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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17日 来稿)
    
    十七,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与拨乱反正 毛泽东打压“白区党”的“十六字方针”——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7)
    

(一)“处遗”与整党——韦纯束PK韦国清势力
    
    说到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就要提到《广西文革大事记》和广西整党办,就要提到韦国清与韦纯束之争,其实追根溯源就是中共建政之初,“红区党”打压“白区党”的权力斗争的继续。而广西整党办《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小组成员大都是“白区党”背景。所谓“白区党”就是当年在国统区从事敌后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的中共人士。
    

“广西的斯大林”韦国清
    
    韦国清虽出身壮族,但却是毛打压地方主义的急先锋。韦在当时广西人心目中主要是个极左的“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
    
    关于壮族,韦国清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以来,在“红区党”打压“白区党”的过程中,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文革之初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国清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1)
    

“刘三姐”惨遭“联指”毒打羞辱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刘三姐》的遭遇。当局为文革屠夫韦国清涂脂抹粉的电视连续剧《壮乡雄鹰》剧组发言人甚至不惜罔顾事实“两眼一抹黑”地为韦国清抬轿子、捧臭脚——“韦国清在担任广西领导人期间,因地制宜抓农业、促生产,并推出唱遍全国的《刘三姐》,使得‘刘三姐’及壮乡民歌文化享誉全国”云云。
    
    而恰恰是电影《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因文革期间参加桂林歌舞团造反大军群众组织,而被韦国清支持的桂林”联指“押上汽车游街示众,惨遭毒打,灰头土脸。电影《刘三姐》被贬为毒草而打入冷宫。
    
    闻名海内外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2)。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这“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对同乡袍泽背后捅刀子
    
    韦祖珍,原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韦国清红七军的老同事,同是广西东兰的壮族老乡。在“文革”中,中央调他任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他下乡了解情况,对广西农村的贫穷落后感到震惊。批评了生产队长和生产建设存在的问题,就好像批评了他韦国清。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爆炸后,韦为了撇清与林彪集团黄永胜的干系,趁机把韦祖珍打成“阴谋夺权,上了贼船的人”。
    小平头: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
    图:面善心狠的韦国清
    
    《广西日报》列举他的罪状,就是当时广西的现状,不外乎有这么几条:一条讲他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说广西的生产,就像乌龟爬沙,越爬越下来;第二讲他否定广西建设的辉煌成就,回百色时,说上林县没搞什么建设,街道还是那条“五寸街”,东兰县没有什么大变化,“变化只有一个,把我家门口的大榕树砍去了”;第三讲他攻击贫下中农,说生产队的干部不行,他家的生产队长就会去捉“蚂拐”(青蛙——笔者注),是“蚂拐队长”;第四就是讲他上了林彪贼船,至于如何上的?让人只看见政治帽子,看不见令人信服的事实。所以,报纸上越批,人们越觉得韦祖珍是个幽默可亲、敢讲真话实话的人,他的罪状,显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持罗织的。以致平反后的韦祖珍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追悼会拒绝韦国清参加,拒绝韦国清送的花圈。
    对昔日同族同乡袍泽如此“翻脸如翻书”地痛下毒手,对反对他的广西造反民众,韦国清杀人不眨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韦国清(3)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僚。
    

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拨乱反正
    
    韦纯束于1941年3月入党,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副书记,桂中游击支队副政委兼象州县游击队政委,中共建政后任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广西交通厅运输局长、副厅长,南宁市市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文革结束不久,广西还是韦国清的势力所把持,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和刘重桂、赵茂勋、肖寒三位书记都是韦国清在广西的代理人,不但没有拨乱反正,奉行的是“三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坚持两个“凡是”之外,多一个“凡是”,即凡是韦国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持照办,以乔晓光为首的区党委提拔重用“联指”中恶贯满盈的“三种人”,致使广西冤案如山,冤狱遍地。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时,人们都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说“三七开”,即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但韦纯束发言时却说,不是“三七开”,倒 “三七开”还差不多。因为会议记录要上报中央办公厅保存,肖寒问他:“你这句话改不改?” “不改。报不报由你们,我就是这样说。”
    
    —— 当一种潮流淹盖着另一种潮流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实在可贵。可以说,韦纯束是广西第一个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引爆广西文革一派掌权局面的《人民日报》记者艾丰
    
    1983年3月4日,艾丰正在报社值夜班,一位编委把他叫去,要他第二天去广西。那里的广西艺术学院有一位副书记高考时参与作弊,长期不予处理,背景比较复杂,要连同广西“文革”遗留的问题一起捅出来。这个题材的确有诱惑力,可是风险太大了,只身一人,批评涉及广西自治区区党委,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但艾丰还是独力承担了这一任务。经过半个多月异常艰苦曲折的采访。他写出了《不完整的答案》,登在198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因触及了多年来无人触及的一派(广西联指)掌权的问题,在广西全区引起的轰动和中央的关注,超出了艾丰的预料,促使中央作出了解决广西问题的决策。
    
    当时有人对艾丰说:“你要在广西竞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全票当选!”——广西民心思变由此可见一斑。
    

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
    
    1983年,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是由中央直接过问的。
    
    在这之前,广西的文革处遗是由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领导,由肖寒具体负责。但乔与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打不开局面,群众害怕,顾虑重重。肖寒他们搞处遗具体是1980年以后。广西的拨乱反正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首先解决右派平反。但是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错案,文革中被错搞的人更多,被斗、被撤职、被迫害死,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杀人的、还在台上的三种人、过去重大的冤假错案没有处理,只是落实一点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一些干部出来工作。特别是那些文革新宠还在台上掌权,如廖炜雄这些人。因为在位的人多数是多数派“联指”的人,而且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公检法等掌权的部门,都是“联指”的人。当时还有一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间得重用,其思想体系、派性思想僵化,如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刘毅生、梁华新等。这些中央工作组也作过调查,的确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中央派工作组来,区党委办公厅的7个工作人员还写信到中央,告中央工作组的状,要赶走他们。连中央工作组都难以开展工作。为此,中央就知道广西的派性势力大,不解决是不行的了,便下大决心,重组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搬走阻力。
    

对韦国清盘踞广西的代理人“停、免、撤”
    
    1983年,乔晓光等几个常委一起到北京开会,参加中央有关布置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当时中央认为,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是组织上派性问题没有解决。为打开局面,中央决定首先做组织处理,撤换一些人员的职务,采取组织措施打开局面。第一批免职的是肖寒、赵茂勋等人,还有秘书长、组织部这些要害部门也撤换了,自治区一级的停免是由中央决定的。当时还利用新班子成立,机构改革之名,机构改革小组里没有名字,就等于自然免除了一些人的职务,如刘毅生等人。对上层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区党委管的干部,如人大副主任、党组书记梁华新等就免职。如当时区党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姜××,是部队来的,在部队做过副师长,山东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坚决执行上头的指示、决定,同情“联指”,拥护韦国清、乔晓光,中央工作组说他“这个人放在组织部形象不好”,免去他组织部长的职务。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也说过,军队在文革中权力过大。广西文革中,部队支左掌权的人多,粉碎“四人帮”后,部队留在地方的人员太多了,而且都留在要害部门,在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很多。如梧州的×××,原只是个市武装部的部长,后肖寒他们让他担任梧州市委副书记,管公检法。
    
    第一书记的乔晓光,不能过问“处遗”问题。在中央讨论时,第一批“停、免、撤”(即停职检查、免职检查、撤职检查)多数是停职、免职检查的,很少有撤职检查的。很明显的靠文革起家的三种人才撤职,如颜景堂、廖炜雄这些人。
    

广西迫切“处遗”的原因
    
    广西要“处遗”的原因主要有几点:
    
    第一,文革起家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别的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进行了处理,而广西靠文革发迹的联指派依然掌权,相反,被打倒的老同志却得不到应有的安排,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刘重桂、陈开露当时就对“解放”了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不止一次说过:你们是不能官复原职的,打倒你们是对的,你们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对老同志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如果对老同志安排得好,不会引起这么多老同志不满。
    
    第二,广西文革死了近二十万人,真正武斗死的才几千人,而起码大多数人是被从家里、单位拉去打死、枪毙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好平反处理,仅给予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这使得死者的亲属心中不服,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上访告状的人太多,全国第一。当时局势是很紧张的,不处遗也不行的。当时底下的群众干部,听了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冤假错案的,被错误批斗的老干部,死者的家属、子女,纷纷告状、伸冤,就像被压制很久的弹簧,一旦爆发,反弹力非常强。
    
    “处遗”在当时是最复杂的工作。派性是“文革”制造出来的,韦国清在广西的势力盘根错节,广西的“文革”遗留问题,有很多客观、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韦国清、欧致富后来也意识到广西死人那么多,将来都要有个交待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处遗”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特别是涉及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韦国清。当时领导处遗的区党委一位领导人,曾想过争取韦国清的支持,这样更好开展工作。他还写过几封信给韦国清,把不“处遗”的危害性、后遗症更问题告诉他,也叫一些同志当面转告他,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区党委处遗三人小组也给韦国清写过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们以为韦国清是不了解情况,所以就想办法给他看材料,给他写信,以为他知道真相后会支持广西处遗的。但是他始终没有给上述去信人回过信,也没表过态。有同志当面汇报时他也只是“唔”一声,始终没表态。当时中央领导给区党委领导人交底说他要做个检讨,但他始终没有做任何检讨。但当时,韦国清、周光春、乔晓光等对广西处遗很有意见,认为处理得面太宽了。其实,广西文革的问题,真正责任是韦国清、乔晓光。
    
    中央具体管广西“处遗”的宋任穷、胡启立、乔石,他们定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凶手杀人的当然依照法律严惩,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
    

韦纯束主导拨乱反正,雷厉风行
    
    1983年中央不得不作重大调整区党委班子和派工作组协助进行“处遗”了。(如发现广西区党委不少问题,因而紧急调离刘重桂、赵茂勋、肖寒三位离开广西)
    
    1983 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韦纯束任广西整党办主任,《文革大事记》编辑组组长。
    
    广西工作组和区党委首先提出否定韦国清参与炮制并把它变为杀人“圣旨”的《七三布告》。中共中央对此很快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平反在韦国清“正确路线”的谎言掩盖下制造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伍修集团”、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五一六”和广西地下党遭陷害等案件,对一切被陷害者也平反;随后,把这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韦国清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位上拉下马(继任者余秋里上任时举行阅兵式,这是总政历史上所没有的),撤销其党政职务的同时,取消其代表壮族以及广西人民的资格,后来保留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放到河南省当代表才勉强选上的(注:原本放到湖南去选举,但湖南比邻广西,知道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的左祸“德政”,拒绝接受)。
    
    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广西在执行上则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导致大量乱杀人后果。归根结底,“七三”布告成为乱打人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必须加以否定;
    
    其次,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原则,平反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伍修集团” 案、“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案、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等五大冤假错案。
    
    在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有位老干部提出:对 “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光政治上平反还不够,还应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韦采纳了这一正确意见,采取政治平反与思想弥合、经济善后相结 合的方法,对死者家属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从“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认识问题,顾全大局,清除仇恨,做好愈合伤痕工作。争取国务院给5000万元,广西补够1个亿,作为补偿受害者的善后问题。对遗属补发丧葬费和抚恤费,以表示党和政府对死者的昭雪和对遗属的关怀。
    

编写广西文革信史
    
    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在广西,以韦纯束为首的广西“处遗”领导小组,从1985年至1988年,抽调大批干部,从自治区到县。自治区以厅局为单位,大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地、县各写一份,汇集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共18大册,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二、三、四。
    
    图1: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南宁市、梧州地区、武鸣县的《文革大事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为了编写这些“大事记”,在韦纯束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编审委员会”。人员是:黄云、金宝生、区济文、李殷丹,韦章平、黄嘉、陈泳、黄英、郑少东、杨振宗、王升阶、黄耿、孙善佑、刘洪涛。
    
     主 编:区济文
    
     副主编:黄英、孙善佑、林静中、李文忠、何俊、陈绪仓。
    
     编缉:熊景德、蓝秀珍、阳孟琼、覃振凤、安洁、伍权、李翔、王定、赖伟、黎明光、张国强、秦邕红、林庆芳、蓝天、周国成,杨梅梅。
    
    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韦国清及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西“联指”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在全国严密封锁文革讯息之下,而为日后撕开广西大屠杀黑幕的裂缝创造条件。中国终於出现了一个声音,能向世界与历史披露极权主义谎言的支持者所犯下的反人类的罪行。面对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罪恶,信守诚实,伸张正义,怀抱悲悯。
    小平头: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


    图1: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封面已撕掉)。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吸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防止“三种人”翻案再混入第三梯队而进到各级领导班子,维护广西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些在当时都是党政工作的重要课题。为此,韦纯束、区济文领导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室,主编了由自治区及各地、市、县整党办编写、各级党委审定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该书有18分册共704万字,于1988年3月付印。此外,他主编的《广西“文革”大事记》,也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他还主编了《广西“文革”文件汇编》(5集)、《1984年整党文件汇编》以及有关广西“文革”的纪录片(录像带)、照片集。这些著述,从多角度、全方位翔实记录了广西“文革”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革”史料。铭记历史、烛照未来。
    
    整党办穷五年时间,完成了以史为鉴这一“当代司马迁修史”的重要之举——这是全国唯一完整的地方“文革”史料。后来,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批研究人员,依据这套全国唯一完整的地方“文革”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只可惜这又是中共党内“机密”,普罗大众无缘一睹其“庐山真面目”,更遑论以此收到“以史为鉴”的教育效果了)。
    

中央四次派调查组、工作组来桂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 。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调查组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可是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调查组设置重重障碍。调查组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调查组。
    
    1982年,中央派中纪委张泯带队来调查,弄清基本情况,终于下文件,指出“特别是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处理”;调整区党委领导班子,把参与杀人的人调走。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周一峰为组长、毛铎、王浩为副组长的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直至1984年。此时,离粉碎四人帮已经8年,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4年多了。
    小平头: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


    图2:中共文革密档《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1966.6——1976.10》中共柳州铁路局整党办公室,1986年10月编印。盖上“机密”的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中央支持组成赴桂中央工作组
    
    在处遗工作开始后,由于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靠边站了。便由副书记兼自治区主席的韦纯束实际上担第一书记的责任,负责领导处遗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对广西区党委有关领导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过去处理那么久都没有处理好。他还说,凡是在外省工作的广西人,或者过去在广西工作过的外省人,你们认为能够帮助“处遗”的,都可以提出来调给你们帮忙。后来中央派了广西籍的周一锋做中央工作组长,副组长毛铎,是一贯在党中央搞内保的,在中纪委工作。中央工作组领导人还有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下面有许多司局级的人员,大约有60-70人,很庞大的队伍。里面有光明日报的记者、副总编辑,也有公安部的、中纪委的,中组部的,不少是国家机关抽来的。广西到各地市的工作组,都有中央工作组的人员参加。广西也抽了很多人到工作组工作,每一个地市都有十多个人下去,有些工作组又管地又管市,人数就多些。如段远中任组长的桂林地、市工作组,人数就较多,南宁市工作组人数也多些,组长是唐峰。河池的组长是欧震,老地下党员。到各地市去的都是正厅、副厅级领导挂帅。加上县市抽来配合工作的,总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处遗工作组。
    
    中央还同意广西区党委的要求,专门拨了5000万元,解决处理“处遗”问题。在这事情上,首先是两位老革命帮了忙:一个是陶希晋,一个是郑绍文。他们两人都在广西工作过,刚刚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不久。他们给广西负责处遗的区党委领导人提了两条宝贵的建议,第一是跟中央要些钱。自古以来处理冤案,最后都要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发放一些抚恤金,才能安抚受害者的亲属。跟中央要多少钱合适?当时区党委领导们接受了意见,粗略估算,按每个受害者1000元算,要个几千万不为多。第二,对受害者的子女要安置工作,这是长治久安的保证,比发放一些抚恤金还起作用。
    
    在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中纪委委员,原中组部副部长)和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的帮助指导和以刘田夫为广西整 党工作组组长的帮助下(1984年中央决定广西“处遗”纳入整党),经过2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85年终于解决了悬留10多年的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有一插曲:中央工作组副组长王浩,五十年代就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反“右派”运动中被韦国清划为右派,王当年劳改的明阳农场(位于现在的南宁江南区),杀43人,在那里“劳改”的右派分子全部杀光。“处遗”时王浩重访故地,他一问才知他的右派朋友都不在人世了。该场“联指”党委书记白金友“处遗”中才被抓住,判10年徒刑。1984年王浩结束“处遗”前脚一走,白金友便保外就医,每月给生活费500元,现在还闹着平反哩。韦国清的势力在广西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处遗”与整党成果
    
    如今,毛左抹黑韦纯束,泼向韦纯束的污水,其实都是冲着韦纯束主持“处遗”而来。而当时整党办的干部们就像赤足的真金,越抹越蹭越是金光闪闪,文史留辉。
    
    必须强调的是,广西“处遗”及一系列拨乱反正,都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李锐等人可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外,(与邓小平没什么关系,相反正因为邓对韦国清的纵容包庇而埋下如今极左回潮的隐患),广西整党办一步一步都遵上述中央领导指示办的,而且做得极为彻底。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二、三、四。在全国都是唯一的。没有哪个省做到这一步。
    小平头:韦纯束主导广西“处遗”


    图3:《柳州市文革大事件》(封面已撕掉)中共柳州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8月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1984年1月,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广西工作组撤离广西,同年2月,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派以刘田夫、刘庚为正副组长,共11人组成的整党联络小组来广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自治区成立了整党小组,组长韦纯束,副组长金宝生、区济文。全区各级党组织按中央决定进行整党。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纳入整党工作之中。
    
    1985年6月15日至20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第五届委员会50名,候补委员11名,陈辉光为书记,韦纯束、金宝生、陶爱英为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1985年8月3日,调整了自治区整常小组成员,陈辉光任整党小组组长,黄云、金宝生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金宝生兼任办公室主任,区济文、陈詠、黄英任副主任。
    
    全区先后参加整党的有59885个党支部,1152026名党员。1987年4月,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整党中全区被开除党籍的26882人(含大部分“处遗”中处理数),占全区党员总数的2.34%,因犯各种错误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的24225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2.07%。不予登记的党员15991人,占1.39%,缓期登记的党员26188人,占2.27%。
    
    据“处遗”统计,全区在“文革”中有20875人在入党后乱杀人,有9956人是乱杀人后入党的,另有与乱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17970人。被审查考察的81114人(国家干部占45%);严重违法犯罪698人;严重违法乱纪4937人;判刑1808人(国家干部占38.6%),其中死刑立即执行10人,(国家干部占50%),死缓17人(国家干部占64.7%);开除24912党籍人,······。
    
    这次“处遗”还对死者进行平反昭雪,对被害者做了安抚工作,全自治区发放了丧葬费、抚恤费、抚养费、生活困难补助费一亿元。
    
    在“处遗”和整党中查明,1969年4月广西出席九大的20名代表中,有“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3人,其中两人(岑国荣、盘美英)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区党委委员中“处遗”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三种人”的有盘美英、岑国荣、梁吉泉、颜景堂、唐以豪、廖炜雄等人,均开除党籍(颜景堂、唐以豪判刑),宾祖媛不予党员登记。另有9名委员、候补委员犯有严重错误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
    
    处遗工作完成后,中央领导要把广西区党委有关处遗的汇报材料整理发到全国去,说明广西处遗既稳妥又坚决,也解决了问题。
    
    至于毛左指证韦纯束是否走私黄金720多公斤,平头举双手赞成掌握证据的人们合法举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中共“红区党”打压“白区党”——毛关于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
    
    在广西有一个值得玩味的显著的共同特点:凡是“白区党”(地下党、游击队)背景的干部,无一不受韦国清的政治迫害,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凡是良知尚存、肃清文革流毒最迫切的无一不具备“白区党”背景。如韦纯束(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整党小组组长)、黄云(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整党小组副组长)、区济文(为“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周一峰(壮族,广西柳州鹿寨人,1935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共,曾任江苏省副省长。1983年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来广西督导“处遗”)、王定(反右时被韦国清冠以“广西的纳吉”大名、广西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王祖鉴(第一个向中央冒死报告武宣吃人事件的南下老干部,原来宾县县长,老资格的北平地下工作者)、吕梁(原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主导出版《广西文革大事年表》遭整肃撤职)、龙廷驹(原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温藩生(原区直机关离休干部、参与南宁市“处遗”)等等清算文革罪孽最积极的老干部,都有国统区从事地下党或敌后游击队的背景。
    
    稍安勿躁,且听平头给你摆摆这段中共党史。
    

从头说起
    
    中共建政之初,“红区党”在与“白区党”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这也是“红区党”“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作祟。认为老子在正面战场与国军搏杀,摧枯拉朽,功劳最大,牺牲最多,论功行赏,江山是老子打的,当然也由老子来坐江山。
    
    如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再如1953年,高岗地位飙升,深得毛泽东信任。加上毛泽东让他到沈阳查阅刘少奇在伪满时期是否有过变节行为,并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高岗、饶漱石把这看成是一次权力再分配,他们联起手来,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并欲取而代之。林彪是高岗的重要支持者和同盟军,也是高岗手中的一张王牌。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是中共武装斗争的代表人物,高岗是陕甘宁革命边区的创始人之一,他们都对在白区工作权力却在他们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不满,对彭真、薄一波等也存在偏见。
    
    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那当先的“一马”指的是高岗。其时的毛泽东有可能将高岗作为平衡或抑制刘少奇与周恩来的筹码,也可能有将高岗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意图,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但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毛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毛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与刘少奇联手,借刀杀人,让斯大林向毛透露,高岗背着毛及中央向苏联提供情报,毛容不得一仆二主,最终才丢卒保车将高岗、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集团”。
    
    毛并没想置高岗于死地,而是打算风头一过重新启用高岗(毛原叫习仲勋向高岗传话,先贬官回陕西暂避风头,但被刘、周封杀)。但“白区党”亦非省油的灯!周、刘痛下狠手,用计将软禁西山别墅的高岗逼得吞服安眠药自杀。使毛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比如毛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据说,高岗自杀的消息传到杭州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很是惋惜了一番,说:“准备让他回延安当延安地委书记的。”“红区党”在与“白区党”权力斗争中折了一阵,却为毛泽东全面修理“白区党”埋下伏笔。
    

毛泽东决定地下党命运十六字方针
    
    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
    
    毛泽东红朝登基,尽管“白区党”的情报贡献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甚至其重要性比“红区党”的正面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从早期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在关键时刻,因为有了“铁三角”的努力,中共中央得以保全。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共的历史将被改写。另外在情报战线上还有“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以及台湾地下党“三杰”吴石、朱枫、陈宝仓。以及潘汉年、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
    
    但过多渲染“白区党”的情报能力,如何凸显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在国共厮杀的正面战场用兵如神、神机妙算呢?再则,“白区党”的情报首脑如潘汉年掌握抗战时期中共与日伪勾结的惊天秘密,如今得了天下,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始终是毛泽东的心病。
    
    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建政后不久爆发的第一起大案高岗、饶漱石案,牵连到当时中共高级情报和公安官员潘汉年和杨帆等。潘和扬为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不料遭此大难,吃尽苦头,潘并死于监禁中。数十年后,潘杨案虽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但官方对其中缘由始至终语焉不详。后来才逐渐爆出:原来,潘和杨受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华东局委托,与汪精卫当局特务机关暗中联络,新四军遂与日汪军和平共处而主要致力反蒋和扩大地盘。潘汉年甚至与汪精卫直接秘密会面一次,奠下日后被当作“替罪羊”的结局。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故作为封疆大吏的“广西王”广西区党委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有资格获悉毛对地下党的方针和态度,为反右及文革把广西一大批“白区党”干部打成“右派”、“广西地下党叛徒集团”,炮制广西“反共救国团”等等冤案埋下伏笔)。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
    
    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韦国清炮制广西地下党叛徒、特务大案要案
    
    随军南下的军头韦国清在广西一手遮天,炮制广西地下党“叛徒、特务”大案要案,涉及到全区七十四个县市。广西地下党自1 925年建立以来.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中共建政作出了卓越贡献,而文革中,许多老地下党员、老红军、老干部、老游击队员以及有关系的人员,却被列为“专案”审查,投入监狱,刑讯逼供,肆意摧残。早在1968年2月4日,韦国清在革筹小组会上讲话,讲到广西有四条黑线时说:“二是(广西)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他毫无根据地武断地说:“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69年2月3日,韦国清的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为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早就报告韦国清的革筹小组,说1968年7月间,对玉林专署专员熊福芝进行审查,并称“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福芝自首叛变问题”,“挖出隐藏在博白和桂东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等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
    
    1969年2月3日后,分工刘重桂掌管其事。刘重桂即在69年2月3目的自治区专案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广西地下党,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斗争的需要。”2月15日,他又在所谓审干会议上说,广西地下党问题,“涉及到几十县”,审查地下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一九三六年九个省工委成员中,就有两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被诬为大特务、假党员谢王岗所在的合浦县,“县委特支一级三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二名、叛徒五名、叛徒可疑分子七名”。刘重桂据此作结论:“以上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的问题。”在韦国清和刘重桂的“正确”领导下,广西掀起了一个残酷迫害地下党员的狂潮。自治区革委成立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74个县组织专案组,专案人员700多,时间长达三年多。
    
    被审查者,有的致死、致残,有的神经错乱,家破人亡。桂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5000多人,被审查的53%,致死的201人。原桂北地工委书记吴腾芳,委员全昭毅被迫害致死,副书记阳雄飞被斗被捕。韦国清把壮族聚居的红七军诞生地东(兰)、巴(马)、凤(山),列为审查重点之一,放手迫害当年的老红军、老干部。东兰县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有严重问题的共249人。右江地区不少老干部、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栽上“邓小平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而受到残酷迫害。文革之初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其他可见一斑。
    

柳州地下党的遭遇
    
    柳州地下党的遭遇就是显著的一例。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5师344团解放了柳州。12月9日,在武汉组建的柳州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南下到达柳州;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柳州市警备司令部、柳州行政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19日,中共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办公(柳州市委隶属柳州地委领导,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隶属广西桂北区委领导,1951年4月后隶属广西省委领导),柳州市委书记由南下的地委书记李一平兼任。
    
    原来的地下党柳州城工委的骨干如:书记梁山、组织委员胡习恒、宣传委员韦竞新、调查研究委员熊元清等全部都没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梁山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即使他们当中少数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柳州文革大事件》记载:1968年11月,“柳州市革委”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建立“市革委第三办公室”,抽出70多名干部组成几个专案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柳州地下党进行全面迫害。如11月1日宣布对原柳州市地下党工委书记梁山和王少白、邓程章等隔离审查,长达四年零三个月之久。把黄维光、卢志坚、刘达尊、韦竞新等地下党48人长期审查或迫害,有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了比较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84年3月26日,柳州市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决定,作了全面平反昭雪。
    
    2014年夏天,梁山的女儿、女婿一家五口来北欧旅游,在挪威奥斯陆邂逅正在当导游带团的平头。异国闻乡音,与他们酒吧小酌聊起毛泽东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梁大姐方如醍醐灌顶大悟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其老爸那一辈跌宕起伏的命运,实际上早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
    
    又比如我母亲抗战时搞地下工作的引路人,四川岳池中学国文老师刘准,国学根底深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1927年由柳直荀(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之李淑一的丈夫)在湖南湘潭介绍入党的老地下党员,(在广西是党龄超过韦国清最老的中共党员)抗战胜利后由川返柳,在柳州龙城中学以老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他被贬到大苗山融水县中学教书,文革时更被诬陷为"出卖柳直荀的叛徒",惨遭迫害而几度自杀未遂。后虽获平反,但一生不得志直至终老于大苗山山区小县城。
    
    地下党柳州城工委宣传委员韦竞新,是我在龙城中学(文革期间改名柳州七中)的语文老师,这个当年南宁师院毕业就投身革命、才思敏捷的青年,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惨遭迫害,熬到文革后已是凌角全无、疾病缠身、谨小慎微、苦度风烛残年的老头,直至含冤去世。
    
    广西壮族作家周民震,也是在龙城中学投身地下党组织,文革亦被韦国清整得灰头土脸。其兄周一峰,壮族,广西柳州鹿寨人,1935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江北特委委员,中共建政后官拜苏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1983年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中纪委委员,原中组部副部长)、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五十年代就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副组长率领40人来广西,帮助经过重大调整的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刘田夫为广西整党工作组组长的帮助下(1984年中央决定广西 “处遗”纳入整党),经过2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85年终于解决了悬留10多年的广西“文革” 遗留问题。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在毛泽东的棋局上,作为地下党的自己人,也成了毛利用后抛弃的棋子。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迫害甚至被虐杀的命运,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 "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上述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到文革时整个广西地下党被中央文革打成"叛徒集团",炮制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酿成屠戮二十万造反民众的广西文革大屠杀惨案,其中是与毛泽东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一脉相承的。此是后话。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白区党”曾经被翻手为云如今被覆手为雨,其实都是毛泽东政治工具用完后要抛弃的一颗棋子,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这与文革毛泽东抛弃牺牲造反派如出一辙!
    
    于是潘汉年、杨帆、黄敬(俞啓威,俞正声之父)、郭汝槐、谢和赓、金山、刘少奇、安子文、彭真等等“白区党”大小特务头子,均落得个身陷囹圄,不得好死的下场。
    
    众多“白区党”背景人士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
    
    如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奇功的老地下党员郭汝瑰(国军国防部作战厅长),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一次也没落下,郭汝瑰晚年对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余毒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遭遇车祸)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也是广西整党办部分觉悟的老干部的心声,为日后在全国严密封锁文革讯息之下,为撕开广西大屠杀黑幕的裂缝,大面积披露文革密档埋下伏笔。
    

(三)题外话:现在的中国 竟然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党
    
    近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广州市主委潘胜燊被中共广东省纪委“双规”,舆论譁然,纷纷质疑中共纪委越权,插手民主党派事务。但官方透露,潘胜燊原来还是中共党员,于是,“双重党籍”问题又引起关注,更有趣的是,中共建政60多年,在内地究竟还有多少地下党呢?
    
    中共官方认可的合法民主党派有八个,包括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中共当年于这些党派成立时多曾派人协助,有些中共党员成为其中的骨干,拥有“双重党籍”,有的还成为当年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包括民革的王崑崙、民盟的胡愈之等。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共建政后,仍有中共党员对外只公开民主党派成员,在官方公布的履历中不提中共党员身份。
    

“双重党籍”为中共护航
    
    相比于建政前,这批中共地下党其实不怕曝光身份,甚至在民建、台盟中央还设立了中共的党支部。据内地媒体查证,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江苏省民盟籍副省长曹衞星都是中共党员。网上可查到的最多「双重党籍」的民主党派当数台盟,台盟前主席张克辉、前副主席李敏宽、前秘书长张华军、现任副主席苏辉等都是中共党员。由此可见,民主党派为甚麽会被称为中共的政治花瓶。连党派的主席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或要得到中共批准,凡中共有重大人事和政策异动就出来表态拥护,这些党派只是中共地下党的分身,多党合作不过是左手握右手。
    
    此系题外话,打住不赘。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注释: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5册,195-196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2)1959年1月,柳州市委宣传部选定民间传说“歌仙刘三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的创作题材。3月,彩调剧《刘三姐》第一稿由市彩调团排演,歌剧《白毛女》作者贺敬之看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市委遂抽调宣传部、文化局的“笔杆子”组成“刘三姐创作组”,重点创作彩调剧《刘三姐》。1959年5月底,创作组成员邓凡平、牛秀、龚邦榕、曾昭文、黄勇刹等深入桂西、桂北采风。7月下旬,写成《刘三姐》第三方案。此稿公开发表后,广西各地争相演出。剧中的山歌、曲调更是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流行曲。从第三方案起,刘三姐被确定为“用山歌同财主作斗争,用山歌讴歌生活和爱情”的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歌手,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为参加全区、全国的会演,创作组又对剧本进行了加工。直至1963年4月,第七稿正式付印存档,创作组的工作才告结束。彩调剧《刘三姐》是第一个公开演出并公开发表关于刘三姐传说的剧本。此后,各种“刘三姐”作品大都是参考彩调剧改编而来。上世纪60年代电影《刘三姐》热映大江南北、东南亚等地,使刘三姐的故事广为天下知。1978年1月,几位原作者写出彩调剧第八稿。1991年夏,作者再次深入基层采风,写就第九稿,编入《刘三姐丛书》。
    
    (3)韦国清(1913—1989),壮族,原名邦宽。广西东兰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50年应邀赴越南任军事顾问团团长。1955年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起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逝于北京。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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