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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调查:援阿物资被扔在地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09日 转载)
    
    来源:凤凰卫视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耿焱:他到阿尔巴尼亚一看,有觉得这开玩笑,这种国家怎么能称为社会主义的明灯,为什么我们给它那么多的援助,他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这人非常能够做实地调查,他去了很多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那些工程项目,看看我们援助的结果,就发现我们的物资都扔在地上。
    
    凤凰卫视2012年7月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火,母亲于是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就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就是耿飚将军。
    
    解说: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前线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耿飚,由中央一纸调令,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1946年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平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平,这次耿飚来到北京,他将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焱:那时候他领着部队往西北打的时候,中央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非常地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时中央说,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军事干部,因为外交就是战略,你懂战略你懂军事,他因为这个原因,他同意了,接受了。
    
    解说:建国后,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刻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和联合国各机构一切活动的权利,同时,中央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首席代表,着手组建中国参加联大的代表团,耿飚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因美国的阻挠,新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耿飚又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大使,成为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莹:他们都是老粗,一下子好,让他脱了军装,这个一看好一会要穿高跟鞋了,一会要什么使刀叉了,你吃饭什么这个那,这个礼节了,那个礼节了,对我们你想,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解说: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把大使连同家眷集中到了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总理就找了这个在国外经验比较多的,甚至于是国外的一些个友人来教他们拿刀叉啊,穿旗袍怎么穿啊,头发烫成什么款式啊,我记得就总理呢细到什么程度,我爸爸那个系鞋带,就是那个皮鞋,那叫什么三接头还是叫什么,那皮鞋的鞋带怎么系总理都教。
    
    解说:大使出国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向驻在国国家元首呈递国书,但是,呈递国书的程序和礼仪以及该说什么话,大使们都一无所知,连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也没有经历过,就在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十位驻外大使到中南海怀仁堂,观摩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耿莹:他们那有一个屏风,那我们看不见怎么办呢?脑袋出来,不行,说你们不能在这,你们到那个房间里头去,就是那一排,这是一个大厅,这是屏风,这一排,那时候咱们中国的那个窗棱,纸糊的那个窗棱,好,等总理去看的时候说,哎呀这不得了,他们那个大指头一戳一个这样一点一个窟窿,就像桂圆似的那么大,那外面就能看见了,不好看,那赶快弄弄平,说你们不行,总理就弄了个铅笔,就是那种铅笔,说你们只能用铅笔弄个眼,你们不同角度看,说太看不见了,这铅笔弄一个眼,这帮人就像孩子一样。
    
    耿焱:他们看着外面这个外国大使进来,怎么样走怎么样递国书,当时的仪式怎么样,他们十个人在后面学习,学习完了多少是有点数,我们到了外国应该怎么样,其实他们还是很紧张的,毛泽东听说他们在屏风后面观礼,决定见见这十位即将赴任的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
    
    耿莹:他点了我父亲,因为他知道我父亲一直都做参谋长,说你这个参谋长不要忘了这个侦察兵的底子啊,说既要有情报,要分析,要调查,所以说呢,他自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孔祥琇:毛泽东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什么呢,一句话,派你们出去我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何等巨大的政治信任啊,后来周总理又在旁边添了一句话,做一个诠释,就说革命军人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强,派你们出去主席放心,就这样一个信任感,把这一群泥腿子、土八路推上了外交官的道路。
    
    解说:1950年7月,耿飚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到达莫斯科后跟瑞典外交部联系时,才得知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经休假去了,耿飚不得不在莫斯科停留了近两个月,在8月底接到瑞典外交部可以赴瑞的消息后,耿飚再次启程,乘坐国际海轮,航行了整整7天,来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9月19日耿飚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派了一辆王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接耿飚进王宫,在王储代国王接过耿飚递上的国书后,还没等致词,国王就客气地请耿飚坐下交谈,耿飚在怀仁堂认真学习准备的递交国书的礼仪也没有完全用上。
    
    孔祥琇:我们一个武官一边走一边发抖,耿飚说你害怕什么,他说我不害怕!不害怕你干嘛,我紧张,你紧张什么,也不是你去递交国书,不是我也不紧张,我就是发抖,他还佩服耿飚那样沉着冷静,没有任何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当突然改变接待规程的时候,颂词不颂了,坐下来交谈,这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是他轻松自如应付下来了,他成功地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解说: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军事集团,成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瑞典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改变西方对新中国的看法,成了耿飚的中心工作。
    
    耿莹:在一次这个宴会上,瑞典有一个,等于是瑞典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司令官,那这个人他掌握着全瑞典的部队,他听说我父亲是这个将军,他说,听说你也是将军,他说是,他特别奇怪,他就看着我父亲瘦瘦的,当然很高,说你带过多少部队,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就想我在十九兵团,在杨罗耿兵团的时候,我带过多少部队打仗,他大概地略略算了算,他一跟他一说,结果那个好,那个胖司令站起来就给他行了一个军礼,后来我父亲赶快自个儿也站起来给他行礼,他说你真了不起,他说你指挥的部队比我们瑞典全国的部队还多。
    
    解说: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位来自新中国的大使竟然自己开着车出现在大街小巷,于是就成了瑞典外交界和新闻议论的话题,“掌握方向盘的大使”还上了瑞典的报纸。
    
    孔祥琇:解放战争中,耿飚就学会了自己开车,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他曾经把车开翻了,把罗瑞卿,杨得志统统翻到沟里去了,罗瑞卿说,耿飚,你的车开得不错,但我是最后一次坐,杨得志好啊,看看没什么伤没事没事,他曾经把一个有故障车,光用前驱动开到天津,从石家庄。
    
    解说:耿飚自己开车,不但给新中国大使在西方的亮相加分,还自己开车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秘密任务,1951年冬天,耿飚收到了李四光一封来信,同时还有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耿飚协助李四光的女儿从英国回国,为保密起见,耿飚决定给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封信,让她假装到北欧旅行,悄悄到瑞典。
    
    孔祥琇:送这封信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惊险的工作,他们两个开车,沿着公路就向郊外跑,跑了好远,周围没有人了,监听什么望远镜都看不到的地方了,也没有人烟了那个地方,一片森林,路边一个信箱,信筒、邮筒,装做修车,赵兰香同志监视着,他飞机地把信投在邮筒里去,邮差过来以后就把信收走了,然后就寄走了,他这样完成的保密状态。
    
    解说:李林接到信后,按照信中的约定,顺利的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耿飚的安排下乘船途径芬兰,转道莫斯科回到了中国,1952年1月,美国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美军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耿飚从国内发来通报中得知情况后,组织使馆人员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的罪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能干出违反国际公法的事。
    
    蔡华同: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家,一个女的生物学家,就是很有名的生物学家,耿飚同志就去找了她,跟她谈这个事情,这个生物学家她开始不相信,她说美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怎么会搞这个生化武器,她不相信,后来呢,那个生物学家自己还组织了一个小组,亲自到朝鲜去了一次。
    
    解说:安德烈在朝鲜北方地区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居民和医务人员,在现场收集了大量实物带回瑞典化验,结果在实物上发现了大量的致病细菌。
    
    蔡华同:所以她就相信了,然后通过她,她这个以后,她是权威啊生物学家,所以她就把检测的报告以及调查的报告一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的报刊就登了。
    
    耿莹:他是搞外交的,他知道西方人对舆论的认同和舆论的这个,所以话呢他才这样做,所以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朝鲜战争影响很大,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老土还真厉害,还懂得这一套。
    
    解说:新中国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较量,一直从未间断过的还有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周恩来指示耿飚找哈马舍尔德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努力。
    
    蔡华同: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也跟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但是他也害怕,为什么呢?当时联合国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他这个秘书长实际上呢在一些大事上面他起不了决定作用,所以当时我们要跟他联系的时候,他有点害怕,他不敢在公开的场合比较热闹的场合来跟耿飚接触。
    
    解说:虽然耿飚与哈马舍尔德之间并不陌生,但为了避开新闻媒体的注意,避免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他们还是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市一个偏僻的小图书馆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耿飚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向哈马舍尔德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哈马舍尔德表示会在工作范围内给中国以帮助,虽然在美国的操纵和阻挠下,这次新中国争取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依然没有成功,但是,耿飚与他的秘密会谈让哈马舍尔德加深了为新中国的认识。
    
    蔡华同:哈马舍尔德后来就说了这句话,虽然这次这个中国代表权还是由台湾方面来这个,但是呢以后我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出了空缺以后,我不会再用这个国民党方面的人,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员来,所以他这个表态就很好,这些为以后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解说:1956年初,当了5年瑞典大使的耿飚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得知耿飚离任消息的瑞典外交大臣安顿,为耿飚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安顿对耿飚说,这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正确的,现在可以进入快车道了。从1954年开始,美国策动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两条链条,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弧形的军事包围圈,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赞扬和尊敬,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发展,打破了新月形军事包围圈链条的中心点。
    
    蔡华同:耿飚就到巴基斯坦当大使,有一次就是去了以后大概不到半年,他回国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完了以后,毛主席就叫耿飚单独留下来,他就耿飚做了一次谈话。
    
    孔祥琇:你在国外知不知道国内的事情,你对形势怎么看?耿飚就按照正面回答,我们实际上被人家包围了,现在我们进出中国只有一个南大门,只有一个通道就是香港。
    
    蔡华同:毛主席说单靠香港不行,香港南大门不行,我们打开西大门,西大门就是指的巴基斯坦,他说你去的任务就是要打开西大门。
    
    解说:新中国的对外交通,除到东欧和北欧可以取道前苏联外,去东南亚国家要取道香港,去西欧和非洲还要绕道香港,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耿飚设想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
    
    耿焱:他就研究了局势,提出了我们建立一条战略的公路,从这个新疆我们叫喀喇昆仑公路,通过去,通到这个巴基斯坦,一直通过巴基斯坦到了卡拉奇出海口,我们就保持了一个出海口。
    
    耿飚:他写了这个报告给总理,总理了看了以后给主席,主席磕巴都没打,说同意,说坚决要搞,说同意还坚决要搞。
    
    解说:耿飚提出的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公路的建议,也得到了米尔扎总统的赞赏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
    
    蔡华同:都同意,都觉得这个很好,所以他们就着手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巴基斯坦国内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不是说领导一同意就能行得通的,所以他要各方面都要打通,因为当时巴基斯坦的那一条,要跟中国连接的那个地段比较崎岖,都是山区,另外呢它里边有好多,也有少数民族,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巴基斯坦国内就用了6年的时间,解决了以后到第8年才开始建这个公路,一建又建了12年。
    
    解说:1958年10月,在外交战线工作近九年的耿飚,想换换环境,希望能回到部队工作,于是给刚刚上任的外交部长陈毅发了一封电报,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看了电报的陈毅大发脾气,回电说,耿飚你辞职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得悉此事的周恩来也给耿飚发电报,让耿飚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第二年10月,耿飚讽调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耿焱:他在担任副部长期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几个国家的边界进行谈判,他非常辛苦,在北京谈了一些边界的原则以后,一定要就地划界,当时立碑界碑,一定要谈判小组亲自去,双方认可,立了碑才算划界,所以在每一个边界,他的足迹应该是在很多的边界都已经踏过,你就随时拿着这个界碑,当时指定地点就做了碑,写上编号,然后一号一号的这样走下去。
    
    耿莹:我爸爸有记日记的习惯,拿个小本这个号是什么地方,纬度是多少,什么什么地方,他给李四光,所以李四光就说,说我虽然是地质部的部长,但是呢这个耿老提供了好多,咱们这个边界线上的这个很多的地质资料,所以他也征求问这个李四光说,这个边界打到这儿合适不合适,主席有一次跟他说,说小老乡,说你的知识够渊博的,他说主席见笑了,我可没你渊博,听说你还能动脑筋动到李四光头上去了,他就跟他讲,他说对头对头应该这样做,每个大使要都这样做,每一个在外面都这样认真地做,那我们新中国建设就会更快。
    
    解说:在外交部,耿飚主管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外交业务,负责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及协定工作。
    
    耿焱:这些谈判都牵涉到我们的军事的这个战略的想法,还有边界上的军事地形的问题,比如牵涉到边界的一些位置,我们需要争取我们的利益,哪些位置放在我们这边对我们更有利,他要从军事上考虑,还有在边界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小的矿,这个怎么样决定这个矿是划在哪边?都有很多经济的利益和军事的利益,常常一个电话夜里出去了,这个夜里出去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在谈判的时候,因为规律都是这样,白天谈,晚上向自己国家汇报,出了精神,然后可能夜里就马上继续要再协商,因为他们都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谈判拿下,他连续谈了几个国家。
    
    孔祥琇:在一次谈判之后,这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突然找耿飚,说请你把那个会议纪要拿回来,要重新改,耿飚说不能改了,为什么不能改,已经交给总理了,那我就去给周恩来下跪,我不能因为我的一次失误,我承认我说话失误了,那可是几千只羊群牧场的通道,他是代表他的国家,代表他的国家寸步必争也是那样的,耿飚就再三看了会议记录,说你的标示,标示根本就没有错,最后中巴边界条约的时候呢,那一段描述果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他那个大使也没问题,他怕出现问题,他说现在美国人说我已经投降了共产党了,我成了共产党的间谍了,我不能留下口实。
    
    解说:在与四国的边境谈判中,由于中缅边境比中阿、中尼、中巴边境长,而且由于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中缅边界谈判耗时最长,1960年,为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准备去缅甸过泼水节,正在中缅边界考察的耿飚,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要求耿飚在周恩来去之前把边界定下来,根据在中缅边界考察获得的一手资料,耿飚靠着界碑给中央写了一份中缅边界的报告。
    
    孔祥琇:六个方面,七个问题给中央汇报了,这样他提出他的建议,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果然最后缅甸方授予耿飚一级英雄荣誉勋章,绶带,很合理,谈判的时候很愉快,没有什么阻力了,所有的困难,国际惯例,民族之间的情绪统统考虑到,就这么复杂的一个边界,就这样在中缅边界诞生了一个祥和的应该说是长治久安的一条边界。
    
    解说:1963年,为了加强中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毛泽东指示派一名政治上要强,最好懂军事的副外长接任驻缅大使,耿飚再次出任大使,1967年初,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耿飚因要处理使馆事务,安排驻缅甸使馆人员先行分批回国,但造反派却指定大使夫人必须先走,等耿飚回到国内后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让大使夫人背靠背揭发耿飚的“问题”。
    
    耿志远:那时候我妈妈先回来挨批的,我父亲回来那时候我记得是冬天,我妈妈就因为挨批也没去机场接他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当时家里有个摩托车,我们自己带了个大衣,跑到机场去接我父亲,我父亲一回来就被他们造反派弄到一个面包车上了。
    
    耿莹:他坐了大飞机以后,他就坐小飞机,什么叫大飞机和小飞机,大飞机就是咱们民航就是叫大飞机,小飞机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坐了这成了走资派了,那就给弄到外交部的一个小房子里头,就让他交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耿焱:同样是大使级别的,可是似乎是中央给他特殊的待遇,总理亲自去接见他,有的是毛主席亲自找他,刘少奇找他,都谈些重要的战略性的问题,军事的问题,那么他在外交部可能是显得比较特殊,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呢,这些造反派就对他有很多的怀疑,说你为什么能够直接受到他们的接见,刘少奇跟你谈什么了,就要逼他交代。
    
    解说:从此,耿飚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大会斗,中会批,小会逼供成了家常便饭。
    
    耿莹:他就跟他们顶,硬得很,跟他们顶,他本来就宁折不弯的,最后让他揭发,我揭发谁啊,揭发陈老总的黑话,揭发刘少奇的黑话,刘少奇说什么黑话,你们不是在场你们听的吗?陈老总讲话是公开的,你们不是也都听见了吗?你们自己就知道,你们何必让我来说呢。
    
    耿焱:他顶了造反派,对中央的首长,对陈毅同志周恩来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随便怎么批判,他的话说你们这些人算个什么,我们打仗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所以,因为这样他们会更厉害地批斗他。
    
    解说:在反反复复的批斗中,耿飚病倒了,造反派给耿飚扣了个假装生病逃避审查的帽子,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住进301医院接受治疗,8月7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头目做的一次讲话,煽动造反派进一步夺取外交大权,并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蔡华同:就在他的鼓励下,后来外交部的造反派就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还有到那个缅甸驻华大使馆,要去砸烂缅甸大使馆,当然后来没砸成,但是火烧是烧了,后来这个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光火了,说这是反革命行为啊。
    
    解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这些事件为契机,将王力和造反派头目进行隔离审查,把被夺的外交大权重新收回到中央掌握,但“打倒陈毅”的口号,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使得连家带口被扫地出门,被指定搬到法国大使黄镇家中的耿飚忧心忡忡。
    
    耿焱:他和黄镇牵头,还有一批老的大使就组织起来,说你们造反派写大字报,我们就不能写吗?然后在重要的事情上,他们也来写大字报,就是他们,那时候十几个大使常常到我们家里面去,都是差不多第一批和五十年代派出去这些老干部,他们也来写大字报,一签就是签好多人的名字,这样在外交部他们就引领一些方向,你造反派说一些言论,我们要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解说:大字报贴出后,一起写大字报的大使变成了“反党集团”,耿飚和黄镇起草大字报成了“反党集团”头头,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
    
    耿焱:那时候我副也年纪不小了,我妈妈帮不了他,自己也要陪着他站在上面被批判,那么我妈妈就把我家里的一些人参、西洋参一些中药,把人参切成薄片装在我父亲口袋里说,他们在批判你上台站之前呢,你含几颗,几片人参,你就能顶得住。
    
    解说:就在耿飚在外交部挨批的时候,耿飚的大女儿耿莹到银行取了一百元钱,没想到这件事更耿飚带来了更严厉的批斗。
    
    耿莹:取了以后就被账号就被封了,封了以后呢,马上那个外交部就贴出来大字报,说耿飚,耿黄反党集团要叛逃,说派大女儿取巨款,这个派小女儿到新疆去探路,就我妹,我妹在新疆在王恩茂那儿家里头,完了以后呢,说她在新疆探路,我取巨款,一百块钱取巨款。
    
    解说:这次批斗持续了二十八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耿飚和黄镇才得以从“牛棚”解放出来,这两个被认定为“耿黄反党集团”的头头,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耿飚被中央派往被毛泽东称赞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担任大使,成为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耿焱:他到阿尔巴尼亚一看,有觉得这开玩笑,这种国家怎么能称为社会主义的明灯,为什么我们给它那么多的援助,他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这人非常能够做实地调查,他去了很多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那些工程项目,看看我们援助的结果,就发现我们的物资都扔在地上。
    
    蔡华同:你比如说我们援助它很好的钢材,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钢材,我们国内都很稀缺的钢材,结果它去搞什么呢?它去搞电线杆子,我们援助它最好的水泥,当时水泥我们也很缺的,它去搞什么呢?它去建烈士陵墓,你不是浪费嘛,那还有好多浪费。
    
    解说:从1954年开始,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属援助达到90亿元人民币,对阿方的援助“有求必允”,看到中国勒紧裤腰带给他们的援助遭到如此浪费,而且又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耿飚决定向国内如实反映情况。
    
    耿焱:他在使馆进行研究以后觉得,就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明灯是不能再叫了,而且我们不应该给它们那么多援助,我们跟它们的关系应该重新认识,他从战略上提出了问题,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做,他认为我们的外交的方针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东西呢,对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来一个扭转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大使,并不是中央领导人,他提出他的看法会要担风险的,一般的人都会犹豫,他也不是完全没犹豫,但他认为他作为一个这样有资历的大使,他有责任向中央向毛主席提出来我们的问题。
    
    解说:报告很快传到了国内,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交到了周恩来手里。
    
    蔡华同:周总理一看这个报告,觉得耿飚提出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他马上就去报告毛主席,把耿飚的报告直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以后他就给周恩来说,耿飚这个同志敢说真话,敢反映实际情况,真实情况,是个好同志,他就这么一个评价,周恩来就放心了。
    
    耿焱:很多人非常钦佩他,他敢直言不讳,点出了问题,而且他的观点是经过实地考察的,这个使得中央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最后做了彻底地改变,使我们整个国家对它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所以现在外交部很多人都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这样的话。
    
    解说:1971年1月,因摔伤回国养病的耿飚,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中联部,却因为没有满足江青提出在《人民画报》开辟专栏的要求,给耿飚带来了又一场危机。
    
    耿焱:我父亲就很反感,这个《人民画报》也不是给你一个人开的,你那些东西,你个别可以登点,但是你想通过我这搞私人关系,成了你个人的刊物那是不行的,所以她经常就是送一些文章啊,送一些图片来,我父亲都不给她登,很不客气,而且她是喜欢拍马屁的人,就是你要公开地当面给我说好话,可是我父亲也不说她任何好话,有些事情他还很不客气给她挡回去,那么就得罪最她了。
    
    耿志远:文化革命当中当然有极少数的老干部,向江青表忠心,我父亲他是,他对于这个形势看得非常清楚,他绝对不干这事。
    
    解说:1974年1月25日,“四人帮”在北京召开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又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而且会前临时通知周恩来参加,并要求他主持大会。会议期间,有人递了一张条子给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
    
    孔祥琇(耿飚秘书):江青又把条子传到总理那去了,他要求上台发言,就那个小头子,总理不知就里也让他上,就说同意,然后上来讲话,就把中联部的运动,中联部的批林批孔,中联部的这个包括耿飚同志,耿部长批判了一通,这样耿飚就处在风头浪尖上去了。
    
    蔡华同(耿飚秘书):江青就好,这个同志反映的情况很好,赞扬了一通,从这个大会以后,就是北京街头都提出来打倒耿飚的口号,天安门都有,后来就发现外地都有。所以这个大会影响很恶劣的。
    
    耿焱:这个以后呢,就开始了一阵猛烈地攻击,中联部的大字报也被发动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人呢,李宪奎是江青预先找他谈话,安排好的,发言稿都是他们给写好的,就是在会上要炮轰耿飚,通过耿飚把周恩来整出来。
    
    解说:耿飚清楚自己跟江青的矛盾,看到自己在中联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就在“一·二五”大会后向周恩来请示,想辞职不干了,但被周恩来坚决地拒绝了。
    
    蔡华同:周恩来说我送你三句话,他们要打你,要打倒你你不要倒,他们要赶你,你不要走,他们要整你,你不要死。一年后,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把陪同接见的耿飚留下来谈话。周恩来特意说到“一·二五”大会,自己主持大会,没能制止对耿飚的批判,向耿飚道歉。
    
    耿志远:我父亲说经过这事也是坏事变好事,因为原来我父亲是中联部是归康生领导,所以呢经常见客人要跟“四人帮”一些人合着见客人,可能给一些老干部印象说是我父亲是不是“四人帮”那边的,通过这“一·二五”大会呢,大家也看出来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是跟“四人帮”是两码事。
    
    蔡华同:周恩来一听就哈哈大笑,这个笑声很洪亮,结果旁边隔壁房间里边那个不是有些医生护士专门要照顾周恩来的嘛,一听周恩来声音很大,他以为出了什么事,跑过来一看周恩来高兴地笑,那些医生护士就说,总理好久没有这样笑了。
    
    解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从九月下旬开始,电台,电视台突然开始宣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10月1日,华国锋在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送审稿中也看到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而此时,乔冠华在9月30日已经去了联合国,并准备在10月4日发言。10月2日晚上,耿飚突然接到华国锋的电话,通知耿飚到国务院会议厅商量事情,让耿飚想办法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去掉。
    
    耿萤:华国锋就着急了,说这句话写得部队,不是既定方针,是按过去的办,说必须改过来,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差不多嘛。后来华国锋给他讲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哦,我父亲说那是紧急,说不过华主席你别着急,他们有时差,可以利用这个时差,所以把那个乔冠华的那个发言,那个稿子给它改过来。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因自己发言不清楚,怕华国锋听不清,于是用铅笔写成字条给他看,“照过去方针办”是其中的一张,后来被“四人帮”改动了三个字,变成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蔡华同:毛主席当时指示是照原有方针办,不是按既定方针办,他说他这个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当时并不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而是指的一个具体工作,就是说华国锋当时跟毛主席去汇报的具体工作,那么这个具体工作毛主席当时讲话已经不太清楚,将讲不清楚地就用笔给他写了,歪歪扭扭写了六个字,这六个字后来华国锋给耿飚看,耿飚就给我也看了,这六个字节是照原有方针办,就是说处理这一类具体事情,照原有的方针办。他是指那个具体工作,不是指整个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指整个国家政府工作。
    
    解说: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派车把耿飚接到了东交民巷的住处,对耿飚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萤:华国锋当时就告诉他说,耿飚你这几天在家等着,哪儿也不要去,我会有电话给你,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接到红机子电话必须是我,别人你都不要听,我要找你有事。
    
    解说:6日晚上8点多,耿飚家中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耿飚拿起话筒,确认了华国锋本人的声音后,迅速赶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耿焱:他到现场的时候“四人帮”已经被抓了,在六号进军队全部都解决了,但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现在你要把这个电台接管过来,其实他好多天都准备好这个任务,军人出身嘛,他就在等待这个最后的任务。这个时候华国锋交代给他完成任务,他就写给他一个手谕,写给他一个字条,就写给邓岗了,他拿着这个纸条,当时呢就问他你需不需要带枪,他说不需要,那么就坐车去了。
    
    解说:出发前,华国锋特别交代耿飚,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一切都交由他处理,不要让外面看出异常。
    
    蔡华同:耿飚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华国锋说你带着卫戍区的副司令一个姓邱的副司令,耿飚就是跟邱副司令一块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说电视台的警卫工作是由哪一个警卫师,北京的警卫师,哪一个,几师负责的,那么邱副司令说二师,耿飚说那你把二师的副师长也叫他来一块去。
    
    解说:晚上10点,耿飚带着十名战士冲进了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耿焱:他进到邓岗的房间的时候,邓岗是电台的领导人当时,邓岗很突然推门进去了,邓岗很突然,邓岗的手立刻放在电话上面,就当时的保密电话。后来我父亲说,你可以打电话,邓岗非常的聪明,迅速地反应,他说那没有必要了,我服从。这时候我父亲就把华国锋的手谕给他,他就说我接受,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解说:1979年,耿飚再次穿上了脱下近30年的军装,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部队,耿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两年后改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的耿飚当时身边有三个秘书,习近平是其中最年轻的秘书。在耿飚眼里,习近平学习用心,是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耿飚退休后,习近平每年都要登门探望。
    
    曾子墨:在耿飚的夫人赵兰香眼中,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在孩子眼里,父亲耿飚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有一位北大学者曾说过,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而耿飚却说,自己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本文来源:凤凰卫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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