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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基民: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19日 转载)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18年1月号
    

    1
    
    1927年3月20日黄昏,南昌城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一身戎装的郭沫若失魂落魄地敲开了南昌警察局局长朱德的家门。同为四川老乡,郭沫若与朱德结识于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当时,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见到这位多日未见的朋友,朱德十分开心却又颇为惊愕,连问“怎么啦?”
    
    朱德这么问,是有道理的。
    
    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他接到邓演达的电令,让他速去南昌,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会合,组织精干人员主持政治部工作。
    
    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然而,蒋此后的行径却让郭沫若大失所望:先是在安庆,后在九江对支持北伐的劳工下手,一时血流成河。他还亲眼目睹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在上海的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带口信给黄金荣、杜月笙等等“维持秩序”,而上海的工友一面组织武装起义,与反动军阀拼死相搏,一面还在欢迎他的部队到来······
    
    听完上面的陈述,朱德完全明白这位老乡的心情。他鼓励郭沫若:我拿枪,你拿笔,你难道不可以写些什么?郭随即铺开纸墨,奋笔疾书:“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最后给文章加上了一个标题《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
    
    这是大革命成败关键时刻一篇重要的战斗檄文。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2
    
    郭沫若亡命海外,朋友们却没有忘记他。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日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正如郭沫若所言:“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见了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其时,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日本皇宫元老——笔者注)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郁达夫此番赴日,其实是奉命专程策动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的。对此,郁达夫之子郁飞曾记述道:“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近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
    
    郁达夫回国后,向自己的上司陈仪反映了郭沫若的情况,请陈仪帮助请求最高当局让郭沫若归国。陈仪随后致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请他探询蒋介石意见。何廉等人也正有此意。在接到陈仪信之前,何廉和翁文灏在为蒋介石准备参加庐山国是会议的人员名单时,大胆地将郭沫若的名字列上了。蒋介石看后表示认可,说“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并详细询问了郭沫若的近况。何廉接到陈仪信后,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允许,但条件是郭沫若回国后在福州居住,由陈仪负责监视,不得有“越轨行动”。虽然应允了,却形同软禁,郁达夫只得继续努力。
    
    这年4月底5月初,郁达夫前往上海、杭州、南京一带活动,与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宴游,借机请钱大钧等人向蒋介石进言。钱大钧等人委托郭沫若的老乡、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向蒋介石提出此事——当初要求国民党中央通缉郭沫若的,正是张群。5月17日,张群见到蒋介石,提及郭沫若归国之事,得到了蒋的应允。
    
    3
    
    设于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了具体策划郭沫若秘密回国的任务,这个研究所系对日情报机关,直属蒋介石侍从室。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是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对日问题专家,真正的“情报王”。从1921年始,他六次东渡日本,或读书(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或考察、或交友,甚至与日本皇族西园寺公望成了好朋友。他深刻了解日本的国情,善于综合各种信息,判断力精准。1937年5月15日,他致电蒋介石,准确预测了“不出7月,日军必在华北寻衅,以求吞并”;1941年11月,他又电告蒋介石:“日本联合舰队先北上后南下,一个月后必在太平洋对美发动突袭,最可能处珍珠港。”1944年末,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攻占了衡阳、柳州、桂林,剑指重庆,举国哗然,蒋介石甚至准备再次迁都至雅安,但王芃生指出:倭寇已穷途末路,一号作战实为最后一战,到不了46年(指1946年),一定投降。”1937年初,蒋介石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实为专门从事大战略的研判,王芃生出任中将主任。
    
    除了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还集中了一批对日研究专家,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有时为驻横滨总领事的邵毓麟,以及谢南光、潘世宪等,再有就是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的顾高地。
    
    顾高地是著名钢琴家顾圣婴的父亲,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他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将军的秘书、中校参谋。他曾利用自己的人脉,迅速与上海市民协会联系,解决十九路军的军需问题。上海市民协会副会长杜月笙当即自掏腰包买了5万双回力胶鞋。由于上海市民的支持,十九路军穿上了胶鞋,军饷待遇超过了中央军,一直到他们调防,还有数万大洋存在上海银行里。
    
    顾高地更重要的工作是在情报上。1932年1月15日,顾高地向蔡廷锴报告:日本军队月底前会在上海挑起事端,地点大致在日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闸北一带。1月23日晚上,蒋光鼐、蔡廷锴在龙华司令部召开了十九路军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一致同意以血肉之躯保卫大上海。1月28日深夜,日本兵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将士奋起反抗,他们在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支持下,与日军血战一月有余,没有后退一步。顾高地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引起了王芃生的注意,他任命顾高地担任当时情报工作最重要、最复杂的京沪区主任,交给顾高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营救郭沫若归国。
    
    顾高地仔细分析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要使郭沫若平安归来,必须做三件事:一是让蒋介石正式撤销通缉令;二是让郭沫若作好归国的准备,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他的日本夫人郭安娜与五个孩子暂时就不能回国了;三是不能让亲日的驻日大使许世英知晓,郭沫若要乔装化名秘密归来。
    
    王芃生完全同意这番意见,他告诉顾,年前他已通过陈公洽(陈仪)让郁达夫赴日,他会让郁达夫再给郭沫若写一封信,将准备归国的信息传递给郭沫若。两人协商后,决定由顾高地与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邵毓麟联络,请邵毓麟跟郭沫若通消息。一系列的秘密行动悄然开始······
    
    4
    
    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邵毓麟以官方身份与郭沫若接触已变得很困难。顾高地另行安排了与自己有着特殊友情、同时认识郭沫若的寓日画家钱瘦铁作为联络人。钱瘦铁,字叔崖,江苏无锡人,因创办中国画会而出名。他应日本画家桥本关雪之邀赴日访问,当时住在东京的林町,实际上是王芃生安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
    
    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第二天一早,金祖同将“遗言”交到钱瘦铁手里,钱瘦铁大喜——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契机。他告诉金祖同,事不宜迟,郭沫若回国之事要抓紧进行,一切手续由钱本人代理,金祖同负责来回接洽。随后,钱瘦铁通过秘密途径,将郭沫若的“遗书”送到顾高地手里,再由顾高地转交王芃生。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他与郭安娜(佐藤富子)于1916年结婚,妻子随着他颠沛流离,四处漂泊,为他生育了四子一女,至今已整整20年,怎能忍心将他们留在虎狼之窝而独活?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一行人要乘坐的是从温哥华经日本横滨、神户再往上海的加拿大邮船。7月24日,台风肆虐了东京湾,狂风大作,豪雨倾盆,但第二天转而风平浪静。25日清晨,郭沫若起了个大早,他着和服木屐,连饭也没吃,仿佛出去溜了个弯就会回来似的,躲过了日本宪兵的监视,匆匆赶到了钱瘦铁家里。钱的夫人早已为他准备了早餐,沐浴更衣后,郭沫若穿上早已备好的衬衣、西服与皮鞋,提上了一个当时有钱人旅行用的皮圆筒旅行包,戴上巴拿马凉帽。钱瘦铁还特意替他印了“东京帝国大学杨伯勉教授”的名片,亲自伴同,坐上计程车,一路疾驰,来到横滨火车站。他们购买车票跳上了“燕号”特快列车,一路上有惊无险到达神户,登上了“日本皇后号”的头等舱。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主席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以后有许多人撰文述说郭沫若归来,是由共产党秘密策划安排的,其实不然。夏衍在晚年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写道:“我急于知道他这次回来的经过,汉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他是下了决心的,可是一上岸,就碰上了国民党方面的人,这可能是驻日使馆向南京发了电报,他是二十七日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才知道,把他从沧州饭店搬到这里······’”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8月7日,是卢沟桥抗战一个月纪念日,上海各界市民聚集在南市蓬莱大戏院观看新上演的三幕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这部戏是七七事变后,上海剧作者协会会员们集体赶写出来的,由上海各剧团上百位明星联袂出演。夜晚剧场门打开,观众一拥而入,连过道两旁都站了许多买了站票的热情观众。戏快开幕时,一行人在夏衍、阿英、郑伯奇、李初梨等陪同下,走进了剧场中的通道,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啊,郭沫若······”“郭沫若也回国了······”
    
    这叽叽喳喳的声音立刻变成掌声,然后掌声又变成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郭沫若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一次集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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