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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开国元帅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共同器重?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1日 转载)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延忠
    
    核心提示: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
    
    哪位开国元帅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共同器重?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5月17日第23版,作者:张延忠,原题:百年沧桑怀叶帅
    
    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
    
    今年,是叶剑英元帅115周年诞辰。我还清晰地记得,他80岁那年写的一首七律。“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豪情满怀的诗句,言犹在耳,老人家离开我们竟已26年了。
    
    26年来,他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在这个充满声色喧嚣和利益诱惑的世界,我特别怀念叶帅,格外珍惜他留下的那一份人生的纯粹和人格的纯净。
    
    叶帅生前,我有机会近距离地和他接触,深深感受到他对晚辈的关爱与慈祥。在延安,七大前,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叶帅是负责闽西苏区问题的组长,常和我父亲张鼎丞在一起,那时我刚记事。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在北平军调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我经常能见到他。“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就栖居在他家里,亲眼目睹了他在自己很困难的处境下,怎样不顾个人安危,全力去帮助别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展示给我别样的风采。退居二线后,他那从容淡定的神情,令我永生难忘。他说过:我不是因为穷,因为苦大仇深,因为解放自己才参加革命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使我知道如何为理想信仰而选择人生。他还说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帮助,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要不顾个人安危,给以帮助。这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使我终生受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他老人家,我既感到亲切又心存敬佩。
    
    随着阅历的增长,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回望他老人家那渐行渐远的身影时,顿有所悟,突然感到他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愈加高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提起叶帅,我脑海里会浮出这样的一些片段:
    
    他渊博。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古诗文名句,常常脱口而出。毛泽东论诗,有“剑英善七律”之评。就是在“文革”发配湖南时,也会在书信中风趣地改写柳宗元的《江雪》状景抒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我推测,老帅绝不是在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
    
    他多才。父与子,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合奏一曲;翁与婿,四手联弹,合奏钢琴。叶帅爱乐,颇有古风,“曲有误,周郎顾”。
    
    他慈爱。在办公室,可以把孩子放在摇床里,一边用脚摇,一边批文件。
    
    他随和。一次洗澡时,警卫大意了,误将他反锁在浴室两个小时,过后,党支部要给警卫员处分,他还哈哈大笑:处分啥?孩子嘛,就是贪玩。无心作恶恶不罚嘛!
    
    他谨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会一天换几次驻地,会留意西郊机场飞机数量的变化、钓鱼台汽车的进出、中南海门前的动向。但他的谨慎,也不是谨小慎微、束手束脚,而是透着放达。“文革”中他受到批判时,仍然会收留那些父母被关押批斗而无家可归的孩子。家里人来人往,他不在意,而当着外人,却也会假意嗔责。
    
    从潇洒英俊、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到慈祥风趣、儒雅睿智的忠厚长者,叶帅文韬武略、满腹经纶,颇具古风,不让先贤,洵然一代儒帅。喜读《三国》的他,雄姿英发、“不向情场向战场”,可比公瑾;羽扇纶巾、“托孤不作成都主”,极似孔明。
    
    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帅坚定的立场和信仰、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风亮节、身处逆境时的不屈意志,已经在众多纪念和回忆的文字中,多有表述。作为晚辈,我从叶帅波澜壮阔富于传奇的一生,深切体会到他们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多么宝贵。
    
    他们生于忧患,忧国忧民,传承着中华民族历代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同时接受了时代的新思想,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在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建功立业,彪炳千秋,成为后世楷模。
    
    和许多反抗剥削压迫、寻求翻身解放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叶帅是从仕途顺遂、高官厚禄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的。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感到国民党开始变了,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党,已经不是人民希望的了,于是他找到了共产党。舍弃养尊处优,甘愿千辛万苦;舍弃轿子挑夫,甘愿穿上草鞋;舍弃咖啡奶粉、饼干白兰地,甘愿粗茶淡饭、忍饥挨饿;舍弃每月几万大洋,甘愿分文不取,所有这些,只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尽管此后还要有王明路线的打击、“旧军阀”的批判、“地方主义”的指责、“二月逆流”的去职,但他始终积极乐观、无怨无悔。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叶帅舍弃的恰恰是许多人毕生追求的,甚至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舍得之间,差别何在?在乎“个人”二字也。叶帅的人生,绝没有这个选项。
    
    叶帅就这样走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岁月。
    
    有人曾说:谈到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此言不虚。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炮击大总统府,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率部接应,护卫孙中山脱险。此后,他参加了筹备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可以不用通报、佩剑出入蒋介石行营。就连他最初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需要考验而被拒绝。参加共产党后,在毛泽东麾下,他从苏区、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杀进北京城,赢得毛泽东“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所谓“大事”者,历史关节点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随军誓师北伐;国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
    
    在南昌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部的阴谋,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部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类似的情节,以后还将在长征路上重现。
    
    在中央苏区,他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亲身感受到和体会到毛泽东的正确。当王明路线把持中央,排挤毛泽东时,同样是从苏联回来的叶帅,没有站在“留洋同学”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一边。随同毛泽东的被免职,他也被调任红军大学校长。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帅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迅速北上,脱离险境。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此事遂广为人知。此中关节甚多,然最可道者,就是张国焘那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的所谓“密电”。
    
    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几十年来,从延安到北京、从批判张国焘到“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高层被反复提起。在绝大多数当事者健在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想说、不敢说,还是无话可说,没人对“密电”的存在提出异议,就连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未做任何申辩。怪异的是,在当事者大都离世后,此事竟成悬案。专家学者激辩论证,目击者梳理细节,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有人专门抠历史的细节,而不看历史最终的走向,这就把历史变成了某种言说,或者是胡适说的把历史当做小姑娘任意打扮。如果张国焘向中央拥兵要权是事实,如果张国焘与中央在红军行动的战略方向上的分歧是事实,如果张国焘准备擅自行动率部南下是事实,如果张国焘在此期间发出的其他许多意近旨同的电报是事实,如果叶帅的及时通风报信是事实而且所报之事不是无根之谈,那么,叶帅的历史功绩就无可争辩,而“密电”的有无倒在其次了。
    
    “文革”十年浩劫,是叶帅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难就难在,他必须在顾全大局的考虑下,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人说,叶帅在“文革”中没有被彻底打倒、关押坐牢,是幸运的。此实为浮泛之言。要说幸运,那也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幸运。他在台上,疾言厉色,怒对宵小;拍案而起,不惧权奸;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他始终是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在台上,就保留了斗争的力量和未来的希望。而对他个人来说,毫无幸运可言。
    
    这种两难的抉择,很像《赵氏孤儿》中,程婴和公孙杵臼面临生死选择。死易?生难?死,一时之痛,一了百了;生,一世之难,不但要保护养育培养“孤儿”,还要无法申辩的面对误解和责难,忍受内心的煎熬。最后,程婴说服了公孙杵臼,自己选择了“生”。
    
    就像程婴,“文革”中,叶帅艰难地“活”在政治舞台上。坚守在前沿,要战斗又不能无谓“牺牲”;周旋于乱世,要临大节而不辱。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需要“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成年子女与女婿都被下狱。如此境遇,在仍任职最高层的领导干部中,惟叶帅一人。而他沉着镇静,思虑筹划、静观其变。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节点。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如今被人说得成了俗语。而叶帅的确是抓住历史转折的机遇,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人。粉碎“四人帮”,下决心当然离不开华国锋,但谋划准备、组织实施则端赖叶帅。这并不是一抓了之那么容易,虽然是人心所向,也需要统筹全局的周密思虑和部署。如果把这比作外科手术,手术固然重要,手术的时机和术后的处置更难。叶帅成竹在胸,密切观察分析全国各地各界的动向,抓住苗头,以快打慢,又连夜在自己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高层思想、及时对稳定全局、掌控要害部门和重点地区作出部署。看似易如反掌,其实一招一式,谋定而后动。
    
    说实在的,粉碎“四人帮”的凌晨,在叶帅驻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如果没有叶帅坐镇,恐怕统一认识、作出决议不会那么顺利。华国锋会前私下和叶帅谈,会上又正式提出,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叶帅坚辞不受,就连在当时惟有他最适合的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他也推辞了。坚推华国锋,惟愿从旁协助,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胸怀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觊觎最高权力者有之,当仁不让者有之,而像叶帅这样诚意推让者,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后,他力主并推动了邓小平的复出,“四五”运动的平反和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为开创新局,尽心竭力。
    
    粉碎“四人帮”,这一改写历史的大手笔,非叶帅无人可及。20世纪,中国共产党推进了两次社会大变革,一次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次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两次历史进程,叶帅都参与其中,承担重任。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叶帅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的。这是作为政治家的叶剑英。
    
    叶之为帅,当然是军事家。他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其对人民军队创立、发展、壮大所作的贡献,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地位,以位列开国十大元帅而彪炳史册。坊间尝有议论,说他没有统领过自己的部队,没有亲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因此在开国元帅中,是最弱的。许多人不明就里,人云亦云。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妄说,有必要加以澄清。
    
    所谓军事家者,实有两类:一类临阵搏杀、攻城拔寨、横扫千军如卷席;一类运筹帷幄、居中调度、胸中自有百万兵。前一类现身于外,易万众瞩目;后一类隐形于内,故知者盖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军纵横转战、百炼成钢、将星云集,其中佼佼者亦众。然号称“老总”者多,尊为“参座”者寡,惟叶帅一人。那些统领千军,独当一面的战将,对叶帅也是充满信服和尊敬之情。
    
    从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总参谋部部长起,叶帅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众所周知,总参谋长是最高统帅部机关的领导者、是最高统帅的直接下属,不“给力”的人是干不长久的。叶帅在这个并不好干的位置上任职时间如此之长,足见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指挥作战最得力的助手,深得统帅信任和倚重。
    
    总参谋部是我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机关和指挥中心。叶帅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军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在中央苏区,他就着手组建了我军作战指挥系统,构建了作战、情报、通信、供给四大职能部门,此后,他不断提高总参谋部贯彻军委战略意图、组织实施战役指挥的能力,改进完善机关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和水平很高的专业参谋人员,使总参谋部成为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而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却淡淡地说:“不要说我有什么功劳,我这辈子就是干打杂的。”
    
    然而,这个“杂”不是谁都能打的,更不是谁都能打好的。仅举几端,可窥全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使我党我军在这里站稳脚跟,叶帅奉命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使之停止了敌对行动,与红军友好合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负责军事方面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针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叶帅在西北联军参谋长会议上提出了可攻可守、可战可和的作战计划,并进行了军事部署,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过程中,叶帅折冲樽俎、据理力争,才形成了后来八路军的基本框架。
    
    七七事变后,南方八省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叶帅又是负责人之一。在各游击队改编后是否集中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南方各游击区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必须保留一些武装在中央苏区坚持和开展工作。叶帅等人在分析具体情况后,认为许多小游击区力量薄弱,留下无法坚持,于是向中央提出了在相对强大的游击区,保留一些部队的大集中、小分散方案,得到中央的同意。
    
    皖南事变后,胡宗南制定了突袭延安的计划。党中央从内线获得情报后,如何处置,颇感犹豫。不公布危及延安生存,公布危及内线安全。此时,叶帅思虑再三,提出以大局为重,公布消息。内线的安全,由他们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想尽办法、全力保护。叶帅的提议,帮助中央下了决心。消息公布后,蒋介石的阴谋胎死腹中,延安免遭偷袭、内线也得到保全。
    
    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精干队伍,坚持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叶帅和杨尚昆带领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
    
    许多人以为,后委就是老弱病残、疏散安置。其实不然。后委由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人组成。叶、杨挂帅,一个总参谋长,一个中办主任。实际上,后委就是中央的参谋部。
    
    作为中央的耳目,后委集中了绝大部分电台。一方面中央与各地、各战略区的来往电报,大多经过后委。另一方面还负责侦察敌情、向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林彪在东北,总参派出电台,不离左右,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中央联络畅通。
    
    后委负责汇总整理、通报交流我军各部队的作战经验;根据中央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提出一些策略方面的建议。同时还要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当年率部在陕北作战的王震曾经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作用。”此乃知情者公允之论。
    
    将军决胜岂止在战场。在总参谋长任上,叶帅可说是胜任愉快。综观我军将帅,实为独一无二之人选。
    
    统帅也好,将军也罢,俱往矣!如今,老一代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风流云散,化为青山,永伴江河。他们故去了,但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的一切,是后人不该也无法忘记的。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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