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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为什么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官场失意?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26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顾保孜
    
    核心提示: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暗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乔冠华为什么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官场失意?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

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
    
    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逗乐了许多观众,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
    
    周恩来与世长辞,乔冠华和所有热爱总理的人一样,悲痛不已。当时对周恩来丧事规格压得很低很低,让人感到异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
    
    总理遗体即将送进火化炉时,最后一个不肯松手离去的是乔冠华,他已经匍匐在总理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呜呜……”
    
    大家劝都劝不住,费了很大劲才将他拉开,可是他又扑了上去……我在一旁为他担心,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哪能这样过度伤心!我个子大,力气也大,拼命将他拉住,才使得总理遗体推上火化车。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等回来,我急忙给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也当做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独自品尝独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当时中央规定守灵每天只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外交部轮流去一位部级干部。乔冠华是中央委员,外交部长,可以不必天天去守灵的,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暗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对于乔冠华,我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个重感情、生性活跃的才子型的好人。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的外交史上,有3个人的形象在我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配合默契,各显丰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说到外交家,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们。
    
    乔冠华虽说是外交部长,也比我年长10多岁,而我只是中南海专为毛泽东、周恩来摄影的记者,无论是官职还是年龄,我都属于他的部下和晚辈,可我们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这过程,也是他由外交部长助理到外交部长职务变迁的过程。可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们之间有职位高低界线和年龄大小的差距。他总是乐呵呵地平视身边的同志,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度岁月。再因为他的个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绉绉的气度,手下的人都不惧怕这个上司,喜爱和他亲近,甚至和他嬉闹。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喜剧电影逗乐倾倒了许多观众,不知不觉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就这样他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久而久之,单位上下,红墙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乔老爷”何许人也!
    
    我和乔冠华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拉14国,那也是我们的初交。
    
    我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不过他非常放心我的摄影技术。记得第一次送照片给他审,他却递枝烟给我,也不看照片,说:“你自己决定发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错,不看了。”临了,把一整包烟也塞给我,这以后我成了他长期“特供”的烟友。既然乔冠华这样信任我,我也就不送他审查了。他的信任只能增添我的工作责任心。
    
    他的夫人龚澎正好是新闻司的“头”,负责发新闻稿,我和他们两口子打交道相对比别人要多得多。在访问团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数乔冠华和他夫人。一个是外交部长助理,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务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这次又一起随同出国,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标,也是大家寻开心的话题。男人一离开家,没有夫人管着,自以为可以端端男子汉豪爽气派的架子,不管在家里是不是“气管炎”,反正出来了就想当当“夫轻松”。
    
    可乔老爷就不行了,没有他们那么自在,出国在家没有什么区别,妻子左右跟着,有时为了工作的问题还要争执一番,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斗嘴呢。说起来也冤枉,他们争争吵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为自己的家事还真没有时间争吵呢,连孩子留在北京都顾不上管。不过那时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更是不能有半点分心,得把整个人都交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国也不轻松,甚至比在国内还紧张。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以为出国是游山玩水,领略异国风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着门哩,你们还说紧张?要知道那时出国根本不是什么好玩轻松的事,更谈不上风光。每人的工作量就无法让你感到好玩,承担的重大责任更无法让你感到轻松。我们出访有很严明的纪律,外国人馈赠我们的礼品几乎不和我们见面就全部上缴礼宾司,连吃饭也和国内一样要按规定交钱,跑14个国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钱,有什么风光?至于什么买大件、换外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周总理更加严于律己,连出访服装都是他自己出钱制作的。我们至少出访服装不用自己出资。
    
    大家不在乎经济所得,却很重视精神的充实。工作之余,大家娱乐方法也很多,打打扑克下下棋什么的,要不散散步。有时就凑一起取取乐,和乔老爷夫妇开玩笑时,我一般不参加,只是在旁边掩嘴偷偷笑,觉得乔老爷十分有意思,标准的乐天派。不管别人怎么说笑,他不恼不急,甚至比别人更有兴趣,而且会突然乘人不备,来个“回马枪”。大家被他打“哑”了,他便开怀大笑。我从心眼里喜欢这位大个子却没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谁都能谈谈笑笑,渐渐地我和他也敢放开了。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么,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他们在一起相处交往了整整30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1971年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首次代表新中国坐在恢复后的联合国席位上;1972年,乔冠华负责起草了中美公报,公报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后来又迎接了尼克松访华。他这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我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我说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他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我为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邓小平同志在再次被打倒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周恩来致悼词。2月邓小平就遭到点名批判,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满天席卷。我当时听说外交部是右倾翻案的“重灾区”,真为老乔捏把汗!我知道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学会“建筑城府”这种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对于乔冠华来说,周恩来逝世,犹如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后来邓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乔的脚底又少了一块结实的地。记得总理丧事后不久他病了,这病是由于内心深处积郁了许多委屈而爆发的。听说他住进医院后,有人就借批邓风,把外交部的老干部也捎带上一块批了。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不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
    
    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啦。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很为他担心。
    
    记得在1974年5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事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
    
    “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他是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等到6月成都之行,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党委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乔冠华爱抽烟,吞云吐雾。乔冠华爱喝酒,腾云驾雾。有了固体的烟和液体的酒作为他灵感助剂,写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如山峦凝重,文笔极好极好。他的跟前始终不离两样宝贝,一是烟二是酒。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
    
    他的嗜好正好对上了我的偏爱,因此我们除了烟友还是酒友。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我揩他老首长的“油”了。他有好烟好酒自然也不会忘记我,有时我们一同陪同出访,他会悄悄往我的包里塞上一条外烟,或是一瓶好酒,甚至国外的名牌打火机也会从他手里挪到我的口袋里。有时我不好意思,要好好谢他,他一听却哈哈笑,笑得他那大个子直摇晃。“杜山你就别客气了,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
    
    1976年夏,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华国锋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他见我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垂着,手里还夹着半截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枝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自己独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儿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不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不要紧,关键是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话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个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家族的女儿,自幼个性倔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叫去预谋,就是研究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为了叫他们紧紧挨着,乔老爷直笑骂我,说我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可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何干?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霉上了。

心脏的绞痛
    
    联大报告出来后,他却因劳累过度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这时毛泽东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开会。我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他,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我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他的肺常年烟熏火燎,已经出问题了,不得不节制。我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我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我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那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这次我也奇怪,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告诉我,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我没有请柬问题不大,反正要上台拍摄的。后来追悼会那天,我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不快,听说是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请柬。
    
    这兆头好像不吉利。我心里挺疙瘩的。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
    
    联大报告出来后,他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不然那时就魂系英灵了。不过倒能落个轰轰烈烈的场面,也能免去诸多磨难。
    
    属于另外世界的人是不会遭受人间的苦难的,解脱也是一种福气!
    
    乔冠华不仅没有一病不起,而且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何如何什么的,他去参加会,至少可以说明主席去世中国政局没有乱。
    
    1983年,乔冠华走完了他70岁的历程,同妻子、家人永别了,也和我们这些敬重他的人诀别了。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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