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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四大时邓小平用什么方式表示支持江泽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08日 转载)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凌志军
    
    核心提示:公开的报道说,邓小平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
    
    中共十四大时邓小平用什么方式表示支持江泽民


    本文摘自《天津日报》2003年7月7日专副刊第11版,原载于《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出版: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本文原题:邓小平的最后时光
    
    凌志军所著的《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一书面世后,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许多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能见到此书。
    
    作者酝酿和写作此书历时三年,增删五稿。通过大量材料反映了我国这十三年来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使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发展。书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同志这些年的贡献。现将书中记叙邓小平如何走完人生的描述摘录如下——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邓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来,站在他们面前,那正是邓。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也许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他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这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在此之前,“顾问委员会”是党的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分,“顾问委员”也遍布全国。从那以后,所有顾问委员都取消了。
    
    ……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但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革”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了。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绕院子一圈是一百八十八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的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九十三岁的老人又挺了十二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小平遗像。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旁边一个三尺女童,双手抱着个小花圈,上面挂着挽联:“邓爷爷我想您,孙女思思鞠躬。”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一百二十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点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两千五百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友好、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本文来源:天津日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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