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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自杀后被揭:红军时期乱搞男女关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5日 转载)

高岗自杀后作风问题被揭发:红军时期就乱搞男女关系
    
     本文摘自:《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作者:张秀山,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总理来到沈阳,随周总理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志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总理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周总理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总理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总理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总理因还要出访,讲完之后即返回北京。
    
    周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问题,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报告中对开好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再次强调了之前对我们三个人的谈话精神。他还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在抗美援朝、新区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经济建设、增产节约等伟大运动中,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他说: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应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的检查。
    
    3月31日,林枫、我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作检讨发言。
    
    我在发言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及对我的教育;2.对高岗本质的认识;3.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4.我的检讨。
    
    “中央指出:高岗的错误不是政策路线的错误,而是特殊的阴谋家、野心家的错误。但高岗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党内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就是他发展的温床。”
    
    建国初期,在全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党内领导对建国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土地会议问题、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富农党员问题、农村互助合作问题、职工会问题、一长制问题、整党问题、供销合作社问题等。以1952年新税制问题和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的争论,及对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分歧为最突出。我一直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党内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或批评的方式进行解决。
    
    高岗在东北主要以讨论或谈论这些政策问题,以及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中,加进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表现自己的正确。
    
    我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的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作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消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42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的,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同志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无林”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同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过去,我对安子文同志的印象还好,以后由于看到他在使用干部上有缺点,财经会议后,又听到传言说他有圈子,听说他提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我发过义愤。因此,我对他有了意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时,我在会议上讲了话。”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这些意见,都是和毛主席交换过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来讲的。并且是安子文请我到组织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意见的,在大会发言时,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场。发言结束后,少奇同志对我作了明确表态。意见讲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找少奇同志说,这是错误的。”
    
    关于我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经过,郭峰在会上讲得很清楚,会后郭峰还写了我到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详细情况。
    
    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我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认为我对高岗的问题没有护短,也没有夸张。因为高岗的主要问题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东北局的同志并不清楚,这是事实。
    
    会上对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东北局领导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对于涉及到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有关同志的问题,我在发言中作了说明和解释。
    
    一是对东北局执行的路线。有的同志说高岗在东北有一条错误路线。我说:“事实上,那时东北局执行的路线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高岗在东北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条政治路线,也没有说过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高岗到中央工作后,按中央规定,东北局每两个月都向中央作一次书面工作汇报。有重大问题时,随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和汇报都是由专人或东北局政策研究室起草,经东北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林枫和我审批后报给中央的。
    
    二是对干部政策。我说:“几年来,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东北局组织部与中央组织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中央提出如四野南下要干部、为中央政府组建配备干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需要干部,东北局是毫无保留的、挑选优秀的、有能力的干部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负起了重任。同样,东北局缺干部,如需吉林省委书记、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需要的干部,也报请中央批准和委派。如果是宗派还能向中央报告吗?这一点不存在派别性。
    
    当然,“我自己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宗派情绪,对某些同志看得优点多一些,对某些同志看得缺点多,对青年干部教育不够,对犯错误和有毛病的同志帮助不够,对个别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当。过去我担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后来虽不担任组织部长了,但东北局分工我仍管组织工作,因此,东北局干部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我负责”。
    
    对有些同志的工作安排,受高岗的影响,我们在看法上“有错误”,但“在使用上是没有受影响的”;在执行纪律方面“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些是由于我了解情况不全面,处理问题发生了偏差”。“对有些干部的提拔、调动、处分不对的,则是属于一般性的错误,如‘三反’中的问题,不属于宗派性的错误”。
    
    当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时,我严肃地表示:“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我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我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的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他们认为我这是对抗。
    
    三是关于东北局的领导。在高岗问题出现之前,针对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说法,刘少奇曾对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说清楚。实际上,在中央的安排下,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有创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的。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为抗美援朝胜利,“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各尽其责,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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