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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9月17日 转载)
父亲首批从美归国64周年

    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字瓞生,1918年农历2月25日(公历1918年3月6日)出生于北京。
    
    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1930至1936年父亲在北京四中读书, 1936年8月15日父亲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父亲不得不在辅仁大学借读,以后看到日军的残暴和做亡国奴的痛苦,他认为为了继续学业,抗战救国就必须离开铁蹄下的北平。经过几番周折,父亲和另外一位同学结伴终于在39年秋抵达昆明。到达昆明时已经是只有背心和短裤,所有的衣物和仅有的皮鞋都被越南海关扣留了。好在当年抗战虽然经济紧张,但是对于大学生十分优待,马上发了制服、被褥和零用钱,还给了三个美军的装煤油的木箱拼为床铺。那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已经合并为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父亲于次年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北大化学40年),所以父亲成为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双料毕业生。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父亲随北大教职工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古都北京!
      1948年8月30日,父亲告别才新婚一年并已经怀孕的母亲,同自己的业师黄子卿先生(曾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后任北大教授)从上海乘美国威尔逊总统号(President Wilson)邮轮去美国匹兹堡市的都堪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并做研究助教。在那里父亲收到了严格的科学实验室的训练,并很快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到达匹兹堡不久,父亲就在侯祥麟先生(院士,曾任中石油总裁石化部副部长)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在美国的进步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6月在匹茨堡成立,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被美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在次年9月被迫解散)。并在里面积极工作,主要是收集新中国建设的信息,然后汇编为“留美科协通讯”发给会员的同学们。在匹兹堡期间除了化学界的同学,父亲还结识了刘子健等著名学者(刘以后任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70年代访华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阅读了英文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对新中国的创立者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
    父亲完成硕士学位后,即由导师介绍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讲师并继续其科研工作。但是这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同学纷纷议论战局和自己在美的前途。当从纽约时报等报刊获悉志愿军扭转战局并攻克汉城(现首尔)的消息后,大家都欢欣鼓舞。父亲说:从清末开始,中国的军队同外国军队交手就总吃败仗,这次能够击败二战的胜利者美军并且攻克了外国的首都,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壮举和胜利!同时大家又都担心自己在美国的处境和今后回国的前途。
    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50年10月大家获悉新中国的代表乔冠华和伍修权代表新中国要来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大家十分兴奋,并来到他们下榻的酒店一睹来自祖国亲人的风采。以前父亲在学校念书时从来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这是头一次看到公开露面的党员。远远看到温文儒雅的乔,戴着金丝眼镜,身着呢大衣,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历,父亲心里想,他们不是美蒋宣传的青面獠牙土匪,而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国家栋梁。那时就产生了要尽快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想法。自然当时无法和乔、伍等祖国代表团人员接触。这时北美中国留学生内部开始秘密流传着周总理写给留学生的信(实际是通过北京电台广播抄录下来)欢迎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并由祖国承担回国所有的路费。先期回国的华罗庚教授也向留学生发表了公开信,信中那句“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更是深深震撼了所有在美留学生的心灵。父亲马上积极行动,准备尽快回国 。这时父亲从来没有见面的女儿已经快3岁了!
    
    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但是因为朝鲜战争激战正酣,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控制和迫害也逐步升级。获悉父亲申请回国的消息后,美国的检察官突访父亲的寓所,问你原来在匹兹堡一个钢铁城市读书,为什么又来到了纽约?是不是有特别的目的?侯祥麟(已经先期回国)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的行踪你知不知道?并连续盘问了四次,还搜查了父亲的寓所。父亲总以“不联系了,不知道”为理由回绝。
      51年初,因为志愿军在前线节节胜利,连美国著名的二战麦帅(麦克阿瑟将军)都被免职,当时纽约盛传马上将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轰炸机要轰炸纽约甚至投下原子弹。一时全美人心惶惶,纽约利用一些地下室和地铁改造成了防空洞。并且发了所谓的“入洞证”,但只给美国公民,中国留学生除非加入美国国籍,都不允许“入洞”。这使得父亲等中国留学生十分气愤,感到是受到种族歧视一样的莫大侮辱。更坚定了一定并且要马上回国的愿望。
      但是这时,美国政府已经下令给各个轮船公司,不卖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船票(除非他家是两广和福建省的)。获悉父亲坚持要回国的消息,美国的检察官找到父亲,软硬兼施,如中国正在搞镇反运动,给知识分子洗脑,你们回去没有前途;另外中国贫困,不具备科研的条件,在美国则可以成名成家等。并许诺只要愿意,可以长期居留美国并领取政府补贴。父亲明白要是拿了绿卡或者加入了国籍,那就永远回不了祖国了,所以坚决拒绝。导师也来劝父亲,说你实验能力强,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助手,就是想回国也不必这么急,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回国岂不更好?但是父亲想:当我拿到硕士学位领文凭的时候,那时仪式上要唱美国的国歌,要面对美国的星条旗,我想可我是中国人呀,我是来干什么的?什么时候我能面对中国的国旗歌唱,为祖国人民服务呀?这时朝鲜战争大规模战役基本结束,双方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上,中朝和美国已经开始停战谈判,又传来赵忠尧等三位回国的教授在东京被扣留的消息,父亲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回国机会了。
    51年2月,父亲的业师、北大化学系的钱思亮先生(当时任台大校长,后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因为参加巴黎的世界大学校长会议来到纽约,并参观哥伦比亚大学。在图书馆,钱问陪同人员:这里是否有中国的留学生?陪同说前面那个读书的就来自中国!钱看到父亲,高兴地说这不是我的学生赵绵吗?晚上父亲和几个在纽约的同学一起晚宴钱先生。钱先生记忆力极好,对学生打分评语十分严格,他说他从来没有给过学生满分。但是自己学生的考试成绩和自己给的评语,多少年来他还如数家珍般地记得。父亲曾经有一次在定量分析考试中因为实在答的无懈可击,钱说自己破了天荒,给了父亲100分的满分。所以对父亲印象十分深刻。晚宴间,钱对父亲说:你看,台大刚建立,缺少教师,你来台湾跟我一起教书好不好?去台大和中研院都可以。父亲对钱校长说:钱校长,我的家在北京,家里还有一个60岁的老母和妻子女儿,女儿快三岁了,我还没有见过呢。并向钱鞠躬辞谢。钱也不好勉强,只是遗憾地说:赵绵是我最好的一个学生,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可惜了。(60年代后,父亲在北京的一个旧书摊才获知钱当时已经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为了争取最后回国和家庭团聚的机会,父亲不得不接受美国最苛刻、最严厉的处罚:自愿宣誓申请被押送出境。当时也有不少的好心人提醒他这会对你今后的学业、事业都相当不利。父亲说走为上计,为了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建设,为了和母亲妻女团聚,在所不惜!当年父亲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就是认定一个目标:回到祖国、回到家庭的怀抱!
      为了做好回国工作的准备,父亲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了大量的化学工具书和文摘,还有一些国内可能没有的实验仪器(包括最新型的原子教学模型,但不少东西在行李托运打包前被美国海关人员扣留了)。并向自己在美国多年的老师和同学们一一道别。大家都对父亲这么走极端路线一定回国并放弃了这么好的科研和学术条件感到惋惜(当年父亲已经学会驾驶小汽车,买车也不在话下),但是想到他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人团聚也都不好再说什么。到了纽约的唐人街,父亲还特别到刚来纽约时自己课余打工的中餐馆和老板娘告别,得知父亲一走再也难以回来的消息后,老板娘抱着父亲嚎啕大哭,说Jimmy(父亲的英文名字),你就是我的干儿子,现在你回国了,我只有客死他乡了。
      不想一波未息又起风波。美国检察官不仅在父亲的寓所现场监督他回国行李的打包,还发给了他400美元。当年这是一笔巨款。父亲不明就里,不敢接受。一问其他要回国的同学,他们说也都给了400美元,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人道措施,供这些中国留学生路上使用。父亲怕有阴谋,不敢接受,就说不用补贴我们了,自己带的钱也够旅途用了。不想美国人十分狡诈,对父亲说:你在美国4年,应该了解我们的美国精神,虽然你现在是被押解出境,但是我们美国对你们依然是人道的,这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接受这些补助,那么就说明你本身不接受被押解出境或者是因为某种强力才被迫申请押解出境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马上解除你的申请,欢迎你留在美国,继续为美国服务。这样大家就不得不接受了这400美元。但是父亲马上用这笔钱购买了打字机,十多把最新、最高档的精密计算尺(这是当年最好的计算工具了),以及韦氏英文大字典等工具书。为了迷惑检察官,也是自己爱好,父亲还购买了不少原版的贝多芬等世界名曲包括美国著名乡村音乐等唱片回国。当然为了弥补自己多年对奶奶的歉疚,还买了好几条美国香烟送给奶奶。
      最终父亲等在旧金山登上了回国的邮轮“克利夫兰号”,同行的还有冯国栋(武汉大学水电系教授)等同学。望着码头的昏暗灯光和远处模糊的大桥,听着海鸥的鸣叫和被大船划开的白色海浪,父亲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美丽的阿美利坚,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顺利地回到祖国?
      因为船上有美国的检察官,虽然船上有不少的归国留学生,但是大家不敢公开讲话联系。因为这趟船和来美国的时候不一样,他们是首批集体乘船归国的人员,是否能回到祖国还是极不确定的。大家一路航程高度紧张,害怕船可能是开往台湾。临近台湾海峡时,父亲和其他同学轮流值班,懂天文星象的同学则拿出指南针来核对轮船的航向,如果发现航向不对就立即交涉。最后总算是顺利到达了香港。
      在香港是从坚尼地城码头入港的。美国检察官的使命完成了,将父亲这些归国的“难民”们转交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再次做工作说:现在大陆正在整肃反革命和知识分子,你们都有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到了大陆将被洗脑进行思想改造,很可能成为那里的敌人。所以你们现在反悔还来的及,可以返航回美国或者留在香港工作。留在香港既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可以利用探亲的机会不时回到大陆看望亲人。就是看到中国大陆好,那时再申请回去也可以呀。当然祖国就在眼前,所以没有一个人听英国人的鬼话。不得已,英国人只好将父亲等交付给中国政府接受,交付仪式就在海上。远远的大家终于看到了飘扬着鲜艳的五星国旗的祖国船和船上的祖国亲人!大家多么想大声欢呼和向对方招手致意呀!但是因为还在英国人手里,大家强忍住激动的心情。就是步行迈向祖国的那短短的十几米的跳板上,大家都沉住了气,步伐平稳但是坚定地走向祖国。当跳到祖国的船上,大家再也忍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高声欢呼起来!海外多年的游子,今天现在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虽然经历了海上多日的颠簸和担心被遣返的恐惧,大家还是精神饱满地拉着祖国接待人员的手滔滔不绝地说来说去。父亲也永远记住了自己人生中这最重要、最光荣的一天:1951年9月14日到达祖国珠江口岸的虎门!多么巧呀,整整111年前,这里埋藏着中国人民虎门硝烟的屈辱,今天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但是同时父亲他们也发现:国内接待人员对他们的态度相当的冷淡和有明显的防范心理。这和他们归国人员的热情、好问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过海关时,他们每个人都接受了过筛子式的检查,父亲留下的一些美元(做纪念和准备以后邮购书刊用)被翻出后被强制兑换成人民币,从美国带来的高灵敏度多波段的收音机里面的短波也被剪断。在食堂里吃饭时,父亲注意到,同船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女儿问她的父母:为什么这些服务员都站着不动,也不给我们换桌布呀?那对夫妇马上说孩子这里是祖国呀。孩子闹着要回美国,夫妇连忙阻止,说到了北京就好了。父亲他们对此完全没有介意,毕竟祖国还落后,需要他们回来建设。就是亲兄弟多年没有见面也会有隔阂的呀。
      在广州当地政府和文教局的安排下,父亲等一行参观了广州的五层楼(越秀山),中山大学等地。父亲还立即收到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还利用休息时间拜访了著名演员红线女和中大的名教授陈寅恪老先生等(一些美国的亲朋托父亲给他们带东西)。然后北上北京。终于又回到了北京的家中,自然全家惊喜若狂,父亲总抱着自己才三岁的女儿总舍不得放开。奶奶高兴地抽着带来的美国香烟。天黑了,女儿对妈妈说,这个人怎么还不走呀?我们都要睡觉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说这傻孩子,那是你父亲呀!那一天是父亲一生、也是这个北京小院里最快乐、最开心的一天!
      到北京后,作为首批归国留学生,大家集体得到周总理的接见。总理和每一个留学生握手,问大家的名字和专业,鼓励大家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美国的消息:从1951年10月9日开始,美国政府移民局正式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克利夫兰号下一次航班的中国归国留学生在美国夏威夷被扣押,转送回旧金山。同时传来父亲在哥大的同学朱廷儒(后为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在纽约因为要求回国被捕甚至遭受毒打的消息。这距离父亲他们回国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只差一个轮船航班!大家都为自己及时回到祖国感到欣慰,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些留学生聚会时都提到这件事。
      很快父亲收到了北大,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科学院大连所、唐山工学院等著名院校的教授聘书。本来父亲是希望回到母校北大教书的,但是看到协和医学院是当时国内最高医学学府,其实验条件当时和美国的实验室差距还不大(协和本身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父亲因为在美国受过严格的实验室训练,动手能力极强,他认为在协和的试验室,可以合成新药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就接受了协和医学院生化系(现为协和基础医学所)的副教授聘书。当年生化系力量最强,有梁植权、王世真和父亲三位留美回来的年轻副教授。人称三剑客。以后梁、王二人都成为1980年的资深院士。
      父亲到协和后,马上开始他的科研工作,很快在甲状腺、钡餐实验上都做出了不仅国内甚至在国外也属于一流的成绩。比如钡餐完全是安全性的,食用钡餐的人可以在X光拍照下获得更清晰的图像,在当年没有CT扫描的技术时,这是国际最先进的诊断技术,以后被广泛应用。仅仅5年,父亲就和其他同事一起,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30余篇,那是十分高产的工作。那时父亲不过三十多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少年得志、春风如意。
      协和也给父亲配备了助手和实验设备。并且在生活上处处关怀,比如当年协和在外交部街西口给教授们盖了小洋楼,父亲也得到了一套房,有地板、上下水,洗澡设备和煤气,是当年北京最现代化的洋房。但是父亲还是舍不得离开和奶奶共同居住的北京平房,把洋楼让给了他人。看到每天父亲要骑车从西城的阜成门到东城的协和,协和怕他太辛苦,就每天上下班固定包了一辆三轮车接送,还为父亲订阅外文专业期刊。因为父亲出身好,还准备调他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中,怀疑美军对我发动细菌战,父亲的实验室对于检验工作十分重要),后来因故没有去成。还积极培养他入党。国庆时,安排父亲作为劳动模范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安排全家到青岛疗养旅游。父亲在给国外同学和朋友的通信中也热情介绍祖国的伟大成就,比如他曾经充满激情地写道:
      “长春已建立第一汽车工厂,中国人终于能生产汽车了!北京德胜门外全是高校,所占面积比全城都大,高楼重重,仍在修建。我很惭愧这里能介绍的,仅万分之二三而已”。
      “北京北郊一带全是大学,一个接一个,航空、医学、钢铁、石油、师范、矿业、汽车、财经、地质学院----颐和园也包在内了。阜外是新北京政府区,西郊是工业区。将来北京和天津要连接起来,成立特别市”。
      那个时候,大家心情舒畅,关系融洽,都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去一心一意搞建设,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年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本来像父亲这样旧社会过来的、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和多接触劳动人民无疑是好事。但是那个时代,一切都开始时兴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思想改造又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那时的父亲也自然受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批判。主要是要检讨:为什么一定要从美国回来?是不是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和任务?必须仔细交代自己在美国的所有社会关系和经历,为什么回国后还和国外保持通信?等等。
      父亲虽然有些想不通,但是还是依照组织的要求深刻检讨自己,比如强迫自己认识:自己回国实际上不是爱国和参加祖国建设为目的,是资产阶级的丑恶名利思想,认为在美国镀好金后是衣锦还乡。要认识美国的丑陋本质,树立仇美恨美的思想等。自然父亲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说回国不是爱国的动机,是名利思想,那么在美国不是更容易获得名利吗?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副教授虽已经有快到200元的月薪了,但是比起在美国的收入还是少了许多,难道不是更有利吗?
      最后小组会议对父亲的结论是:你的检察是很不够的,要深入检察个人的名利丑恶思想和表现并举出实际例子批判自己:为什么你的实验室要单干?为什么急于发表成果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合成这个药那个药?
      那个时期,父亲在政治上是希望步步紧跟,但是却处处受批判,无疑思想上十分苦闷。因为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不问政治,但要做事,不是混饭吃的人。
      父亲开始对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果然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不仅造成大量知识分子被错划的严重后果,父亲也永远地被迫离开他心爱并作出成绩的实验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流放、劳改之路!
      根据当时协和的认定,父亲在协和反右中主要的错误是对单位的实验材料采买人员的工作不满。因为当年协和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医学院,又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所以建国之初,协和就实行了军管,大量军队干部进驻协和并负责材料的采买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们习惯了土法上马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不完全了解,科学就是科学,对付不得。所以他们往往对父亲对于实验材料的严格要求十分不理解。一些设备不提供(比如实验室要一个铁架子好放量杯和仪器)和药品材料都要求尽量用廉价的、甚至其他物品替代。这从节约的角度无疑没错。但是父亲强调的是科学的严谨性,实验的是人吃的药品,马虎不得,必须在严格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数据才是可靠的。这样就造成了矛盾。比如采买的同志提出:某某材料用其他便宜的代替可不可以?为什么你的实验室的量瓶必须用后要用烤箱烘干才可以,自然晾干不也是一样?父亲没有办法,又担心使用替代材料可能造成严重事故(比如着火或者爆炸)只好用通俗的比喻来解释:烙饼用香油可以,用煤油就不可以。汽车必须用汽油而不能用凉水。父亲本来想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通俗的比喻来说明道理,但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本来这是一个可以谈论和沟通的工作问题,但最终被上纲认定是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干部。57年11月父亲实际已经被内定为右派。
      1958年年初,父亲的岳母不幸病故,然后奶奶也中风瘫痪在床。这时反右已经扩大化,各单位必须要完成一定比例的右派人数。最后协和决定调动父亲去新成立的内蒙古医学院任教授暨系主任,也算是对他的最后挽救。但是同去内蒙的都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加入过国民党等),明显属于流放和劳改的性质。父亲不愿意同他们为伍,又因为家庭的实际困难,反复申诉不成,那时干部也开始官僚化,居然没有一个人到家里实际查看。这样就在1958年的3月父亲的“候补”就转正成了正式的右派!4月受到降薪和停职的处分。
      在父亲被正式打为右派的前一天,支部书记对父亲说:你距离右派只有50步远了!明天一早就开你去内蒙的欢送会,没有商量。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但是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他表态,就由所领导当场宣布了赵绵已经被打成了右派!父亲直说我还可以去呀。但是也无法挽回。这就是当年的政治!
      打成右派后,父亲被降职降薪离开了协和,后去辽宁锦西(现葫芦岛)化工厂。本来父亲是学生物化学的,和化工工程不是一个专业,因此父亲后半生完全专业不对口,再也无法为国家做贡献了。国家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有为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工作者。
      离开了实验室,父亲再也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专长生物医药上做出成绩,为此父亲抱恨终身。文革时,父亲去北大拜会他的业师,北大化学系教授袁翰青院士。袁对父亲讲,前几天我去逛旧书店,发现一本以前老版的生化教科书品相很好,就买了下来。回来翻开一看,居然有你的图章和笔记。老赵呀,你怎么把自己吃饭的书都给卖了呀?父亲十分尴尬说:袁老呀,你也知道离开了实验室,我们还能做什么?结果两人相对无语。
      文革中,父亲遭到惨烈的批判和毒打。一定要他承认是美国特务,还被打断了手臂,留下终身伤残。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父亲却被发配到农村去喂猪,听到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后,政治指导员以为是找到了最好的“拷问”机会:美国总统访华了,你有什么看法?父亲回答的更妙:我正在读毛主席的文章:关于重庆谈判!但是父亲马上请假回家告诉我们孩子: 赶快跟着广播学英文,今后一定会有用的!父亲的这句话后来改变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命运。以后父亲在美的老同学如刘子健、牛满江等陆续回国访问,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父亲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只好在农村的炕头上给科学院的吴有训副院长写信,请他转达对这些老朋友的问候。
      1978年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恢复高考后,我们子女们不负众望,头一批考上了大学,父亲也借调到北京中科院的环境化学所工作。协和也改正了父亲的右派,认为是属于错划。
      但是还是坚持认定他当年说的“用煤油做大饼你能吃我就做”,“用凉水怎么可以代替汽油开车“等言论是不对的,也不允许再回协和工作。
      现在想,是否煤油可以烙饼?是否凉水可以代替汽油开车?这样的普通科学常识是小学生也知道事情。以后父亲的当年助手告诉他:赵先生,你以后别再提药品材料不能用代用品的事情啦,那个时候党内正在严查反贪污浪费、偷工减料和以次充好,所以一些人紧张的要命。所以直到今天他们还坚持这一点是正确的!
      当年是否是贪污犯们利用反右来来保护自己今天就请他人去评判了。
      在父亲已经去世,盖棺论定,那些当年父亲的领导、同事也多已作古。已经没有必要再议论当年的是非了。毕竟历史早有定论。
      1982年父亲因为错划案还留有尾巴,同时原单位拒绝给重新安排工作(依照文件的规定应由改正单位负责安排适当的工作),不得不依照朋友的建议,上书胡耀邦总书记。开始并没有抱希望,不想去信后仅数天,就接到卫生部办公厅的电话,副部长约他谈问题。历经周折,2年后终于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获得正式工作,历任研究员教授,夫妇双双在阔别25年后回到北京。
      父亲这一生真是历尽坎坷!但是我们作为子女却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说自己回国后悔的话。他的经常回答是:那能有老母不养、有家不回、有国不爱,有事不做的道理?
      1984年8月父亲被全国侨联认定为首批回国的爱国华侨,这是国家对他当年爱国行为的积极肯定。(所谓首批留美归国一般被认定为所有在1954年10月中美日内瓦谈判接触前归国的留美生,日内瓦谈判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归国不得不解禁。但是遗憾的是首批历经艰险归国的留学生后来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而54年以后归来的留学生因为要继续吸引留学生归国当时政策规定一律不介入反右斗争。所以后来出现了许多本来是“54后”留学生“放毒”反而没事;而“54前”留学生不过是附和却被打成右派的怪事)。
    
     2001年父亲由自己的老友任继愈先生聘为担任国家图书馆部级顾问。
    首批从美归国:纪念我们的父亲赵绵教授/小慰乐


    
      “他们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最终的胜利永远属于善,而不属于恶”。(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
    父亲的爱国、爱家、爱读书和爱科学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共识网2015年9月15日首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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