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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与毛远新两人真实关系究竟如何?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31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顾保孜
    
    核心提示:江青对毛岸青和李敏都十分冷淡,但对毛远新,江青却待他特别好,如同己出,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许是因为毛远新是烈士子弟。毛远新对江青也是惟马首是瞻。江青对毛远新甚至比对她的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就开口叫毛远新出面与江青谈,这一着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向来是有求必应的。
    
    揭秘:江青与毛远新两人真实关系究竟如何?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与毛远新犹如父子,无话不谈。江青待他也不错,如同己出,毛远新对江青更是惟马首是瞻。
    
    提起毛远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印象很深。他的身份背景,他同江青等人的关系,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毛远新成为毛泽东和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毛远新传出的话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毛远新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带着神秘色彩的一颗耀眼新星。那么这颗星是怎样升起的呢?让我们从头看起……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生于1941年2月。1938年毛泽民受新疆实力人物盛世才之邀任省财政厅长,后结识朱丹华,并于1940年结婚,一年后生下儿子取名毛远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内弥漫反共气氛,盛世才亦告转向,不久下毒手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逮捕入狱,直到1943年秘密处死。毛远新的苦难童年,是在新疆监狱中度过的。1945年初,张治中主持新疆省政,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并派人护送至延安。朱丹华及毛远新即于1946年7月返回延安,结束了在新疆狱中四年的铁窗生活。
    
    当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弟媳及侄儿时,不由想起了牺牲在新疆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英才已逝,空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毛泽东看着眼前矮小、瘦削、羞怯不安的“小豆豆”毛远新,仿佛看到了弟弟,他的眼睛红了,蹲下身来将孩子搂在怀里,轻声唤道:“叫伯伯。”在场的人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不去提起毛泽民,怕引起毛泽东的悲痛。
    
    孩子似乎感到身边的人无恶意的关爱,乖乖地叫了声“伯伯”,表情自然极了。转着灵活的眼珠,孩子上下“审视”着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伯伯”,靠在母亲身边好奇地问:“妈妈,伯伯下巴上怎么长个东西呀?”童言稚语,引起大人们善意的笑声,仿佛冲淡了屋子里的悲伤,增加了劫后亲人相聚的庆幸和欢乐。
    
    在延安时,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毛远新便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马背上的摇篮里,伴着解放战场的轰隆隆炮声,“摇”过了童年。
    
    后来,朱丹华改嫁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则一直跟在他们身边读书。1951年,赴京开会的朱丹华带着毛远新同行。10岁的孩子十分想念伯伯,向往在伯伯身边读书。会后,朱丹华见主席,并告诉主席,毛远新要回到北京读书。
    
    毛泽东不愿让母子分离,虽然他十分喜爱毛远新:“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瘦小而富于朝气,戴着红领巾的毛远新则坚持着对伯伯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寒暑假我还可以去江西看妈妈。”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此后,每逢星期天,毛远新便与同校念书的李讷妹妹一道回到伯伯身边。一到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
    
    毛远新读完中学后,选择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一所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大专院校,教学设备非常先进,教员的素质亦称上乘,在全国而言,是首屈一指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毛远新在大学期间,读书比较用功,对搞政治运动却不怎么感兴趣。甚至连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当时的《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看得较少。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要求很严,不仅是学业上、生活上经常关心,对毛远新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也很关心。每次见面,毛泽东都要求毛远新把他近日的思想学习心得汇报一下,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教育。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关系十分特殊,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次天气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毛远新上岸后感到有点冷,就脱口而出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当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江青同毛远新的关系非同一般。江青对毛岸青和李敏都十分冷淡,但对毛远新,江青却待他特别好,如同己出,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许是因为毛远新是烈士子弟。毛远新对江青也是惟马首是瞻。江青对毛远新甚至比对她的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就开口叫毛远新出面与江青谈,这一着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向来是有求必应的。1965年,毛远新患病毒性感冒,发高烧住医院治疗。江青特意嘱咐医护人员每天早晚打两次长途电话,向她报告病情发展如何了,甚至还要问毛远新体温多少。
    
    “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扶植下毛远新成了“东北王”。他发现了张铁生这块“石头”,又让“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一直兴了两年有余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曾下连队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作出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亦可回校参加运动。”于是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并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将矛头对准校党委。毛远新同那一代青年人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哈军工师生争先恐后地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张,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的形势比较混乱。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恶浪。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东嘱咐他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毛远新开始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因为有毛泽东的神圣光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逐步成为东北三省、辽宁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随着运动的深入,毛远新渐渐成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代理人,并深受江青等人赏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毛远新把宝押在了江青一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他逐渐掌握了辽宁省的实权,成为“四人帮”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辽宁、东北等地大力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理论。1968年,他成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
    
    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了。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高校恢复招生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上大学,但因考题大多不会做,为发泄不满和乞求机会,他在答卷背面写信,并跑路子拉关系,“运动”上学。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了。
    
    为了乔装、粉饰这块“石头”,毛远新亲自动手,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张铁生信中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通通删掉,把修改过的信加上“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虽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后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1974年,毛远新担任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异常积极。为配合江青等人活动,他利用在辽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进行道路有异的干部都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一手树立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毛远新着手推出“朝农经验”。“朝农经验”系指朝阳农学院坚持开门办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顶着干的“经验”。毛远新的真实用意,是想在全国搞出一个教育样板来,这样,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风,又能借此树立他的个人权威。1974年底,毛远新以朝阳农学院为基础,办起八所“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国务院科教组立即在该院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毛远新还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总结出10条经验,并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北京农大的搬迁问题。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村。这种搬迁有许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200多里的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批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朝阳农学院)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为配合、迎合江青的小靳庄典型经验,毛远新在辽宁创造了“哈尔套经验”,这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1974年12月,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面对当年形势尚好的收成年景,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1974年12月28日,毛远新的一个亲信在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后,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向毛远新作了汇报。12月30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预演。31日,在“为了让首长(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邻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1975年元旦上午8点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决定1月5日还要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扛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红极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戴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的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毛远新越来越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赏识。
    
    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的耳目。在他口袋里有一本装满最高指示的“宝葫芦”,编造情况影响毛泽东的决策。△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称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四人帮”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们利用毛远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丰泽园内,毛泽东躺着,身旁一个穿军装的便是毛远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已82岁高龄,再也无法视察大江南北,只靠“联络员”。毛远新看看手中的笔记本,很严肃地说:“我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从毛远新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
    
    讲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虚弱的老人,老人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看不出什么表情。毛远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搞?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把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面露愠色,不再说话。毛远新心里一阵闷喜,他知道,他已经打动了毛泽东。
    
    几天后,还在同一房间内,同样的人物,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小平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得对,邓小平偏袒刘冰。”缓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又停了一会儿,毛远新则奋笔疾书记录着最高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对,对。”毛远新边记边附和着。
    
    随后的一个月内,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竭力否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却并非尽是谎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感到邓小平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清明节前的北京,杨柳吐绿、桃花绽红,但首都并没有春天。1月8日总理逝世的哀乐还响在耳畔,人们脸上的泪水还没有擦干,“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便急不可待地向党、人民和周恩来总理发动了进攻。
    
    1月,人民在悲痛;2月,人民已睁开哭肿的双眼;3月,人民已经怒吼;4月,人民要起来开展一场决死的战斗!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3日,天气阴沉,细雨迷漫。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从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在传抄吟诵着悼念总理,斥骂“四人帮”的诗词。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抗议“四人帮”的诗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最高潮,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痛斥妖人。
    
    天安门广场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气急败坏。4月4日清明节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天安门事件。当时毛泽东晚年多病,毛远新是他了解政治动态和领导中央及全国的主要途径,也可说是惟一途径。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向广场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数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其中不少内容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谁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有人帮着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合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的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攻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4月5日,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毛远新与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北京市汇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又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诬蔑群众是“法西斯”。毛泽东看了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评语:“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晨8时5分,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沉着面孔,爬过中南海的围墙,照进游泳池旁边的一所宅院。
    
    毛泽东,中国的巨人,人们爱戴的领袖,此刻躺在床上,动作困难。他用困惑的眼光望着坐在床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联络员毛远新。他正在向伯父汇报4月6日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和6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远新话音刚落,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代:“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
    
    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但似乎还不放心,他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远新高兴地说:“好。”接着又编造情况告状:“上次开会,春桥同志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你看看天安门的情况,人们要推你来当纳吉。”
    
    说话已持续一小时,毛泽东感到累了,但他仍打起精神,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然后,掰着指头归纳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他的话很简短,说到最后挥挥手,表示要“赶出去”!
    
    毛远新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立即应声道:“应该赶出去了!”然后灵机一动,站起来说:“我马上找华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叮嘱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接着又交代:“华国锋任总理。”
    
    这话太突然了,毛远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张春桥为什么换成了华国锋?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议说:“国锋同志的任命和中央决议也一起登报。”毛泽东答:“对。”毛远新表示执行,起身要走:“我马上去通知华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晚,钓鱼台十七号楼里,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发泄着对华国锋主政的不满,江青责怪王洪文对华国锋逢场作戏的礼让三分,毛远新急忙出来打圆场:“那个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对主席的指示还是认真执行的。他个人算得了什么,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当然不能做得过分!”毛远新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开这个装着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华国锋是要乖乖照办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自此,毛远新在走向深渊的路上越滑越远,虽然毛泽东早已叮嘱过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终于,在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和他的主子一样离开了政治舞台。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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