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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哪一本书让毛泽东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3日 转载)
    
    来源: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
     (博讯 boxun.com)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 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着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着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着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着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另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 页。)
      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中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们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他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
      《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合,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合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爱惜马的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
      《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除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毛泽东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我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缘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放松大脑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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