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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噪一时 《河殇》撰稿人苏晓康今何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11日 转载)
    来源:开放
    
    
名噪一时 《河殇》撰稿人苏晓康今何在?

    八十年代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曾以电视片《河殇》蜚声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点通缉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开放》杂志编辑金钟对苏晓康先生进行了专访,在其撰写的《告别中国二十年》中详细记录了苏晓康在访问中回顾八九年经历的文学与政治的冲突、逃亡的经过和来到西方后的不幸遭遇。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坦诚的内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来。是追求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份真实记录。全文如下。
    
    一、《河殇》事件与赵紫阳
    
    问: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个七名知识份子的通缉名单: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缉作家,究竟你是凭甚么“晋升”到这个名单之中?
    
    苏晓康:这个名单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几位出席会议。这是继通缉方励之夫妇、二十一名学生、三名工人之后的一份秘密通缉名单,发到县级公安、机场、码头等地。我是王震点名而上名单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让他的大秘书唐玉向人民日报老总谭文瑞传达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其中有一句“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谭即以内参发政治局。广电部找我和夏骏传达王震的批评。我听后马上调查《河殇》剧组,是否有人父亲被镇压?一个也没有。后来,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赵紫阳。赵父是否被杀?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产党手里。
    
    问:最近公布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有提到赵与《河殇》。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会上,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赵没有理会。李先念说“鲍彤是支持《河殇》的无赖”。赵说“王震没说的比说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在说我,暗示我支持《河殇》。”赵和鲍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殇》?
    
    苏晓康: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个新细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王震骂《河殇》是受秘书唐玉的挑拨,赵在中央全会上打断王震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众扫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赵。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殇》时,四个中央领导赵紫阳、李鹏、杨尚昆、李先念来调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馈是:赵说“干吗骂老祖宗呢?”杨尚昆大加赞赏,说“全体干部、战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鹏、李先念没有回音。赵的态度是不欣赏《河殇》,鲍彤的态度,我不知道。但从和《新观察》戈扬的接触中可以感到他们是保护我和《河殇》的。(但)正如赵紫阳录音所说,说他和鲍彤下令制作,发到全国,“完全是虚构”。从赵紫阳与宗凤鸣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赵要撇清和《河殇》的关系,他不同意批判传统。这甚至使我吃惊。
    
    问:你怎么知道鲍彤是保护你的?
    
    苏晓康:戈扬(新观察主编)告诉我一事。在《河殇》之后,我写了《乌托邦祭》,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二十五万字。江西出版后不准发行,全部封存,打成纸浆。戈扬知道后,要我给她一个十万字的书稿,在《新观察》上一次发表。我给了,戈扬在发排前一分钟,给鲍彤打电话,鲍说,《河殇》已使他们焦头烂额了,还要发《乌托邦祭》,我们就保护不了他了。还有一件事,赵紫阳在当众抵挡王震后,见新加坡李光耀时,送了一套《河殇》给他。赵说,“听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电视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此事上了“动态清样”,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大新闻单位有,我看到了这一段。传说是赵对王震的反驳。
    
    问:《河殇》引起巨大轰动,又被政治化,当时我们在香港也很关注,缘由何在?
    
    苏晓康:说说由来,可以看到没有政治背景。事情和当时的“河流片热”有关。《话说长江》一片收视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赚。那时日本NHK要买黄河的拍摄权,出一百万美金,没人敢拍板,最后由邓朴方拍板,卖了。但由中央台与NHK合作,从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电视片的灵魂人物是剧作者,解说词很重要。中央台的黄河片由负责纪录片的副台长陈汉元负责,他认为拍得失败,没有竞争力。后期制作下游解说词由我写,我建议从文化角度切入,导演害怕太敏感。在我们争论时,年轻的夏骏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陈同意让我出六集的方案,于是我编剧,夏骏导演的《河殇》就这样出笼了,放在五十集《黄河》之后推出。可见《河殇》制作,纯为票房,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问:那么,《河殇》究竟有甚么敏感之处?苏晓康:我的构思是,要找到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黄河和长江并列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她更具中国文化的性格,虽滋润中国几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滥成灾。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龙”、“母亲变成暴君”,犹如“东方专制主义”。这些意念要从黄河的具象中提炼出来,而又要和改革形势相配合,提出黄河走向大海……片子出来,各省电视台都转播,总共有上亿的观众,反应热烈。各大报都登了《河殇》解说词。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层权力斗争挂上了?恰V鞴芤馐缎翁?的胡启立由《河殇》事件发出指示:“中央以后不评定一部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由文艺和评论部门自己去讨论。”
    
    问:我当年读过《河殇》剧本后,感觉这是一部“政论片”,论述气势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对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向往,引起麻烦,势在难免。
    
    苏晓康:争议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帮拿来攻击赵紫阳支持自由化,那是没有根据的罗织罪名。赵回忆录指《河殇》成为倒赵运动的借口。因此《河殇》事件是一个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艺批判来打倒政敌的做法没有区别。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和政界也没关系,不说赵紫阳,连鲍彤、陈一咨都没有见过。
    
    (2007年苏晓康和太太在巴黎凡尔赛宫留影。1993年发生车祸以来,苏晓康对太太的康复竭尽心力 )
    
    二、介入学潮与逃亡经过
    
    问:我们转到第二部份,你怎样介入学潮?
    苏晓康:我介入八九学运,可以说是有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个派对上。见到刘心武,他对我说:“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预感有大事发生。出来晚上车子还特地在天安门绕了一圈,没事。可第二天,学生们闹起来了。我决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师来敲门,说新华门打死了学生,你们知识界为何还不站出来?说学生们都是看你们的书受启蒙才起来的。我深感内疚。觉得知识份子应该站出来,第二天包遵信发起声明,我签了名。当时我在搞《河殇》续集,这事儿是金观涛八九年春节在北京约我吃饭而起,说一定要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叫我去,决定搞第二部。一天刘小燕来电话,说郑义、赵瑜搞天安门游行,要我一定来。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见一大车人,都没街头运动经验,正好那位台湾人黄顺兴来了,教我们做肩带,我披上“河殇作者苏晓康”的带子,就上阵了,还有刘再复、严家其等。
    
    问:记得你上过广场,对学生讲话。
    
    苏晓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报座谈会,十三人,有李泽厚、温元凯、严家祺、李洪林等。会议主持说奉阎明复统战部部长指示请各位来。原来是阎明复和戴晴商量要请我们这批温和派出面调停学运。那天也请了学生领袖王超华来,她哭着说,“请诸位老师说服学生,广场已失控了。”我很感动。大家同意发一个声明,由我当场写就,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接着我们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广场,一排地站在那里,我看到有人发抖,有人语无伦次,只有温元凯讲得好。我也讲了,拍学生马屁,说他们教我们搞民主,也劝他们不能傻,占着广场不走。完了又回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接见。坐阎明复的车,和戴晴一道回家,记得戴晴在车上和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劝不了学生,咱俩都得蹲监狱。”
    
    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中)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
    
    问:五月十三日,可是学运一个大日子:在广场绝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运动滑向六四。绝食首先冲击了戈尔巴乔夫十五日的来访。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这几天,你在哪里?
    
    苏晓康:十三号的广场之行,我感到这场狂热运动已经不可能控制了,心里凉了半截。我躲起来写《河殇》续集,做二千分钟前期拍摄资料的后期合成。剧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内。我当时的职称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剧组的后勤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负责。我在剧组一直搞到五二○戒严。那天凌晨,我和夏骏上街,哗,人山人海。那晚的党政军戒严大会,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总后大院礼堂召开。广播在播李鹏恶狠狠的讲话。我对夏骏说,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铁口,我嘱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钟资料。我进入地铁,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问: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苏:对)离六四还有十多天,你那样早就开始了逃亡?
    
    苏晓康:没错。我比他们都走得早。为甚么?这里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这是我的空白。不能说。我先说说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内部就有一份知识界十种人的名单,第一种是方励之,我是第六种,叫“以苏晓康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其他还有王军涛、陈子明一种,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一种。我看到这份文件,简直嵴梁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风波,就会照单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领奖曾躲了一星期,后赵回国,世银讲话,以为学潮平息了。“四二七”大游行,我回到北京。方励之那样谨慎,我估计他也知道这名单,他去山西躲过一阵子。
    
    问:你逃亡一百天,有没有可以透露一点的故事?毕竟过了二十年。
    
    苏晓康:我也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得到过许多无名的好人帮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陆人不能。帮我的人,有的从来不认识,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时间最长的人,他身份证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当然可能是假的,给我亲切感。他曾是一个师的侦察科长。这一百天,让我知道中国没有神话,帮我们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会永远感谢他们,无论他们是甚么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很强大,没有这股势力,我们一个也逃不出来!
    
    问:谢谢。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过去二十年,你今天对八九民运性质的看法如何?
    
    苏晓康:八九年运动,学生,知识份子,高层权力斗争,历史传统……想了很多,说法也不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争夺战。这不是一般争权夺利问题,而是共产党传统与家天下之争。列宁主义这个正统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邓小平也要挑红军时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时代的赵紫阳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国封建传统太深,落在一帮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陈云、邓颖超,他们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们把李鹏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个机会,要把赵紫阳搞下去。邓用胡赵,老人帮一直抵制,这就是赵录音中强调的“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李鹏六四的劲头也来源于此。
    
    问:但六四决策不是邓在把舵吗?
    
    苏晓康:是邓在决策。但李鹏的作用大,因为他知道只有挑拨邓赵关系才能得手,便假报军情,说“学生要推翻共产党”。迫使老邓发“四二六”社论,没耐心让赵平息学潮,学生又不撤出广场,邓最终放弃赵紫阳而求助于八老支持,下令开枪。这是邓最大的失败。但邓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作为补偿。但邓一死,江又照样隔代指定习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来,显示中共毛邓的个人魅力型、强人统治,还是输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式的法理型统治,今天的中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理性冰冷,完全不讲个人魅力。
    
    问:六四民运的失败,有人说是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责任,教训究竟在哪里?
    
    苏晓康:知识份子可以做社会的启蒙者,但他们绝无操纵街头运动的任何能力,当时,我们只能做“调停”的角色,但你们看到,调停也是失败的。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零。民间社会也没有发育成长,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而担心赵下台导致“大局崩坏”改革倒退,民众牺牲。因此,知识份子看似恐惧,其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指责知识份子没有勇气,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广场方面,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邹谠教授说,“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是反对全能主义体制的过度反应。”“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只会更大地损害运动的目标。”
    
    问:战略考虑││是甚么?
    
    苏晓康:邹谠教授的看法是“双方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谁也吃不了谁的状态。然后,经过反覆讨价还价,达成战略性妥协。”当时,这种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势,不让家天下得逞。一句话,不能导致赵紫阳下台。但很多人不这样想,把上层的斗争看成权力斗争。你斗你的,我干我的。在赵亲赴广场讲话中,几乎是哀求学生撤离广场,说情况是复杂的,来日方长,问题的解决要一步步来……已经道明了这种战略。但反应还是对牛弹琴,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无动于衷。而共产党已经磨刀霍霍,要一举全胜,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二十年,他们用经济起飞来挽回以残暴的武力镇压所造成的道义丧失,付出的代价则是支付中国所有的资源和全民族的未来。八九年那七个星期,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化、流血冲突,回到高压社会,改革派失败的急骤过程,酿成了这个你们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的苦果。
    
    1992年7月金钟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苏晓康(左)摄于校园
    
    三、定居西方,从车祸中苏醒
    
    问:让我们再回到你的故事上来。你到香港,我们有所听闻,十分保密吧?
    
    苏晓康:在香港躲了两个星期,和孔捷生、远志明及那位侦察科长住在跑马地一个高层单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厦,他擅自跑来找我们,被朱牧师发现,便将我一人转移到一位女记者家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把我交给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员送我上机场,用假护照,走后门,登机飞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间,规定不见记者,不露面,为了安全。但有两次例外,支联会张文光安排一位美联社记者汤姆Tom,要在电话上和我说两句话,因为在大陆认识他,我答应了。汤姆借此发了新闻,说已证实苏晓康逃出大陆。为此,张文光据说“犯了错误”。另一次在法国副总领事家的那晚,和领事两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阵。后来到巴黎,和联合报记者薛晓光谈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时记者江素惠,可见台湾两报挖新闻,争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国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专上学联负责人见过一次,为他们支援我们同行的十万元偷渡费签字。
    
    问:《河殇》案涉及到赵紫阳,非同小可,受迫害牵连的亲友多不多?那位夏骏呢?
    
    苏晓康:《河殇》撰稿人还有王鲁湘、谢选骏、张钢、远志明等,张钢本没写甚么,挂了名,害了他,逃到台湾;谢选骏去了美国;远志明后来成了传教士;王鲁湘现在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跟我合作较多的年轻人夏骏,先是停了导演职务,后离开CCTV,不知所终。他没有监牢之灾。我的家人,父亲没事,母亲受了很大惊吓,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过我。她是光明日报老记者,那时,六十五岁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脑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医院工作,上下对她很客气。也找她谈过话,她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抄过家,拿走了一些东西。
    
    问:记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丧一次?
    
    苏晓康:父亲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转移。我弟要我回去见父一面,我向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等候、拖延好久,回说要父亲申请。于是我弟填好申请,让父亲签字。不幸签完几天后,父亲走了。我才获准回国奔丧,有三个条件:一、不见记者;二、不发表言论;三、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无权拒绝。和太太回北京。遗体告别在八宝山,因父亲同僚都来,不能见我,让我一人在外面,不参加仪式。那种荒唐的感觉,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让我独自进去和父亲告别。原来想跪下去三叩头,但在那种受辱的氛围下,心情不允许。向父亲行了三鞠躬。原说可以活三个月,终于没让我见到他。丧礼后,本想多留些时间,给傅莉看医生,却不获批准,要我按时离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国。这样,父母先后都走了,我在中国没有家了,再没有甚么牵挂。
    
    问:“祖国”的观念还存在吗?
    
    苏晓康:流亡当初,还有幻觉,以为不久会回去。九三年发生车祸后,就断了回家的念头。二○○一年我入籍美国,未来将在海外落叶归根。余英时先生说得好:“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在哪里。”二十年,看淡了。祖国的观念,我是没有了。祖国已被糟踏得一塌煳涂。
    
    问: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干吧?他对你的影响怎样?父子间的互动如何?
    
    苏晓康:父亲苏沛,早先是浙江日报编辑,一九六○年调红旗杂志,陈伯达手下,文革下五七干校,七五年起跟邓力群,文革后到了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观念上是左的,对我在报告文学上的成功还是相当高兴、自豪,但我不断惹麻烦之后,他担心了。劝我不要太天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对于《河殇》的事,他相信与赵紫阳有关,要我不要和赵紫阳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层斗争的残酷与隐秘。似乎他对国家的问题也很清楚,表露“说也没用”的情绪。对于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亲不同,说“回来干甚么!”他坚决反对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亲没甚么交集,他在那个圈子里几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动声色。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干校给我们的信,真是一种享受。他一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心里面很看不上胡乔木那些大秀才。
    
    问:晓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创作了那么多出名的作品,会不会感到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苏晓康:八九年我四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时期。八十年代那确是我难忘的十年。在西方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点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可以说是“飘飘然”。初到巴黎、美国,到处演讲、开会,到处是鲜花、掌声。那吾尔开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没有失落感,不觉得完了。刘宾雁当时估计五年中共垮台,被人骂盲目乐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看的。和大陆逃亡时在一间屋子里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们受到的欢迎,只是令人陶醉,心里乱糟糟地,当然写不了东西。没想到我在大陆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湾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国学社简直成了一个“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陆歌,大家都废了武功,无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来,见到我那种浮躁的生活,非常愤怒。她要我去读书,多家名牌大学都会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场车祸彻底打碎了我的“飘飘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现实中来,考虑个人家庭的前途,面对严酷的命运。
    
    问: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
    
    苏晓康:车祸后,傅莉瘫痪,我虽早复原,五年中处于昏沉沉的状态,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种状况,让我一年后才哭得出来。医院当时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没有告诉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来后,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杀,一个信念战胜了我:要尽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谢余英时先生的慈悲心肠,让我在普大多待了几年,为太太的医疗方便。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傅莉终于恢复了大部分生活能力。这过程也是自我治疗的过程。经过好几年的耽误,我开始给台湾两大报写专栏,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写作的快乐中克服内心的忧郁症。懂得了许多车祸前不懂的事。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紧牙活下来。
    
    我是六四的幸存者,又是六四后一场灾难的幸存者,每想到那些为了我们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们,为六四而至今恶梦连连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有香港人、大陆人、美国人、有的已经长眠,有的还在默默地做抗拒遗忘的工作。
    
    苏晓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时间、类别)
    
      1、东方佛雕 1983-10 报告文学
    
      (198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2、洪荒启示录 1986-2 报告文学
    
      3、阴阳大裂变 1986-5 报告文学
    
      (1985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4、自由备忘录 1987-9 报告文学
    
      5、神圣忧思录 1987-9 报告文学
    
      6、最后的古都 1987-6 报告文学
    
      7、河殇 1988-7 CCTV电视片
    
      8、乌托邦祭 1988-8 长篇纪实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81年,任中央台驻河南记者,1985年任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央视记者。作品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具广泛的影响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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