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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06日 转载)
    
    来源:腾讯历史
    
    近年来,不断有人说张学良晚年曾对发动“西安事变”追悔莫及,称其承认“愧对”蒋介石,也有网友认为张“张学良不回大陆,最主要的原因明显是良心不安,愧对父老”,还有网友说张氏晚年曾写过《愧对蒋公》一书,以此证明“后悔”说法的可靠性。
    
    张学良真的后悔了么?他觉得愧对蒋介石吗?
    
    2012-7-06 第33期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
    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

一、张学良“后悔”之说的三个出处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有关张学良“后悔”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说张学良“后悔”主要有三个出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出自张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回忆材料,称西安事变是被中共利用,导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第二种观点来自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她回忆说张学良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是抗战爆发后张学良想参加抗战被拒,对送蒋回南京之事非常后悔。
    
    ●《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1956年11月,张学良出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撰写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后经蒋经国删改,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后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杂志上刊出,曾闹出过很大的风波。在这份带有“检讨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张学良称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误国害民”之事。
    
    张学良在材料中认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张氏认为自己“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因此,其不愿打内战,想联合抗日:
    
    “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张氏不愿内战痛恨日军这一点对其进行爱国宣传:“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
    
    进而,张学良表示自己错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导致西安事变爆发:“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对蒋介石表露出“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杂忆随感漫录》:“中共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
    
    就在张学良写完《西安事变反省录》几个月后的1957年4月,他又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出了《杂忆随感漫录》,对西安事变做进一步反省,在这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说:
    
    “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今日证实总裁高深远见,别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之宇校补)
    
    可以说,这份材料中张学良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敌意,并将蒋介石所说西安事变使“容共政策,使中共坐大”,终致“大陆沦陷”归罪与己,张学良说:“蒋先生是说对了,我见识真不如他”。
    
    接下来的1958年,张学良又写了《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可以说,这应该是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西安事变表现出悔意,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时,张学良再也没对西安事变发表过看法。
    
    ●1989年张学良前妻于凤至临终回忆:张学良后悔送蒋介石到南京
    
    1989年,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凤至在辞世之前写了一份回忆录,披露“卢沟桥事变”后张学良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拒绝,曾对送蒋回南京心生悔意: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窦应泰《张学良和发妻于凤至对西安事变的不同解读》,《党史博览》2011 年第2 期)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第一次表示出悔意,也是最后一次。
    
    ●1956-1958年张学良回忆材料中“后悔”的说法基本不可信
    
    其实,张学良在前两个回忆材料中表示出的所谓“悔意”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撰写的,虽然张学良声称自己“不说假话”,但当时其对获取自由尚存希望,不免有迎合蒋的意味,特别是反共的态度,几乎完全就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于上述张学良回忆材料的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过程中蒋介石和蒋经国对内容的干预甚至直接删改,杨天石教授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和杨奎松教授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两文曾做过详细的介绍,应该说,虽然这两份材料中对西安事变的事实介绍大体属实,但其中的“忏悔”部分,恐怕不是张学良的真实想法。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说:“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可见张学良本人对这两份材料的作用心知肚明。(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因此,仅根据这几份材料就说张对西安事变心生悔意是站不住脚的。
    
    但于凤至说张学良后悔送蒋回南京还是可信的,因为张学良对日本有国仇家恨,终其一生都坚持抗日,但因送蒋回南京被软禁而无法参加抗战,后悔也在情理之中。

二、张学良晚年对西安事变的心态很复杂
    
    那么张学良是否真的后悔过发动西安事变呢?其实,张晚年对西安事变的心态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地说他后悔了或者不后悔。
    
    ●对于西安事变:坚持自己没错,但承认方法欠妥
    
    除了上述材料之外,从张学良遗留的大量文章、日记、回忆录和采访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对于西安事变,张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尽管在某些场合他承认扣押蒋介石方法欠妥。
    
    ●1、张学良被软禁在大陆时就坚持自己没错
    
    1936年12月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被押上军事法庭受审时,就只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文集》(2),页1111)。
    
    1947年,张在凤凰山幽居期间,对前来探望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P416)
    
    ●2、赴台被解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多个场合说自己不后悔
    
    上文提到,在台监禁期间张曾写过几份忏悔材料,但由于是遵照蒋介石旨意所写,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非其真意。
    
    而在张学良1980年代末恢复自由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坚称自己没错:
    
    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94)
    
    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42)
    
    可以说,张学良在可以自由发言时从来没有承认过西安事变有错,也根本没有表示过后悔。
    
    ●3、他承认自己“以下犯上”不对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唐德刚说,他承认西安事变中自己作为部下“以下犯上”是不对的,应该被枪毙:“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吶,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也就是说,张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确违反了军法,应该接受惩罚。
    
    ●关于联共:张学良始终认为与中共合作没错
    
    对于与中共合作一事,除了上述“忏悔”材料中认为自己“被利用”之外,在其能自由发言时,张学良都坚持自己与中共合作没错,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1、与中共合作是为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是比较痛恨打内战的。他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晚年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上面所谓的“忏悔”材料也提到,中共正是抓住了张学良这个心理对其进行统战的。他在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所以他谈西安事变时说:“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他认为,自己跟蒋介石的最大冲突就在这里:“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有人问到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最终“安内”。(《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11)
    
    同时,张学良认为中共是真心顺应民意主张抗日,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本人对日本有极深的国仇家恨,他曾说:“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所以他坚持认为为了反内战和抗日与中共合作并没有错。
    
    ●2、从现实角度讲: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会见东北同乡时,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
    
    张学良回答说:“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张学良还说:“我自己也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不易。中共能够在经过长途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能忽视,想消灭他们,谈何容易!”(《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11-1112)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晚年无论是出于爱国考虑还是出于实际利益考虑,都仍然认为当时应该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关于送蒋回南京:绝不后悔,但有遗憾
    
    尽管于凤至提到张学良因为想参加抗战被拒而对送蒋回南京心生悔意,但这种说法从来没有直接从张学良的口中说出来过。张学良在谈起送蒋回南京时,几十年不变的坚决,始终坚持对此事绝不后悔。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曾反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蒋介石本人也反对张学良同行,但张态度坚决:“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他后来谈起此事时说:“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待我很宽厚。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负责,我没有什么旁的意思,我是坚决反时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内战更扩大。”(《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708)由此可以看出,张对送蒋之事并不后悔。
    
    1991年5月21日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记者采访张学良时问:“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五十年?软禁五十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如此做吗?”张答:“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别说软禁五十一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07)
    
    但张学良并非没有遗憾,其实他本意是想蒋介石特赦自己并让自己返回西安,可惜蒋介石并没有遂其心愿,张学良对此耿耿于怀。
    
    早在1937年他就曾对邵力子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752》
    
    由此可见,送蒋回南京,张学良并非没有遗憾。
    
    ●对于监禁:认为理所应当,但时间过长不合法
    
    谈及蒋介石对自己的监禁,张学良也表现出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罪,应该被惩罚,但又觉得蒋一直监禁自己是非法的,心中有怨气。
    
    1947年在凤凰山幽居期间,张对张严佛说:“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己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P416)
    
    而他晚年对唐德刚的谈话也隐隐透出对长期监禁生活的幽怨:“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综上所述,张学良被监禁以后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不愿谈政治问题,尤其不愿见记者的原因,因为记者一定要问西安事变,他曾对一位朋友:“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受共产党的欺骗,显然是骂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指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张魁堂《张学良传》,P251)

结语
    
    1、关于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的说法出自蒋介石时代张氏的自述,但其内容显然是经过蒋授意的,因此“后悔”之说并非张学良的真实想法。
    
    2、尽管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之后他有诸多不如意,对西安事变的结果也有不满之处,但他始终没有对西安事变表现出反悔的意思。
    
    3、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复杂的,也只有复杂的张学良才真实。
    
    本文来源:腾讯历史

(Modified on 2012/7/0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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