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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7月07日 来稿)
    
    投稿者不必来续稿了,都找来登了,除非有修改——博编
    

    作者:鲍戈
    
    序言
    
    一九九八年中国的江河也忽然寻衅滋事,兴风作浪,向中央挑战,让中南海一片慌乱。尽管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根据北京水利专家的判断,深信至少三年之内长江流域不会再发生特大水灾,并且已经开始忙碌着向国内外宣传:“今年上半年农业丰收已成定局”,而且是“历史上又一个破纪录的丰收”,孰料偏偏大自然不懂政治,拒绝“作美”——入夏以后,在集中着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患泛滥,并很快演变成四十多年来罕见的全流域性洪灾。灾情甚至还扩展到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的嫩江平原,重创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结果,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的二亿三千多万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倒塌房屋六百八十五万间,近二千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估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千五百五十一亿元人民币。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来抵沙袋之缺,动用仓内八百吨粮食填堵堤坝缺口,结果当洪水破堤淹没市区以后,幸运逃出的市民又面临粮荒的威胁。洪水冲破湖北省嘉鱼县境内的长江大堤时,还把守堤的二百多名驻军和近五百名民工一卷而走,而前往抢险的二十辆满载武警的军车也被洪水冲散,约有一百五十多名武警当即亡命。但是,为了保住二百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勇奉旨抵达荆州市传下江泽民和张万年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违命退却者按军法论处。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海军南海舰队、东海舰队、军事院校共调集三十二万名官兵以及五百多万名预备役民兵参加抢险救灾;湖南省监狱管理局还将关押在岳阳建新监狱的两千多名囚犯押赴堤坝抵死抗洪。洪水继续迅猛地向前挺进,沿途将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冲开数十个决口,来不及逃命者都成了水面上四处漂荡的浮尸。保卫东北大庆油田的三道护堤也被洪水逐一击溃,二千多口油井就地受淹。当嫩江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线二米以上时,防汛指挥人员向大庆市水利局询问确切水位,答复却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水位,因为我们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第一部分 千里之堤溃于贪
    
    数十万解放军正吃力地从老远搬运沙袋填江补堤,有的索性整队整队地跳入水中以人墙挡水,其悲壮场面或许能令四千多年前以治水闻名的大禹也为之动容。望着解放军身穿救生衣,手拉着手以血肉之躯充当沙袋,在江中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来巡察的新总理朱熔基也不觉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大跃进时代”,不胜唏嘘抗洪方法之原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名副市长早先曾向他保证“大堤稳若泰山”,但是仅隔了一个多星期,大堤便崩溃了。朱熔基找到那位报喜不报忧的副市长,厉声问道:“到底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麽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总理盛怒之下要求彻查这一事件,从设计、施工到监工,每一个环节都要查。调查人员在大堤决口处发现,因堤身的混凝土根本不合规格,经水流撞击后便成了“豆腐渣”样的碎块,而嵌入其中的所谓主钢筋还不及小拇指粗,其余则是一些不顶用的竹条;更令人震惊的是,决口处附近还被九江钢铁总公司和庐山石油公司挖了一个大土坑 ---- 他们通过“疏通”市政府的审批环节,获得了可以在脆弱的堤坝旁任意刨地掘坑,兴建水上加油站的施工权,而掘坑后又长期不开工,也不回填压实,结果造成堤基不稳。六月二十六日广东省恩平市茶山坑水库副坝坝体也发生溃决,有三十四人死亡,而该水电站负责人吴国兴、吴仲荣、黎培景等人在在事发前便已知大坝早已渗水,形成了“牛皮胀”,却不及时处理,还欺上瞒下。此外,愤怒的灾民们还举报说,钱塘江下沙段工程承包者卢宝兴等人用行贿手段,串通杭州市堤塘建设管理处处长钱震中、杭州市水利建设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陈勇、下沙江堤管理处处长赵木兴、下沙标准海堤项目经理徐亚军和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监理公司经理颜国甫,将杭州市民为全面维修钱塘江大堤而踊跃捐献的建设款化为私有,在加固一段造价近五百万元人民币、按“百年一遇”标准设计的海堤时,大肆偷工减料,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入基础沉井,留下了严重的事故隐患。而六月二十九日发生在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荷村的水闸堤段崩决事件,也已查明是由于丹灶镇水利所所长陈永安、镇党委书记黄志文、镇长冯演祥以及南海市水利局局长邹铭祥等人玩乎职守,在选择水闸工程的施工单位时,私下收受没有任何施工质量保证资料的工程队所给予的“好处费”,以“先开工后审批”的违规程序交由其总体承包,而在施工过程中又无人监督其只开挖堤面三十八米而远未达到标准的六十八米、复堤时碾压不严实等隐患所致。这次事故造成了丹灶镇、西樵旅游度假区和三水市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三亿一千万元人民币。数月后,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金星村一带的长江大堤也突然倒塌,江岸上的汽车加油站、汽车轮渡码头以及居民住宅连同成排的杨柳树一起倾倒入江中,据知也是“豆腐渣工程”的肇祸。此外,一些边远省份的防洪设施也在这场洪水面前难遁隐弊,连连溃决,诸如西辽河水系的乌力吉木仁河大堤、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县新站镇发展村的江门河堤坝、杜尔伯特县的嫩江拉海段大堤、哈尔滨市松花江大桥引桥以及吉林省镇贵县的嫩江大堤,虽然有数百万军民奋力抢险,但最终都未能挡住滚滚而来的江水。消息传至北京,震惊了正欲前往沙软水清的北戴河开会、消夏的中南海首长们。经过一番不愉快的争论,国家主席江泽民扫兴地取消了他准备已久的日本、俄罗斯之行。
    
    其实中国的贪官们不仅蚀空了防洪堤坝,而且还蚀空了其它的重点建设工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日前对全国七十八个国家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这些在建的重大项目几乎都存在工程质量隐患,施工招标工作符合规范的仅为百分之四,尤其是监理制度向来就形同虚设。许多项目的监理机构完全由建设项目的业主自己指定,或者监理机构与施工单位同属一个部门,还有一些建筑公司则根本没有聘请过监理单位。全国政协委员、建筑结构专家陈祥福向香港《大公报》透露,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隐患和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至少在五百亿元人民币以上,而每一宗垮楼、断桥事件都与回扣受贿、垫支压价、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行业腐败行为有关。就在朱熔基站在九江大堤决口处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之后不久,李鹏委员长曾为之剪彩、江泽民总书记也曾大加夸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的“首都形象工程” ---- 耗资数十亿元人民币建成的北京铁路客运西站,便出现金属顶棚塌落、行李房积水、旅客惊慌逃窜的乱象。另外据悉,重庆市桥梁工程公司下属某企业的下岗职工费上利曾通过行贿手段,轻而易举地使綦江县党委副书记林士元将该县三座桥梁的建造工程交由其承包,结果这些“无立项、无报建、无开工许可、无招投标、无监理、无竣工验收”的“六无”工程接连酿成惨祸:其中已投入九百万元人民币第一期资金所建造的城北大桥,一遇洪水便被冲垮,四名行人遇难;另一座受力钢拱架结构也存在严重缺陷的“彩虹”步行桥,建成不久也突然间垮塌,桥体断裂成四大块,造成四十名行人坠江而亡,十四人受伤。而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耗资四亿二千六百万元兴建的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大桥也是在即将合拢之际,忽然发现主梁结构单薄,桥体上下晃动严重,桥板有两处断裂,结果只得忍痛决定拆除。云南省昆禄公路建成才十八天,就有一成以上路段的路基边坡坍方、滑坡,虽然已投资三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但还得再追加一亿元整修。经调查发现,云南省公路局副局长徐克山、石安公路经营管理公司经理陈建国、昆明市官渡区交通局局长周绍明等一批手握工程审批权的干部都曾从路建工程中大捞了一把。投资三十二亿七千八百元人民币建成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通车不到两年,也发现公路上的十七座大型桥梁中有十四座桥面都出现裂痕,无奈又要耗资三千七百多万元进行重新铺装。据省交通厅总工程师文发明证实,原来工程中所用的“金属扩张钢”的含钢量,仅为普通钢的三分之一。此外,由广西柳州市市委书记夫人“中标”主持建造、并已被评为“国家级优质桥梁”的壶西大桥在坍塌时,一块长达二百四十米的桥板从天而降,将停泊在桥下的三艘货轮砸得粉碎。湖北省武汉市检察机关还根据群众检举,查获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德忠曾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工程承包单位“赠送”的七万元人民币,自此对施工质量网开一面。现在人们还无法知道“公路蛀虫”、“大坝蛀虫”们究竟给国家留下了多少“不归路”、“奈何桥”和“亡命坝”。
    
    特大洪灾暴露了江河堤坝的隐患之后,引起各方对长期忽略的水利防汛工程建设的关切。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指出,在全国现有的八万六千座水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为“病险水库”,其中大型的“病险水库”有一百座,中型的八百多座。稍早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也承认,有八十九座大型水库不符合标准,其原因之一就是工程主管人员向施工单位索取巨额回扣,而施工单位为了确保赢利就只好偷工减料,以牺牲工程的质量为代价。在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抓效益”的经济热潮中,水利建设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普及教育等造福于后人的长期性事业一样,都未能免于厄运。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后,水利部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曾提出一个综合治理长江流域的规划,计划总投资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由中央财政部承担五百亿元,长江流域各省、市分担一千亿元,结果却因仅有上海、江苏、安徽愿意承担二百五十亿元,其它省份拒绝承担分文而搁置。此后又改由各地“包干”防汛,可是最后竟连“包干”的情况都无人过问。与此同时,建设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为利欲熏心、无孔不入的主管人员打开了贪污、挪用的方便之门。据知许多防汛负责人早在几年前就将他们所掌握的大部分防汛抗旱专项资金挪作炒股票、买卖期货,以“搞活经济”为名中饱私囊,所以每当水灾发生时,物力、财力总是调遣不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指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水利部及下属单位共挪用水利专项资金一亿一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用于其它商业投资、盖建豪宅或炒股票;一九九六年一月,水利部机关服务局又将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南水北调中线项目”前期经费扣留,作为“小金库”,存入中国华能财务公司吃息。据《北京晚报》报道,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资金中有一千多万元遭到当地干部侵吞,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处此类案件十二宗。湖北省的荆江大堤在历次洪汛中都是最危险的堤段,但是从一九九六年以来,湖北省水利厅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竟挪用、截留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原本计划用于加固荆江大堤的第二期工程款,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香港《东方日报》也披露一宗类似案件,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石大水电站有八百万元工程款在审计时不知所终,该县水电局副局长李小栓揭发县委一名副书记曾截留工程款二百四十万元,有偿转贷给某工程队以牟取暴利。近来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中央决定在如今贪污腐败的高发期建造规模庞大的三峡工程忧心忡忡,纷纷上书江泽民,表示如果建成的三峡大坝也象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那样隐患四伏,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空前的大灾难,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还指出,三峡挡水大坝的一部分导流明渠坝体由于施工时压实度不够、层面结合不良,已经出现了四十八条裂痕,左岸十一号非溢流坝段混凝土内也有九十平方米的大面积架空,堰内段混凝土坝体的渗水量大大超过设计标准。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江河处副处长刘玉忠介绍,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一共溃坝二千七百九十六座。记得一九七五年八月当河南省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突然同时坍塌时,有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被大水吞噬,许多人家临难之际哭着把婴儿放入木盆中,任其漂流到蚌埠、徐州,而幸存的孤儿至今还不知其生身父母的葬处。或许朱熔基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峻程度,于是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时强调,三峡工程的某些重要部位必须聘请外国知名度高、有信誉、有经验的监理公司来参与监理。他深知若将这项“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政治工程任由干部们自行监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国工程院的周镜、周干峙等院士也一度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要求制止再搞那种以某项工程作为向重要庆典活动献礼的“献礼工程”,以免因盲目赶工期而不顾工程质量。
    
    第二部分 长江灾民恨三峡
    
    长江流域在三峡工程实行截流的八个月之后暴发了空前大水灾,使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 ---- 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灾民们说,三峡截流是断了长江的“龙脉”,“龙王”因此发怒生灾;也有人说:“就算一条小溪,摆一些石块截流,整个水流、水位都会改变,更不用说长江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截流后长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物遭淹没则为不争的事实。当整个三峡大坝完工时,被淹没的地区将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个县市,有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亩耕地和果园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将沉入水底。1994年12月14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动工兴建的三峡大坝,据政府宣称其作用非凡,它不仅有防洪库容二百二十一亿五千万立方米,还能使年发电量达到八百四十亿千瓦小时,并且可以让万吨巨轮直航重庆市。自从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设想“毕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议在三峡建坝。不久,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诗,成为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与会者中有人解释,主席诗词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峡建设高坝,“截断巫山云雨”是讲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峡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运,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句则抒发崇高的革命理想。鉴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方案,并下达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综合规划、水位、水文、移民、发电、大坝枢纽、生态环境、投资、泥沙淤积、机电设备、航运、地质地震、施工、防洪、综合经济评价等专题组,进行三年“论证”。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为了防止工程生变,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一党制度下的政坛奇象。一九八六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曾对三峡工程作出结论,认为“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结果仍明显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长江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写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其结论也是负面的。其实,三峡工程的“科学论证”(1986-1989)是在“三峡必须上马”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国首相希思当面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三峡工程计划时,邓小平的回答是:“已经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国务院为了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还一度筹建“三峡省”,并在“省会”所在地宜昌市兴建了一批楼、堂、馆、所。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例如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职——“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作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有批评人士指出,三峡工程反映出“首长意志”今天依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它是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又一“杰作”,是凭借计划经济调动全国财力所盲目进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处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热情再次战胜了科学态度。
    
    据说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发电和航运”,中宣部强调这是“一举三得”。其实这三个目标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对于它们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着谬误。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一千六百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充其量只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蓄洪库容,如果让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长江的八次洪峰,无论拦蓄哪一次都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根据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降雨规律,当雨区抵达鄱阳湖、洞庭湖一带时,上游水位尚低,三峡水库是不可能下闸蓄水的;而当雨区移至鄂西、川东时,水库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蓄纳来自三峡地区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总是先集中降落在华南、江南及湘赣两江流域,这时处在鄂西的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的湘资沅各水系以及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的水患就爱莫能助。按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工程运行计划,每年十月汛期结束后,三峡水库开始畜水,让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运;到来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进行排水,将库内水位降至一点四五米,准备蓄洪——不过这样却抬高了长江干流的水位,发生“内水”和“外水”顶托,只会加剧灾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峡建设部门由于担心急流会影响建坝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水,结果使下游的水灾变得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三峡工程对水能的利用也远不如政府所说的那么理想。虽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匀,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泾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泾流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七,况且三峡水库还要“蓄清排浑”,因此最多只能保证四百九十九万千瓦的年发电量,从而使装机容量达一千七百六十八万千瓦的巨型电站难以摆脱亏本的厄运。然而最令三峡水电站难堪的是,在长江泾流量最大的几个月里,水库的主要任务却是防洪,而且必须在汛前留出蓄洪库容,这样便使发电创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为如此,安装了发电设备的水库往往会拒绝承担防洪责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泻之际,全国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库只蓄洪四十一亿立方米,仅占总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说三峡水电站要在工程开工十二年以后才能发电,而专家们预计,到2015年它的发电量只能占全国发电总量的百分之三点五。更出乎工程上马派预料的是,目前电力供应过剩已成为阻碍全国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再建造一个庞大的水电站,对于电力市场来说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运方面,三峡工程可将川江下水单向的航运能力从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提高到五千万吨的说法,其实是建立在必须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为了防洪,汛期水库需要腾出足够的库容,这样一来一年中就有六、七个月不能通行万吨轮,年航运量最多不会超过二千九百万吨。更何况水库长期将泥沙拦蓄在航道里,最终难免会导致碍航。长江中平均每年有五亿三千万吨的泥沙来自三峡,预计建坝七十五年之后,整个水库将被泥沙淤满,并淤塞重庆至涪陵的航道,使重庆成为一座死港。这些还是次要的,令人担心的是,三峡工程可能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斯克拉 ---- 露尔丝工程咨询事务所指出,三峡地区曾发生过五点一级地震,现在坝址附近还存在着石灰岩底层的水平断错和间断性起伏等新的地壳构造运动,一旦建坝蓄水,整个谷底和两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亿吨水的压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诱发地震的现实威胁。此外,由于库区两岸存在二百多处塌方隐患,当大坝将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随着库水向两岸的岩缝中渗透,很有可能会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学家也不无痛惜地说,三峡工程还将淹没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处历史古迹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变得面目全非,历史文化遗产泯灭不复。 
    
    三峡工程对于一九九八洪灾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资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江大堤只在五十年代全面维修过两次。一九八0年国务院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计划投资四十八亿元人民币,赶在一九九0年之前完成对荆江、同马、无为、黄广、松姿、老城、南线、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当时葛洲坝工程尚未完工,三峡工程又已悄悄上马,水电部既无心、也无钱来维修长江大堤。一九九0年国务院又重申上述任务,并强调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长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范类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标准上,孰料这一规划最终也因缺乏资金保障而成为一纸空文。四十年来没有得到全面修缮的长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压力下发生裂缝、渗漏、脱坡、漫顶等险情。据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这几年长江崩岸非常频繁,常年需处理的崩岸总长约二百公里,且情势日益严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冲击下,长江大堤竟出现五百四十处重大险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只能靠抛沙袋筑子堤来挡水。仅以人称“洪水走廊”的湖北省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发生三十三处决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来政府将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资用于建造水库,而包括修堤在内的防洪工程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水库资金的三分之一。这种极不合理的资金投向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库的数目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现在的八万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灾的地域面积却越来越大。尤其是规模空前的三峡工程,简直就象一个“无底洞”,几乎要把全国的水利建设投资都吃了进去。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声称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仅建坝、移民和发电设备这三项就涨到了二千零三十九亿元,然而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陆佑楣向朱熔基报告说,三峡工程实际至少需要六千亿元。国际舆论还批评说,三峡工程造成大量库区居民被迫失去家园,正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也是决策者一直不愿正视的。尽管朱熔基承认水库淹没区的移民人数为一百三十万,而不是工程论证报告所称的一百一十三万,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员在参加国务院移民工作会议时说,他们辖内的移民数分别为二十万和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包括一旦水位超过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时以及当库尾泥沙淤积、壅高水位之后,为躲避上游洪涝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时,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资金也不断攀高,由最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估算的三十亿元人民币涨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亿元。庞大的预算本身往往就意味着腐败,据国家审计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检查发现,已有二亿三千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移民安置费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将移民赔偿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庆市某部门干部周尚富则索性将十万元移民款纳入私囊。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陨县多次引发示威事件,传闻当地有一封万人具名的抗议信抱怨政府发放的动迁赔偿金根本不够移民们安家和再生产,信中威胁道:“一旦爆发民变,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处理,怕也无济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毁林开荒的方式获取建筑、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实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难免会使生态更为恶化。重庆市长蒲海清指出,为了安置三峡库区的移民,近几年当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导致该市每年流失水土达二亿吨。移民毁林潮同时还接连酿成惨剧,有记者目睹四川省奉节县移民小区旁的一条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长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当高层决策者为三峡的“树碑工程”踌躇满志之时,还有谁理会三峡两岸灾民啼不住的哭声?
    
    第三部分 山河疮痍人祸多
    
    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立即作出结论说,应当归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续燃烧,还有菲律宾的火山暴发导致环球大气及大洋环流异常。而当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灾难之时,水利部同样认为祸首是赤道东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温升高、欧亚高原及青藏高原积雪偏多、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然而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指出,华南和华中地区出现豪雨是常有的事,只是由于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因砍伐木材、发展农业而丧失百分之八十五的森林,又到处兴建水库,以及沼泽地普遍干涸,从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二十年一次而增加到目前的十年九涝。该研究所的气候专家唐恩也说:“当山坡地寸草不生时,雨水就会冲刷土地或在没有树木阻挡的情况下汇入河流,又因为被土壤吸收或蒸发回空气中的水较少,便导致水患和土石流层出不穷,进而毁坏下游的道路、农田和水产养殖场”。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钢透露,五百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出现过五十三次大涝,但是近五十年来平均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而全国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的面积也由五十年代的二千五百万公顷,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四千九百四十二万公顷,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因灾减产的粮食高达二千三百万吨,相当于五十年代的六倍。国家林业局也证实,四川、贵州两省九十年代平均每年遭受水灾的面积约二千八百九十七万亩,比八十年代增加了一倍,更是六十年代的九倍。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斌对于时下甚嚣尘上的“自然灾害论”不以为然,忿然说:“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这种于国于民极端不负责任的作风,才是造成这几年暴洪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江水患固然与气候有关,但人谋不臧实为祸端。事实上,当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之后,气候才变得严酷,加剧了雨水降布不均,于是一会儿洪水泛滥,一会儿又形成干旱。一九九八年夏季当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被洪水淹没时,南部的赣州地区却有一百多万亩农作物受旱,而在洪患严重的湖南省,南部永州市的受旱耕地则达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亩。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区,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热低压的影响,短期内降雨集中,加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势低平的平原和洼地,遇到暴雨时河道流量猛增,很容易形成洪水。但是,这个定期的且具规律性的水患并不是无法防范的,除非是对于灾害的防范尚不及成灾因素的日益加剧。据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九八大洪水》所称,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的降雨量为六百七十毫米,比一九五四年同期还少了三十六毫米。国家环保局生态处处长庄国泰也表示,一九九八年长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为每秒五万六千四百立方米,而在水文记录中洪峰流量超过每秒六万立方米的,至少有二十三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植被破坏,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结果使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水位连创历史记录,加重了堤岸险情。专家们证实,一九九八年湖北省沙市长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当於长江荆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却突破了一九五四年那时四十四点六七米的历史记录,而洞庭湖连接长江的城陵矶处的水位,也居然超出一九五四年的水位达六十厘米,原因同样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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