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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谈贺龙:他是土匪 不同意翻脸就麻烦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0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张国焘那时候他们有几个人还在议论,说他(贺龙)是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他干的话,他要翻脸就麻烦,张国焘是这个态度。周总理他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吸收他入党,都是周总理在讲话。周总理就主张不是应付他,不是说安抚他。
      凤凰卫视2009年8月15日《我的中国心》文字实录:
      曾子墨(主持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将军,回师北伐,南昌起义,建立根据地,率部长征,抗日救国,解放战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都有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但是人们口耳相传最广的,却是关于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他就是贺龙,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他的一生戎马倥傯、战功卓著,而在晚年却又被人迫害,凄惶窘迫,遍尝人间冷暖,甚至到他去世的时候都秘不示人,以化名王觉,草草火化。光阴荏苒,四十年过去,到今年的6月27日,贺龙元帅的骨灰终于得以安葬故里,他魂牵梦绕的湖南天子山。
      仪式主持人:贺龙元帅荣归故里,起灵仪式现在开始。向敬爱的贺龙元帅三鞠躬,脱帽,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贺晓明(贺龙元帅之女):我妈今年93岁了,你想花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所以这个里头很多人都在关心。现在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墓碑了,是两把菜刀合在一起。在手把的那个对握的地方有一块儿大石头,那个石头是非常漂亮的一块石头,所以我们当时和这个设计的这个老师,还有施工的这些师傅们。我说石头叫国门基石,刀呢?两把菜刀。
      解说: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1916年,贺龙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贺晓明:他参加这个中华革命党是1916年,那个是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这个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国民党是这么一个顺序。所以呢,在没有共产党之前,我父亲加入的是中华革命党,他那个两把菜刀起义,当时的原因就很朴素,受压迫就要反抗。
      谢武申:他是中华革命党,从十几岁就追随孙中山,他之所以拉队伍,从营长一直到旅长、师长,最后到军长,拉的队伍完全都是追随孙中山的。
      解说: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贺龙的队伍逐渐壮大,反袁护法,反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百十战后,贺龙以其骁勇,闻达于诸侯。至北伐时,他已经贵为澧州镇守使,统管一个师的部队,远近都有威名。
      贺晓明:他的性格其实很细,非常,就是别人就说老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很粗啊,老说粗口啊,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呢,不愿意正式归属于谁,他从来不愿意,就说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他真是一心一意的听党的话了,在这个之前他没有这种事,他没有这种事。他番号很多,大家也知道,不是一心一意。
      谢武申(《贺龙传》作者):实际上他不是土匪,说他土匪为什么有人容易相信呢?因为在湘西一带,天子山一带,你们肯定都去过,这次跟着老总的骨灰迁到天子山,不是跟拍了。那一带那种地形啊,它是最容易隐藏土匪的,土匪最容易出没,你不好抓到他,所以那地方土匪出没是很多的。而且那地方人民,他为了抵抗土匪他自己也要拿武器,所以有时候匪民都不分。
      贺晓明:这个是生活所迫,经历所迫,还有呢,他带队伍需要,所以呢,他就是说很仔细,很谨慎,很仔细很谨慎。因为没有后援呐,没有后援呐,他是要在缝隙里头发展生存的一个人。
      解说:1926年,贺龙接受广州政府命令,率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参与北伐,连克数城,队伍愈发壮大。贺龙本人也因为他的进步和民主的倾向,成为了共产党人争取的对象,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叫周逸群。
      晓明:那共产党是公开的,所以周逸群来了以后,我爸爸非常高兴,哎呀这是他选择的那个方向。然后周逸群到了第三天,我爸爸就正式向他提出来,我要加入共产党。
      解说:在北伐期间,贺龙几次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据说当时中共中央对左派将领的入党申请非常严格,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谢武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于贺龙的一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来了以后跟周逸群一谈,非常投机。谈了第三天,他就向周逸群提出来我能不能参加,就像我这样的能不能参加中共?周逸群就回答他也很艺术,说共产党的大门对谁都是敞开的,等到你符合共产党员条件那一天,肯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解说:1927年春,在北伐军向河南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潮流正在发展,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在这种情势下,贺龙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继续工作。1927年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贺晓明:所以在这时候,你说我爸爸,我爸爸当时的路是很多的,不是说就有一条路,就你去参加南昌起义是你的选择,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因为我不是属于共产党的这个正规军队,对吧,而且我是这个兵强马壮,我那时候是一个这个战功累累的一个将军,谁都来找我。你说汪精卫找他,蒋介石也找他,各派势力都来找他,他是处于那么一种状态,应该是说他这辈子属于一个小高峰,小高峰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的路是很多的。所以信仰驱使他就是坚持,共产党你在高潮的时候,我向你申请,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在那个,我爸爸那个土话,他说叫背时,背时就是倒霉,你在背时的时候,同样我还是要加入共产党。
      解说: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1927年7月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之后,随即成立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起义,口令是山河一统。
      谢武申:周恩来他们来了以后,就觉得他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南昌起义为什么一个是吸收他参加,一个是任命他为总指挥,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这就是因为根据他的态度,他出身也是贫苦的,当时我说我把张国焘的书翻出来看,张国焘那时候他们有几个人还在议论,说他是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他干的话,他反水,要翻脸就麻烦,他是这个态度,张国焘。周总理他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到吸收他入党,都是周总理在这讲话。周总理主张就是要把他,不是应付他,不是说安抚他的意思。
      张国焘一个,谭平山一个,这几个人意思就是要稳住他,这就不对了,大错特错了。因为你看他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就是忠贞不二,对党忠贞不二,对毛泽东忠贞不二。
      解说: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举世震动,汪精卫发布了缉拿贺龙、叶挺的通令,又命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8月6日,起义部队全部撤离南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
      曾子墨:元帅,这个地位显赫的头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含义,一是官职名称,二是军衔称号。在中国汉语元帅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33年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意思是“将帅之长”。作为将帅之长的贺龙元帅,一生战功彪炳,其中堪称经典的战例当属解放战争中,率部进军大西南。这是贺龙战斗生涯中的大手笔,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千军万马的大厮杀。
      解说:1949年10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在西南的川滇云贵,仍然盘踞着国内最大的蒋介石武装胡宗南的部队数十万人,此时业已遁往台湾岛的蒋介石提出,以大西南为后方进行反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开始入川作战。当时贺龙的老部队,120师的老班底,西北野战军的老部长全都跃跃欲试。
      谢武申:开会的时候,主席就说你带哪个部队走?当年那个西北野战军,他们要从宝鸡这下来,离着宝鸡好远了,你看那个地图,那差着几百上公里,那部队要调过来,再换防不得了。当时集结在宝鸡那一带部队,是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所以贺龙说,讲到这个事,他说现在西北野战军离这边很远,如果要大换防那是麻烦的,现在十八兵团就在宝鸡这,他说我干脆跟主席讲,我带十八兵团走下去。
      解说:当时十八兵团隶属于华北野战军,得到消息后,贺龙的老部下西北野战军的一些干部战士找到老首长,未开言便已涕泪交流,老首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人家打仗都带自己的部队去,你怎么撇下我们了。
      谢武申:所以贺老总这时候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就是从感情上来说,我也愿意带着老部队下去,但是现在那个部队在那边,离这很远,换防很费劲,还是刚才那个话,这个部队正好集结在这儿,如果我这时候要提出来调那个部队,不调这个部队,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说不出口。我非要带那个部队,我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部队不是我贺龙私人的部队。
      秦岭战役 贺龙佯攻而不破
      解说:决定入川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决定采取“大迂回,先包围,再打之”的方针,以贺龙所领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邓小平、刘伯承所领二野部队,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训练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而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谢武申:中央给贺龙的任务就是牵着牛鼻子,牵着谁呢?就是胡宗南。胡宗南往那边退,就牵着他,叫做攻而不破,打秦岭战役,就是十八兵团打秦岭战役,就攻而不破,老拿刀把打他,真打,打得像真的一样,但是就是不攻破他防线。胡宗南就跟蒋介石报告,意思就是共产党久攻不破,我这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你们放心好了,过不来,就是说这边你就别走,他过不来。这个时候谁着急了呢,全体指战员着急,说你这个老不下令,老攻而不破,他们都跑了,贺老总叼着烟斗,莫急莫急。
      解说:1949年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眼看着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开始合拢。贺龙终于下了命令,进攻。
      谢武申:贺龙这个脾气,他无论是干什么,他都在跑在最前头,这次也是跑在最前头。后来警卫营长就跟他那秘书和副官就说了,说你待会休息的时候,你们劝劝老总,我们的轻机枪那个车,它一个卡车拉着轻机枪在前头,他说现在这个匪乱这么厉害,到处打冷枪的,出了事我们交代不了,参谋长跟我说好了,你无论如何你们拽也把他拽回来。
      结果说了,跟老总一说,没事我不怕,当兵的怕挨几个子弹,怕这不行。刚才警卫营长说了,这是纪律,你是司令员给带头遵守纪律。一说他蔫儿了,不吭气了,就跟着走。恰恰往前走了不远,快到内江的时候,就是冲锋枪扫射,对他们来扫来了,扫了以后,他带着卫生部的那个副部长,吓得跳了车,钻到水沟里去了,还有跳了车钻到,他们有几辆卡车,加强连的卡车,都钻到卡车底下去了。贺老总他就坐在吉普车上不动,完了开开车门问,怎么回事,打什么枪,谁打枪。他们几个副官过来就掩护他,怕什么,说他们都钻车底下,把他们拽出来吧。
      解说:贺龙所部分3路向胡宗南主力发起攻击,敌军闻风溃退,贺龙部披坚执锐,猛追逃敌。胡宗南数十万大军由此一战势颓。
      谢武申:这里边就讲到,把握这个叫做先慢后快的这样的作战方针。就是说他的功绩就在于,利用他的威望,利用他们的佯攻,就牢牢地牵住了胡宗南集团的鼻子,就保证了整个90万的国民党的部队。除了李弥的十八军,就后来跑到缅甸贩毒的那个,就跑了很少,大部分都在,都就歼了,就歼。所以西南这个战役,我认为在解放战争,过去我们讲三大战役,从作战的激烈程度,残酷程度,那是淮海战役第一。从三大战役来说,淮海战役歼敌是55万,它是最多,西南战役从歼敌数字来讲,它是90万,应该是解放战争历次战役当中,歼敌数是最多的,而且他这个大迂回,大包抄,包括贺老总这个配合大迂回,大包抄,先慢后快,然后牵牛鼻子战术,攻而不破,这个非常巧妙。战术来讲,又有我们地下党,打入国民党的国防部三厅,郭汝瑰他们,还有这些人的配合,里里外外,蒋介石他们就给骗了,蒙骗了。要不然的话,这90万他是不好收拾得。
      解说:在进军西南的路上,本来就有大量是战是降,举棋不定的国民党将官,胡宗南战败逃走更使他们无所适从。这个时候争取他们起义,便成为贺龙的重要工作。而这其中,争取胡宗南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传奇。
      谢武申:跟他联络的谁,胡耀邦,胡耀邦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所以贺老总和胡耀邦又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胡耀邦负责和裴昌会联系。裴昌会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有起义的机会呢,到胡宗南坐飞机跑了,跑的时候跟他没有任何交代,他是他的副手,没有任何交代,他就跑掉了。
      跑掉以后裴昌会说好了,你跑了,这该我起义了吧。他就把这个名册,把花名册,还有枪支弹药位置什么都弄好了,派他的副官给胡耀邦交了。然后胡耀邦就给老总报告,报告了以后就是要,老总的意思就是接见裴昌会。
      解说: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他一见到我,就和我亲切握手,他说老朋友,1938年一别,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
      谢武申:接见他的时候,裴昌会对这个事很感动。他那意思就是说,我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对共产党我是有债的。另外我要求起义,到了现在我才起义,就是好像有这个兵临城下,不得不为之,有这个嫌疑。
      贺龙就跟他讲,说先跟你说清楚,战场上的血债不算数,那要算数你还得了啊,这个不算数。从你起义开始,我们就是同志了,起义不分先后,他说你要算数,他说我呢,我过去,我过去我也是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不算数,所以裴昌会听了这个话以后非常感动。
      解说: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国民党残余部队的高级将领纷纷率部起义输诚。1949年12月30日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没。
      曾子墨:贺龙元帅,虽为一介战将,但业余爱好极为广泛。他爱听京剧,和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私交很好。贺晓明记得父亲贺龙在工作闲暇之余,还经常会和家人一起打打扑克,钓钓鱼,打打乒乓球。有时兴起了,还会外出去打猎。贺晓明说,父亲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管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和他兴趣广泛,对体育运动情有独钟,有着一定的关系。
      贺晓明回忆说,父亲对发展体育运动的支持,其实不只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对体育就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
      贺晓明:他太懂锻炼身体的需要了,你说他就说过去的体育,过去的体育是为战争服务。你锻炼这个刺杀,军事训练和身体锻炼,他从来都分得很清楚,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所以要活跃这个部队的气氛,一个是唱歌,要有文工团员、宣传队以外,还要有体育锻炼,就是打球。就是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这个革命乐观主义,就是通过这些它也能反映。所以他特别注意军队的这些。
      解说:贺龙曾经说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个愚蠢的军队。而在文化素质里包括有体育,在贺龙的部队里,他始终把体育锻炼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率先在部队里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开风气之先。解放后1952年,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让他回北京担负一个特殊的任务。
      贺晓明:开国百废待兴,什么都需要重新来过,国民党有体育部吗?没有体育部,国民党其他部都有对口接收,唯独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体育部。那我们就自己从头来吧,从头来。所以在国务院所辖的机构里面,就设了一个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谢武申:邓小平给他打的电话,他不是管钱的嘛。说谁让我干,说主席让我干,说有钱没钱,要钱有钱。说有人权没有,你要人我给你调人,他说那行,要钱给钱,要人有人,我这个体委主任我才干的,是这样干得。
      解说: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包括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等人,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了起来。另外在上世纪50年代,在贺龙和体委的组织规划下,全国各地38个体育馆先后建成,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片朝气蓬勃,贺龙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贺晓明:有一次在先农坛北京市体委,那个体育场看打篮球,那个篮球呢,是八一队不知道是和哪个队打,荣主任也在场,也在看。那球没大好,打得个乱七八糟的。而且八一队后来急了嘛,开始有点小动作,踩个脚啊,揪个裤子,什么都来了,就是很不像样。
      然后我爸就,这个也是没有他这么做事的,就让荣主任下场,说荣主任把这球赛给我停了。荣主任就下去了,就找裁判员拍拍肩膀,“嘟”一吹哨,停赛,终场,完了。就说把队员待到休息室我讲话去了,讲话去了,开始就批评。
      说你们停赛,然后你们开始整顿,把检讨给我写好了,你们再开训。所以哪有一个管体育,管到这么细的一个人啊,这是管体育道德、风格。
      解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贺龙的工作异常忙碌,除了主持体委工作外,他还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持,国务院副总理。有材料显示,当时每天上报给贺龙的文件,包括内参、简报、大参考等各种材料,不计其数。其中,仅必阅件就超过4万字,他平均每天必须做出的批示,也达到2000多字。
      谢武申:那他怎么办,他有什么办法?他让他的秘书把每天的大事,文件里的大事,每天散布的时候,让秘书一边走一走跟他说,他就明白了。然后,就是阅件4万字,就是靠秘书这么说的。这些批件必须办的,秘书念,念了以后该怎么批,他说完了秘书一写,有的他签字,有的他连字都不签,他秘书代他签字。
      所以贺老总他也有他的,怎么说呢,他的特点吧,他还是不愿意动笔。我看到好多签字是秘书代他签的。还有好多题词,但是贺老总,自己本身写字是相当好的。
      解说:60年代初是多事之秋,动荡之秋,中苏关系渐行渐远,中印边界频起争端,蒋介石军事反攻跃跃欲试。而这一切,都对屡经战火的人民解放军,提出了新的考验。1964年,在贺龙、叶剑英等老帅的倡议下,全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比武活动。
      谢武申:所以在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个叫郭兴福的副连长,他搞了一套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搞的汇报表演。咱们叶老帅呢,他对训练是很重视的,他去了以后一看不错,他回来就给军委写报告。那么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生活了,他就很赞赏叶老帅的报告。他就是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就是要迅速在全军普及,创作要学习开展一个运动,这是从贺老总那里发起来的。
      以后因为当年罗瑞卿,罗大将,他是军委秘书长,然后总参谋长,他是这么个身份。训练当然总参管,总参有一个军训部,当然总参来管。所以,就是直接领导大比武的是罗总长。上面领导的两个老帅,贺帅、叶帅。
      解说:短短几个月,群众性的大练兵热潮,使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连毛泽东也曾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但是,率先提出大比武的贺龙,此时却对大比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批评。
      谢武申:就是在大比武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拼凑尖子班,尖子连队。它这个尖子呢,在大比武的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建制连、建制排。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团,比如说我搞一个射击的建制连。建,建设的建,制度的制,建制就是编制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允许他搞一个建制,我把射击的抽出来,抽到这来,抽到这来组成一个连队,叫我这个团有一个建制连什么的,有这么个事。
      他为了比赛比武,我这个团参加,去代表我的团。但是我的团整个,我其他的连队没有这么高的射击水平,所以这种偏差是有的。但是,这个无妨大局啊,我这一个连队也是优秀的,也不是造假的。
      解说:瑕不掩瑜,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比武的成绩,却仍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此时,谁也没想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比武里,一场风雨潜伏其中。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
      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开始偃旗息鼓,直接指挥大比武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始受到冲击。
      曾子墨:在贺晓明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恬静、安详的老人,革命工作多年,虽是位高权重,却仍然朴实如初。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贺龙的晚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那场,另人们至今胆寒的十年动荡岁月。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与他公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
      贺晓明:就是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上海会议上呢,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呀?罗瑞卿不是平反了嘛,平反了嘛。都是被诬陷和诬告了。还是叶群跑到杭州去找主席,哇啦、哇啦讲了五六个小时吧,都是讲罗瑞卿这么啦,这么着、这么着。所以毛主席就说,那上海开个会吧。所以呢,我爸爸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了,对立了。
      解说: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贺晓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因为这个老要表态,你对罗瑞卿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怎么。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血压高呢,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他就到广州了,从广州以后,他就到渡口,到三线去。他看,他管国防工程建设,他就去那去了,所以在他的照片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有一个建设的有一个沙盘,他那两个手这么扶着在那个沙盘上。我看那个属于最后一次微笑。
      解说:贺龙考察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的调幅四处飞扬。
      贺晓明:他愿意工作,他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这个回到北京以后,这个文革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气氛,就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我认为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个形势是属于一个不正常的形势,他跟不上。所以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刘少奇,少奇主席。
      当时就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呢,还弄出来,这些造反派,还弄出来百丑图,就把这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群体,都全部丑化。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解说: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晓明记得当时在家里,贺龙曾经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贺晓明:他在家里,那时候中央在开会吧,有王任重,还有李井泉,还有他。他们三个人都在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呢,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向中央要反映一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嘛。党内、党外要有区别的,这样不太好。
      然后呢,我爸爸那时候就让我妈妈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在那办公,就向总理去反映他们的这个意见。那时候我妈妈是我爸爸那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就按照他们三个人,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情况,就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在那个本子上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了,而且还反复问我妈妈,订正说,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说是啊,说这是他们的意见,说内外要有别。结果呢,向总理汇报完了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太跟不上趟了已经,他看不懂,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解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上纲越高,贺龙也要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这个完了以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吧,主席就说,贺老总啊,说你那个,你表态了吗?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他说报告主席,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说,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说我不会再说那些很时髦的那些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这就是他对文化革命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后来打倒的干部,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个时候他那个感觉,说怎么有点像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他认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那也晚了,那他被关起来了,也晚了。
      解说: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教唆、鼓动下,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贺晓明:当时呢,这个在最关键的就是,同意不同意给贺龙立案。当然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是积极主张赶紧就立案的。主席呢,就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就在那个时候,能替我爸爸说得上话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少了。老同志们,还有老帅们,各个自己都不保,都不保,都面临着被冲击。所以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总理家里。你像好多人就说,是周总理把我父亲从新六所接到他家。这中间状态是这样,是造反派,军队口的院校啊、院校口的,还有体委造反派,就一天围着我们那个家就转悠,揪贺龙啊,交代问题啊。那就是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爸爸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有点烦了,他在新六所他烦了,他说我去见群众去,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就回家去见群众去,他说我不住这了。
      解说:贺龙从暂住地新六所回到东郊民巷8号,前思后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在夫人薛明的陪伴下,贺龙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
      贺晓明:他们那个车就拐进新华门,然后到西花厅了,到西花厅了以后,总理不在,不在他们就在西花厅等总理,然后就在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了以后,总理每天都非常忙,就是最后你不能在这一直住下去,最后贺老总到底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总理肯定是,也是请示过主席了,说就安排我爸爸去西山,就再转移再休息,然后临走前是他和那个李先念和我爸爸谈的话,最后两个人告别了,就在这。说等着秋天我去接你,你到那里,你去休息去、休息去。
      解说:从此一别周恩来,这两位老战友再没相见。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
      贺晓明:他这么多年,两年来对他的各种迫害,药不给了,你药不给,你不是害人吗?还有一个,水不给喝了,谁都知道糖尿病人三多,要喝水啊,不给喝了。而且每天给那么一小壶水里头,喝得出来,里头还加糖了,你这更是害人。
      还有你给他压力,让他坦白交代,这都是糖尿病人的大忌啊。然后有房子不给住,让两个老人住在地下。冬天人都有暖气,他们那屋子里冷,没有暖气,我妈妈只好把那个皮大衣那个皮,那个袖子给拆下来,就穿到我爸爸的腿上。
      你这不都是迫害吗?不给吃啊,就是一个饭盒,你们吃吧,一扔,就在地下了,街上卖的都是新鲜的菜,给他们吃的糠萝卜。我妈妈只好到外头那个地上去自己拔点野菜。你这不是迫害吗?
      解说:1969年6月9日,监禁中的贺龙与世长辞。
      贺晓明:后来一直到1974年,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过后,慢慢的这个状态就越来越清楚,越好。主席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多次讲话,要给我爸平反。因为毛主席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就是说,为我爸爸平反是讲过三次话,就是催,赶紧平反吧。最后急了,不要去搞那些材料了,就平反了。另外呢,毛主席能够做自我批评的那个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为我爸爸呢,是做了自我批评了。
      曾子墨:贺晓明记得父亲去世时,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的名字是王觉,而之后的火化等一系列仪式,也都秘不示人,全部沿用了王觉这个化名。元帅贺龙生时戎马倥偬,死而默默无名。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以赢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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