还算幸运的是土匪只抢钱财和武器弹药而没再伤人,抢后扬长而去。
    
    真的是祸不单行,行车到四川绵阳附近,车厢内的备用汽油桶着火,驾驶员因不知情车还在快速行驶。危急时刻众人急忙跳车逃命。父亲没有慌乱,意识到跳下去摔不死也得伤筋断骨,便在车尾扒着车厢将全身伸直坠在车厢外,然后两手用力向前推车厢后松手,以减轻惯性带来的向前冲力。结果父亲只两个膝盖蹭破了皮。而匆忙向下跳的都摔骨折,有位副官摔成重伤。
    
    到隆昌后,父亲搭客车去璧山。车到永川附近一个转弯处,与对面开来的大货车迎头相撞。客车左面的车厢被撞碎,坐在客车左边一二排的人都受了伤。
    
    上车时父亲本是坐在左边第二排,邻座的一位女青年嫌父亲吸烟,捂着鼻子还不时拿眼睛瞪父亲。后有人下车,父亲挪到车的右边坐,没想到因此而避过了一劫。
    
    那位女青年伤得不轻,被抬下车。父亲心存感激,走到受伤的女青年面前,恭恭敬敬地给她行了一个军礼说,“谢谢你救了我!”
    
    4.起义后险些被国军枪毙
    
    父亲在隆昌的部队隶属于郭汝瑰中将为军长的72军。1949年初父亲调驻隆昌的72军34师参谋处,任师司令部上尉人事参谋。师长柏恒为人正直清廉,精明能干。经过短时间的相处,柏师长对父亲的能力和人品很欣赏,信任有加。父亲说他和柏师长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郭汝瑰是中共地下党员,组建72军之前是国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淮海战役期间给共产党提供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共产党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大功。
    
    (郭汝瑰从1951年起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这是意外?还是将计就计?还是什么人安排的“苦肉计”?尽管有人回忆了经过,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随后在“反右”中又被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又被中央军委下令“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时他当然也在劫难逃遭到批斗······)──引自高伐林“功臣的命运”一文,见2018年5月19日《华夏文摘》。该文还披露了中共中央有关地下党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父亲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期间,国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有厌战情绪,觉得抗战已打了八年,国家已是千疮百孔,应当休养生息,中国人不应自相残杀。
    
    郭军长和他下面的几个师长都反对内战。1949年12月11日第72军通电全国,宣布全军起义,父亲时为34师司令部少校参谋。
    
    起义后经柏师长推荐,军长郭汝瑰送父亲等人到西南军大学习。1950年3月1日,父亲等30人在去军大学习的途中被上山打游击的国民党残部包围和劫持,并进行了逐个审讯。30人中只有父亲和另外一人是军人,其余的都是青年学生。审讯父亲的两人是被其下属称为“师长”和“参谋长”的军官。审讯后学生被全部释放,父亲和另一军人则给了两条出路:跟他们上山打游击或就地正法。二人都表示坚不上山。师长斥责父亲身为少校军官,黄埔军校毕业,背叛党国,投降八路。父亲则争辩说国民党的战事打成这样的局面自己这样的下级军官没有责任。师长见父亲还敢跟他争辩,又拒不上山与他们为伍,恼羞成怒,大喊:“都拉出去毙了!”几个士兵上来分别架起二人往外走。父亲急了,大声喊冤。说自己多次参加抗日作战,没死在日本人的手下,没想到今天死在国军手里,冤枉!
    
    这时父亲听到“带回来!”是那位参谋长的声音。
    
    参谋长详细询问了父亲在黄埔军校的情况,从入校时间,哪个总队,总队长是谁,大队长是谁问了个遍。当父亲说出大队长的名字时,参谋长微微一怔,进一步询问了大队长是黄埔几期的,哪里人等细节,父亲都一一作答。
    
    不知是父亲的抗日经历还是父亲在军校的大队长是他的旧知或其他什么原因,这位参谋长动了恻隐之心。他对师长说:“把他俩送军部处理吧?”师长说:“可以。”
    
    二人暂时逃过被就地处决的死劫。
    
    他俩随即被五花大绑,上山走了一个多小时,未松绑关入一间屋子,门口还有岗哨。
    
    不久,听到外面有跑动声,随后不久又听到山下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外面嘈杂了一阵后归于平静。门口哨兵也不见了,喊了几声也无人回应。二人摸索着相互解开绳索后,溜下山去躲起来。天亮后才碾转回到军部。
    
    原来,那些学生被释放后跑回军部,报告了他们被劫持的经过。郭汝瑰派了他的警卫营来剿灭这股武装。
    
    第二次去军大学习顺利成行。父亲被分到军大三总队第一营第一连。第一连约300人,全部是校级军官。
    
    八月份军大学习结束前,连指导员找父亲谈话说:“几个月来你思想进步很快,成绩显著,领导上对你的改造很满意。我提议安置你的工作,领导同意你下连队当文化教员。本来内定原则上不起用校级军官,你是例外。”接下来便让父亲填写了《干部登记表》,并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
    
    得知父亲军大学习结业,隆昌公安局郭成圩局长邀请父亲留在隆昌工作,任圣灯山矿井的警卫队长,统领约50人的警卫大队。与军大的领导协商后,军大同意父亲去隆昌工作。
    
    父亲本已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在第二天收到我爷爷的来信,说非常思念儿子希望他回家,便决定迁回河北老家。
    
    中将张国华
    
    我上网搜索国军中将张国华,没找到任何信息(共产党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张国华中将,江西人,我讲的这位不是他)。因此,我只能把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转述一下。父亲在回忆录中没有谈及以下内容。
    
    张将军是河北无极县人,与我祖父同乡并有私交。如前述,1937年父亲就是投奔在南京步兵学校当教官的张先生参军的。因此,张国华将军是我父亲的贵人。
    
    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还专程去拜访过人在四川已升为中将的张先生。
    
    这时的张将军缺少了父亲原来记忆中的随和与亲近,多了高官的派头和傲慢。交谈中除了让父亲跟他干外没有其他让父亲感到实在的内容。整个见面过程张将军甚至连他的老友(我的祖父)及家人都只字不提不问,给父亲留下了很糟的印象。
    
    朝中有人好作官,背靠大树好乘凉,恐怕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张将军主动要父亲跟他干,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目睹张将军的变化,脾气耿直的父亲笑笑没有明确表态,但心中想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见面中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父亲下定决心离他而去。
    
    他们交谈其间,张将军的一位下属报告求见,带来了给张将军印好的新的名片。当下属将一提包名片恭恭敬敬递上时,张将军勃然大怒,接过提包愤怒地摔在地上,训斥道:“你怎么不把整个印刷厂给我搬来?!”
    
    名片撒落一地。
    
    下属唯唯诺诺,俯身去拣散落的名片。父亲则感到极为不舒服,心想,“你也太难伺候了”。
    
    父亲告辞,张将军让父亲找他的某位下属办理加入其部队的手续,但父亲此时已经打定了主意,直接回到了原部队报到。之后因部队频繁改动与张将军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父亲在家乡见到张将军的太太,张太太说,自从那次离开后张将军曾几次和她提起我父亲,对我父亲的评价是“能干”,但“脾气太倔”。并告诉父亲张将军已去世,而且是自杀身亡。死因令人唏嘘。
    
    国共内战时期,张国华中将的部队驻防河北保定,他本人则坐镇北平。保定他的下属有些是地下共产党,他们多次转移军需品给河北的共产党部队,后被军统发现。军统告发后经蒋介石批准,一封密电从南京发往北平警备司令部,说张国华“通共”,令立即抓捕。警备司令和张将军是朋友,收到电报后他直接去张将军的府上报信。不巧张将军和太太去看戏了。警备司令又匆忙赶到戏院,通知他们快逃。二人不敢回家,直奔火车站坐火车去天津躲进了法租界。国民政府随后下令全国通缉张国华。
    
    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取得平津战役胜利后张将军成了反蒋英雄,共产党的座上宾。但好景不长。1949年10月下旬攻打金门的战斗失利,共产党的参战部队损伤惨重。当时有一位守卫金门的指挥官曾是张国华将军的部下,共产党便动员张将军前往金门劝降。
    
    张将军左右为难:自己正在被国民政府通缉,前去劝降,去了肯定会被国民党杀头;不去吧共产党这边又紧逼不放。思考再三没有办法,随自缢身亡,享年五十多岁。
    
    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时期尤其是如此,不仅普通老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证,地位显赫的人也常常会成为牺牲品。
    
    可惜一位高级将领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肃反”和“反右”
    
    阔别家乡十四年,1951年初父亲回到河北无极。回河北后,父亲一时找不到工作。我祖父让他去无极县委找某人,说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看能否帮忙找点事情做。父亲见到这人后一说,没想到他说不记得我爷爷这个人和当年救他的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爷爷当年救助过的另外一人解放后出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此人知恩图报,受他诚挚邀请,我爷爷两次去天津小住。
    
    人和人真的是天差地别。
    
    1952年秋河北农村开展扫盲运动,父亲开始做扫盲教师,后成为正式的小学教师,教五,六年级的学生。
    
    父亲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见多识广。他记忆力非常好,口才也不错,讲课广受好评。据他的学生讲,他开的地理课能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讲得生动有趣,且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尤其受欢迎。
    
    曾经当过国民党少校军官的父亲,1955年“肃反”时成为无极县主要的被审查对象。县公安局对父亲的历史作了一年多的详细查证,1956年秋的一天,县肃反办公室把父亲叫去,一位工作人员写了“郭成圩”几个字,问:
    
    “你认识这个人吗?”
    父亲说:“认识,他是解放后第一任隆昌公安局长。”
    那人接着说:“你的问题很快就查清了。你的思想很进步,肃反没你的事”。
    
    不久,父亲接到通知,让到县肃反办公室去看结论。见到的结论是:“伪军官,两次参加国民党,起义后经过学习资遣回家。担任教师以来工作积极。不予以处分。”
    
    许多留在大陆的国军的中下级军官在1950-1956年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中被镇压。父亲逃过这些劫难,除了郭成圩的因素之外,可能与他是起义人员有很大关系。
    
    他虽然安然度过了“镇反”和“肃反”运动,但另一波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却把他打入了牢狱。
    
    1986年春至1988年春父亲和我一起生活。有一次我问父亲,“反右时您发表了什么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父亲告诉我说没有任何言论,接着给我讲述了其大概经过。
    
    1958年夏的中小学教师整风,拉开了无极县反右运动的序幕。上级规定,在无极县的中小学教师中,必须整出80多名右派来。整了一段时间进展不顺利,就让公安局根据档案先选定了十六个人。父亲因曾是国民党员和国军少校军官的历史而入选,一夜之间成为无极县第一批的右派分子。
    
    父亲虽是无极县第一批被打成右派的,但事后并没有立刻处理,而是让他讲完所担任的六年级的课后才送去石家庄劳改队。
    
    父亲成为右派后和去石家庄劳改队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被人落井下石的事件。
    
    和父亲同宿舍的老师米某掌管学校的财务,说是财务,其实总共也就有三十块钱。学校的教师都是本县的,周六下午放学后教师都会回家过周末。一个周六下午,米某离开学校时父亲还在。周一返校后他声称锁在宿舍抽屉的三十块钱被盗了。但宿舍的门锁和抽屉的锁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入室偷盗的痕迹。米某同时报告说,他周六下午离开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还在学校。意思非常明确,我父亲不仅仅是有重大嫌疑,几乎就可以认定是盗窃犯了。
    
    学校领导几次找父亲调查,父亲承认他最后一个离开学校,但断然否认偷窃,说自己堂堂正正,从不干这种勾当。
    
    调查一时无果。
    
    过了没多久,因右派名额没达标,这位米某因家庭出身问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随之交代了自己因家中急需钱监守自盗而谎称被盗的事实,这件事才算水落石出。
    
    1958年10月1日,父亲被收押到石家庄劳改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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