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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中国学术权威1979年访美蠢话录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凯迪社区 
    
     大年初三,我家所在的小街路边有个颇大的地摊在售书,二到三元一本。或是某个单位清理出来的,或是某家当废品卖掉的,中外经典名著七八成新的也有不少。

    
    这本封面盖有“广州市东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藏书印”的《访美观感》让我眼睛一亮,因为它的著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封底定价上方还有“内部发行”字样,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版。序言完稿于1979年7月1日,内容是当年4月16日至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的报告汇编。
    
    这个社科院访美代表团一行10人,到访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10余地的权力机关、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单位;署名文章共8篇9人。
    
    这9个人除了语言学博士廖秋忠,个个名字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
    
    代表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乃资深外交官、“毕生从事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以思想敏捷、见解独到著称”;
    
    副团长宋一平,曾留学莫斯科4年,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将他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秘书长、副院长;
    
    社会学家费孝通;
    
    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围城》作者钱钟书;
    
    芮沐,法学泰斗、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薛葆鼎,经济学家,我国基本建设经济领域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科的主要倡导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留学美国期间曾为动员留美科技专家参加新中国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赵复三,中华圣公会牧师,曾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院长(1990年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职务,此后赴美任教、著述)。
    
    其中廖秋忠(1946年—1991年)最年轻,虽无学界泰斗名声,也不简单。他出生于台湾嘉义县,197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即带头回到中国大陆。
    
    这些人中唯有李新一人没有留过洋,他是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国共内战前夕曾任军调部北平执行部中校组员,后来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1960-1962年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退休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新可算党内知识分子的“异数”之一。你看《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大陆版本有他去世后4年即2008年的山西人民版)秉笔直书,对他亲历亲见的刘少奇1947年在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上声色俱厉批评聂荣臻;邓小平1943年在太行山领导“整风”运动期间,命令北方局机关男同志跑步到河边集合,脱得一丝不挂接受检查,同时翻检寝室里的一切个人物品包括情书、照片等;诸如此类情景无所避忌。
    
    这样一些中国学界顶尖级的人物,最聪明的脑袋,他们1979年夏天写的访美观感会是怎样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很有悬念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社科院代表团1979年4月访美的大背景是:1978年12月15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次日公报发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隔绝和敌对状态正式结束。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979年2月17日开始,到3月16日,所谓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
    
    通常我们说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那么,中美建交、对越作战结束之后,可以说中国的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正式拉开序幕了。
    
    不过,与惯闻的宣传不同,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始于邓小平主政之后。请看《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著,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的说法:
    
    “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官方历史对华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P189)1978年8月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作学习什么的报告时讲,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币,与外国企业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进外国技术,没有丝毫损害主权。(P194)1978年“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仓使团(注1)一样,他们回国之后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细致的考察。”
    
    这些出国考察包括上海市领导人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访问日本,他们看到是日本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转向更有活力的民间经济,消费产业成为工业成长的主动力。考察团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说,日本“二战”后经济进步,得益于大胆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资,大力推动教育和科研。上述出访中,最有影响的是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访问法国、德国、丹麦、瑞士和比利时。20名代表团成员是华国锋指定的,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和广东省委书记。“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在同年9月9日的“四化建设务虚会”的闭幕式上,副总理李先念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P220-227)
    
    以上是社科院这个代表团访美的政治和外交背景,也是那个时期对外开放调子已然相当高昂的社会氛围。
    
    那么,这些学界泰斗的访美所见所闻,想来也应该相当地“兴奋”吧?
    
    我读后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基本上是陈词滥调,去不去美国无所谓,结论差不多早已有了。
    
    入眼的第一篇是,团长宦乡和副团长宋一平合撰的主报告《访问美国情况报告》。分三个部分,一是“当前美国情况”;二是分学科介绍“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些情况”;三是关于今后中美展开“学术交流问题”。
    
    关于美国的现状,好的方面,比如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也相当高(薛葆鼎报告《重访美国》篇说“工人阶级的生活享受资产阶级化”)、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自动化程度高,这些方面1979年之前众多官员访问欧美早就有汇报了。宦乡二人却归纳说“在每个工厂、大公司、跨国公司内部,计划性是很强的。”在列举了美国经济的四大主要问题(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贫穷问题)之后,报告者间接引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兹的话说,他“承认,美国经济全靠市场经济调节已经不行,现在需要用计划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说来说去,还是证明了咱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好就是好!而事实上,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确实存在,但里根于1980年再次竞选总统时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他于1980年11月终于当选总统,就职后实行的所谓“里根经济学”,要点就是在经济领域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让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修正所面临的问题。——里根政策思想的支持者当时在美国占了上风(否则他就不可能当选),而我们的学界领袖与经济学家居然没能感知,可见成见多么害人误事。
    
    主报告介绍美国现状的第四个标题是“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腐朽没落”:1、种族歧视问题;2、青少年犯罪问题;3、学校教育问题;4、精神文化腐朽。“一般人都是谋求个人私利,因此谈不到共同的远景理想,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试与我们中国大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比,毫无疑问美国的“精神文化则已走上腐化没落道路”。在谈到哲学领域问题时,报告人鄙视中夹带愤慨地说:“各大学里还有同性恋者协会,在社会上同性恋者争取‘解放’,自称为‘人权’运动的不可缺少部分。”
    
    有意思的是,两位美国通的报告,即薛葆鼎的《重访美国》和赵复三的《从宗教的窗口看美国》,与主报告论调相当一致。前者替美国人担忧:“在享乐主义的社会风尚中,社会前途几乎无人介意,国家观念更是十分淡薄。很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少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生产力这么发达的美国,思想境界却落后于欧洲。”作者说“这一串已存在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出路何在,要求从理论上探讨出答案来。”赵复三则“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可以深信,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终将被(美国)人民冲刷掉。”
    
    ——这样的结论,有必要煞有介事地赴美国考察一个月才得出吗?中学政治老师早就讲得烂熟了!
    
    读这样的考察报告,恕我不恭,竟想起一则外国寓言:一头猪跑进了一座贵族庄园,华美的客厅和美丽的花园它视而不见,它就对垃圾堆、羊圈这些地方感兴趣,所以它的考察结论是,贵族庄园与贫家农舍也差不多嘛。
    
    这些大师级的学术权威,怎么会讲这些蠢话呢?虽因为自己与外界隔绝三十年真的思想僵化了呢,还是汇报首先要考虑政治正确?宦乡同志任社科院副院长之前,担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卢森堡大使,他可不曾与世隔绝!
    
    谈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毕竟与涉及政治文化制度的社科领域的问题不同。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西学为用“、师夷长技虽有争论,统治集团的精英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而是否要“中学为体”,是否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要敏感得多。因此,在这本《访美观感》里,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思想文化的没落,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老调子还是要唱的。
    
    8篇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从台湾留美而投共的廖秋忠。他的汇报《美国语言学研究》,只介绍美国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现状,而斯大林同志早就说过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介绍美国的学位设置(硕士不重要,一般只读两年左右,重培养研究型的博士),建议派出留美学生,并请美国学者来中国办培训班,批评美国语言学研究生培养急功近利,现在看来都是对中国有益的建言和借鉴。李新先生《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简况》,与之类似,也讲得比较实在,关于中国开放研究所需的档案,加强民国史研究等建议也很具体,基本无关意识形态之辨。
    
    费孝通与钱钟书两人的报告风格则十分相近。这两人在美国名声很大,成了被“围观”的学术明星。他们基本上是单独活动,所到之处反客为主,座谈,接受采访答问,演讲,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主要汇报自己到了哪些大学和研究所,见了什么人,讲了什么题目,最后:费孝通表白,以我为研究对象写博士论文的,编我文集的,写我传记的,我都没有看,谢绝了,“凡是不符合事实的叙述和议论,自有公论,不必自辩”;钱钟书则说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夏威夷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我自度不能胜任,都婉言辞谢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们不愿惹祸,生怕沾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
    
    35年过去了,中国学者出国讲学,外国学者来华教课,已是稀松平常之事。至于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更不在话下。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谈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有资格嘲笑宦乡等前辈谨守当时的“政治正确”的心态,讲可笑的套话大语吗?
    
    注:岩仓使团: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明治政府派48名官员和50多名留学生,全面考察了美国欧洲12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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