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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怒斥四人帮:人都要被打死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08日 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霞飞
    
    核心提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被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眼看要闹翻,纪登奎赶紧把他拉出了会议室。陈永贵好打抱不平,敢伸张正义。
    
    1975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时,邓小平(左)与陈永贵(右)合影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永贵怒斥四人帮:人都要被打死了 什么群众运动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湘潮》,作者:霞飞,原题:邓小平与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的最后相处
    
    邓小平与陈永贵,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个是杰出的中国农民领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两人在工作中结成了纯真的友谊。

邓小平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大寨是毛泽东生前亲自发现和树立起来的农业战线典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树立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十分拥护。当时毛泽东特别赞赏的是陈永贵当了干部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搞评工记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自然灾害夺取粮食高产等。毛泽东听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事迹的汇报后,还特意要了陈永贵的事迹材料。毛泽东当场就看完了材料,并对陈永贵和他在大寨建立的劳动分配制度非常赞赏。
    
    毛泽东指示立即将陈永贵的事迹材料传到中央,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邓小平看了这份事迹材料后,对陈永贵的看法和毛泽东一致,对陈永贵评价也很高。不久,陈永贵到北京作报告,场场爆满,反响很好,邓小平十分高兴。此后,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和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肯定。邓小平当时就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后来接替陈永贵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说:
    
    邓小平对大寨有深厚感情,大寨人也对小平一直有着深厚感情。这其中,也包括邓小平对陈永贵的肯定和重视。

邓小平反对“学小不学大”,支持陈永贵
    
    1974年,江青在天津听人说隶属于天津的宝坻县有个小靳庄大队,那里的农民会唱样板戏,能编顺口溜。搞文艺出身的她非常感兴趣,便中断自己的日程,专门去了小靳庄。到那里一看,果然如此。她便突发奇想,要把小靳庄树为全国农村的典型。她要求立即写一个反映小靳庄大队事迹的材料,在她回北京后一定送给她。她回北京后如愿看到了这份材料,便在上面写下赞扬小靳庄的批示,主张把小靳庄树为农村先进典型。后来她又两次去小靳庄,在那里组织农民唱歌跳舞,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搞所谓的文艺革命,号召人们去参观学习。
    
    江青这样一搞,实际上是在大寨之外,另立了一个农业战线典型。虽然她还不敢公开说出否定大寨的话,但她这种做法,起着否定大寨、干扰当年全国人民学大寨的作用。
    
    邓小平当时复出不久,在周恩来生病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一眼看穿了江青的阴谋,直言批评这是“学小(靳庄)不学大(寨)”,是用小靳庄冲击大寨。
    
    1975年9月,全国筹备第三届全运会期间,邓小平亲自听汇报,亲自审查开幕式上的节目,特别是对团体操,他从头到尾审查。9月的一个下午,邓小平靠在座椅上,专心致志地听取即将在全运会开幕式上演出的大型团体操《红旗颂》的工作汇报。他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不时地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小靳庄群众体育活动的画面出现了,邓小平皱起了眉头。他打断汇报,问道:“这一组画面是什么意思?”一位陪同汇报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回答说:“这是小靳庄的群众体育活动。”邓小平干脆地说:“撤掉。”国家体委的人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有些不知所措,邓小平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自己如果不清楚地表态,他们不好办,便说道:“毛主席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现在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有什么好?它是国家用钱喂肥的!”大家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愕然,但同时也十分敬佩邓小平的勇气。于是,立即决定撤掉这个节目。
    
    江青听说邓小平撤掉了小靳庄的节目后,十分生气,当着她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发了一通脾气。但主持审查节目的领导人是邓小平,江青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只好把气压在心里。邓小平的话很快就传开了,早就对“四人帮”心怀不满的人特别高兴。人们都认为,邓小平把小靳庄的节目拿下来,是对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支持,是对陈永贵的支持。

邓小平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支持陈永贵
    
    1975年9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到昔阳县参加会议。会议开一半,再回到北京接着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是对大寨及其带头人陈永贵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陈永贵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两人共同筹备这次会议,陈永贵先一步回大寨准备。
    
    这次会议参加者众多,都是中央和地方重要领导干部,共有3700人,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亲自参加这次会议。
    
    邓小平从石家庄乘火车到达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陈永贵亲自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也随陈永贵迎接邓小平。9月15日上午9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开幕。开幕式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在会上致开幕词。
    
    当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的话音刚落,陈永贵便带头鼓掌,整个会场掌声雷动。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热烈。邓小平非常激动,他干脆抛开讲稿,即席讲话。
    
    邓小平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邓小平话锋一转,直接提到陈永贵和华国锋,他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锋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邓小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大寨,并提出了真学大寨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全国有不少县、地区,粮食产量很低,还不如解放初期;农民收入很低,有的地方劳动一年还倒欠账。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
    
    我希望3000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300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如果全国的粮食生产都像大寨那样,那我们国家的粮食就不用发愁了。”
    
    邓小平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
    
    邓小平的讲话,是对大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大寨带头人陈永贵的赞扬,使与会者大受鼓舞。
    
    开幕式后,邓小平应陈永贵邀请到了大寨。在陈永贵陪同下,邓小平登上虎头山,看到山上沟里庄稼长势喜人,赞扬大寨人用辛勤汗水描绘了农村美景,赞扬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还到陈永贵家里作客。在陈永贵家,邓小平看到陈家俭朴的陈设,非常高兴。陈家几个小孩子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用山西话和邓小平交谈,邓小平拉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的学习情况,还问在场的大寨人的生活情况,现场气氛十分融洽。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在邓小平支持下,由陈永贵、华国锋主抓,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运动的重要目标,是邓小平在会上讲的:要“真学大寨”,要扩大学大寨先进县的数量,因此,学大寨、赶昔阳、“普及大寨县”成为当时的口号。中央要求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建成大寨式的农村。这成为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标语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同时,按照邓小平整顿农业的精神,各地派出上百万干部下农村搞整顿。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华国锋、陈永贵密切配合,推动了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几亿农民靠人工进行农田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很快大幅度增产,第二年即取得粮食大丰收。看到这些成绩,邓小平是高兴的。
    
    学大寨运动中也出现一些偏差。有些地方在学的过程中过于教条化,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农副业,有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却人为地修造成梯田。面对这些情况,陈永贵按照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中强调的“要学大寨精神”的指示,及时进行纠正,他每到一地都强调:“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精神。至于具体的办法,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死搬硬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工夫,搞好人的思想。这一条上不去,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

陈永贵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坚持拥护邓小平
    
    就在邓小平支持陈永贵抓农业、抓全国农业学大寨取得很大成绩时,毛泽东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却很不满意。在此背景下,全国开展起不点邓小平名字,但明显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初,干脆点了邓小平的名字,称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陈永贵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非常清楚当时的中央政治形势,也知道江青的地位、“四人帮”所指、邓小平的处境,但正直的他并不随波逐流,更不拍“四人帮”的马屁。相反,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很不理解,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质问“四人帮”。
    
    陈永贵这样做,表明他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和拥护。正如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在《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一书中所写的: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四人帮”的面公开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在他得知山西省委书记被戴高帽子批斗之后。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各省市都在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山西省委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时受了伤。对此,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被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眼看要闹翻,纪登奎赶紧把他拉出了会议室。陈永贵好打抱不平,敢伸张正义。当邓小平同“四人帮”作斗争期间,他自觉地站到邓小平这一边。
    
    陈春梅还写道:
    
    爷爷对邓小平一直有着感激之情。那年夏天,陶鲁笳携夫人到交道口的四合院去看望爷爷,爷爷告诉他们:“周总理患重病时,我到医院探视过,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据我的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第二天,在西山叶剑英住处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消息后,陈永贵第一个站起来鼓掌,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接下来是邓小平复出问题。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一些人担心,毛泽东刚刚去世,马上就让邓小平复出,是否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但陈永贵不这样看。他基于原来就有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的认识,坚决主张让邓小平早日复出。他认为,现在只有让邓小平尽快复出,才能服人心,中央才能加强领导力量。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职务时,陈永贵特别高兴。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复出,在此后工作中也一直和邓小平配合默契。

邓小平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寨
    
    邓小平复出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永贵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大力支持陈永贵抓农业。
    
    1977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一行来到大寨。陈永贵陪同他们参观大寨村的社员家。叶剑英还到陈永贵住的平房里和陈永贵唠家常。叶剑英听取了陈永贵和郭凤莲关于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汇报之后,在一份汇报稿上写下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在当时中央领导集体支持下,陈永贵把农业工作抓得有声有色,当时中国不仅连年取得丰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大为提高。大寨的生产更是一年上一个台阶。
    
    1978年,安徽省一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后改为包产到户)。这一试验得到中共安徽省委的肯定和支持。四川省一些地方也对农业生产搞了一些灵活经营政策。不久,邓小平肯定了安徽、四川的一些做法,中共中央也支持这类试验。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随着联产承包制度在农村普遍铺开,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产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结束了。在此背景下,陈永贵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随着陈永贵个人命运的起伏,已经接近结尾并且已经使部分社队受益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也被迫中止。对这件事,陈永贵特别痛心。他多次说,这个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我不明白,这个对人民有很大好处的工程为什么被停止?随之而来的是对大寨、大寨经验、陈永贵的非议。昔阳的一些外调干部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干部有的也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因此吃不下,睡不好。
    
    更让陈永贵心寒的是,有一些人以为陈永贵要垮台了,也来了一个“落井下石”,编造谎言,攻击诬陷,搞了一些“揭发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揭发材料”,还是陈永贵当年特别提拔重用的一些干部策划或者亲自搞的。陈永贵不由得长叹:“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陈永贵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受到攻击,某些人的中伤,使陈永贵心情不好。当年生活在陈永贵身边的孙女陈春梅记述了陈永贵当时的心境: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沉得住气。但在那些日子里,他这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却是有口难辩。他是个宽容的人,可又不能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不会写文章,就算会写,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又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爷爷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为大寨和陈永贵说了公道话。那是1980年,五届人大一次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郭凤莲来北京开会。她对一些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攻击诬蔑气不过,会议期间,她当场写了一封信,请邓小平的秘书转交给邓小平,恳请邓小平接见她。邓小平得知郭凤莲要见,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安排会见她。
    
    6月8日,郭凤莲按照有关部门安排来见邓小平,陈永贵也在座。郭凤莲一见到邓小平,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她流着眼泪向邓小平汇报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攻击诬蔑情况,表示了自己不理解的心情。邓小平耐心听完郭凤莲的诉说后,亲切地说:“挺起腰杆,让他们说,放开让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小郭,你很年轻,没经过大风大浪。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有错误,也有失误,我是三起三落了。我们不要怕骂,在骂声中可以自我总结,回顾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比如说大寨本身和学大寨要分开,大寨精神永远没错,还是要提倡的。另外,大寨也要因地制宜,能种粮就种粮,能种树就种树,我看大寨的树就少了些。植树造林是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好办法。”
    
    邓小平还说:“我有机会还要去大寨,他们骂他们的,我去我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大寨……”邓小平的这些话,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大寨历史、对待陈永贵等大寨领导干部的,是对陈永贵和大寨人的鼓励和安慰。当时在场的陈永贵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得到了安慰的。

中共中央的83号文件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请求。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曾找他谈了两个小时的话。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陈永贵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农民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肯定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勉励陈永贵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在邓小平和陈永贵谈话不久,仍然有一些记者根据某些不实之词,写内参反映说,山西有些舆论说陈永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由山西省委对学大寨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总结。中共山西省委已于8月份形成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简称《总结》),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1975年,郭凤莲(左)、陈永贵(右)在大寨共中央下发了83号文件。这份文件,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与郭凤莲谈话、与陈永贵谈话精神,以
    
    及研究了山西省委《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采用的是中央批语的形式。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批语,是邓小平亲自过目、修改、把关的,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等问题,可以说代表了邓小平对大寨的新的认识。
    
    该批语关于大寨本身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做出过贡献。(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寨大队由一个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为一个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三)希望大寨和昔阳的干部和群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已经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陈永贵,十分关注这份文件。文件下达不久的一天,曾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来看望陈永贵。陈永贵对他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中国绝大多数人从内心充分肯定陈永贵的质朴人品、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和对中国农业的贡献。

邓与陈最后的相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乃至陈永贵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后,陈永贵与邓小平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在一些人攻击大寨和陈永贵时,邓小平站出来为大寨和陈永贵说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非常严肃地对胡耀邦说:你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陈永贵辞职后,邓小平的意见是,保留陈永贵此前的一切待遇不变。不仅每月发给在当时来说不算低的生活费,还由组织上把他和他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按照邓小平关于保留陈永贵待遇的意见,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仍然要陈永贵住在北京交道口的房子。但一生质朴、一生自我要求极严格的
    
    陈永贵,却主动提出不再住交道口的房子。对此,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回忆道: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1983年,已经68岁的陈永贵提出自己还想做一些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研究,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当顾问这段日子,陈永贵做了大量工作,也向中央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陈永贵的建议也被采纳。这段时光,是晚年陈永贵十分高兴的日子。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按照副总理待遇,定期为陈永贵体检。1985年夏,陈永贵被查出患有肺癌,确诊为晚期。邓小平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十分难过。他对陈永贵十分关心,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陈永贵病重期间,邓小平经常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慰问他。3月15日,邓小平专门派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来到病房看望陈永贵,胡启立握着陈永贵那双桔皮似的手说:“陈老,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个战天斗地的英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71岁。按邓小平意见,依照副总理规格召开了追悼会。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经过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有关部门还为陈永贵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8个大字。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Modified on 2012/7/0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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