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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胜之子谈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31日 转载)
    [摘要]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9期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
    
    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哟,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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