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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二二事件”的后果/吴天威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13日 转载)
     編輯先生:
     我是「二二」事件被漢奸殺害的蔣斌的孫子的朋友,這篇文章網上很多網站都有。今天是「西安事變」76周年,望能刊載。
     轉載者 (博讯 boxun.com)

吳天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二二事件」的後果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天威
    「西安事變」未能隨張學良1936年聖誕節釋放蔣介石並親送返寧,負荊請罪而告結束。蔣返京後不數日,即設軍事法庭,判處張有期徒刑十年,旋蔣請准國民政府予以特赦,惟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蔣扣張不放,棄義背信,引起西安之「三位一體」——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及群眾莫大憤怒,使西安事變之善後演變成釋放張學良的問題。當時西安群情激昂,「三位一體」甚至決定如蔣不放張回陝一行則不惜一戰。而蔣介石即抱定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之準備,不為所動,如西安不肯就範,按其計劃不能和平解決只有訴諸武力一途,雙方僵持不下,劍拔弩張,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於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少壯派刺殺東北軍領導王以哲軍長及數位將領,誣以他與南京通款而主和,遂造成東北軍內部之分裂。「三位一體」瓦解任憑蔣分別宰割,除中共仍有實力,尚能與蔣實行商談,爭論長短外,東北軍及西北軍不敢再提要求,一切聽命于蔣,同時中共也感頗失後盾,孤軍奮鬥,力不從心,委曲求全,節節讓步,勉強維持國共休戰的狀態,如日軍不急於發動「七七事變」,掀起中國全面抗日戰爭,西安事變所達成國共休戰狀態能否繼續難以預料,此即幾乎造成「西安事變」前功盡棄的「二二事件」,而張學良致遭終身囚禁與此事件更有直接關係。
    
     蔣介石在西安被釋,是在口頭上接受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後提出的要求下實現的,雙方談判得以勉強達成協議,是有很多因素的,包括主客觀的和人際關係的因素等。第一,張與中共都想儘量避免內戰,以免加深日本的侵略。第二,內戰一起,南京親日派抬頭,何應欽代替不了蔣,則中國大亂。第三,蘇聯不支持在西北樹立獨立政權。無「蘇援」則抗日取得勝利更加困難。第四,汪精衛聞西安事變,立即返國,企圖領導南京政府。第五,國內外輿論的因素。蘇聯的惡意批評,其動機出自為蘇聯本身利益;英、美兩國政府願出面調停;意大利外長西安諾私函勸張和解。國內輿論多攻擊張、楊扣蔣,反而更擁護蔣。第六,出師不利和部下動搖。黃永安旅長未聽張學良命令佔領洛陽;馮欽哉師長投南京,不進佔潼關。第七,各地方實力派響應不夠積極,尤以閻錫山不履行洛陽諾言,態度模棱。第八,南京方面主戰主和雙管齊下,迅速進行。孔祥熙代行政院長聯繫各國使節及地方勢力頗生效果。第九,蔣介石本人之頑固個性及「自愛欲」,在被禁期間充分表現,使張、楊難以處理。第十,中共不記前仇,公忠謀國,穩定西北局面。當然除上述各點之外尚有其他客觀條件。
    
     就「放蔣」而言,主觀因素異常重要。西安事變之能夠發生緣于張、楊之獨特人格,為愛國肯犧牲。正如楊在事變前說:「為抗日救國,把十七路軍這個攤子砸啦值得!」宋美齡在其《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提到張、楊此舉與舊時軍閥不同者,他們「不要錢,不要地盤」。因此在「抗日救國」的原則下,張、楊均肯犧牲一切,再所不惜。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3人與張學良私人關係非比尋常。端納先後為張氏父子之顧問,又隨「少帥」旅歐,返國後始被張推薦給蔣;複以其澳洲人客卿地位,易於折沖蔣、張之間。宋子文又與張為兒女親家,又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政治同盟。宋美齡自1925年服務于上海青年會以來與「少帥」即有過從,後張夫人于鳳至又認宋母為「乾媽」,故與宋藹齡、宋美齡姐妹交往至密。這些互信互賴的關係為達成和議的有利基礎,亦為張送蔣返京、「負荊請罪」的一個重要保障。張以大丈夫重言諾、重感情,「好漢做事,敢作敢當」的精神,力排眾議:無需蔣發表一政治文件方可釋放,親自送蔣。遂于蔣在口頭接受張、楊「兵諫」的主要條件下,於聖誕節日下午4時,張親送蔣離陝飛京,不知不覺地開始了大半生的幽禁生活。
    
     蔣介石離陝後立即要張下令釋放在西安被拘之中央大員,楊即遵令於12月27、28兩日釋放。甫抵南京,蔣便開始否定西安事變的承諾及史實。他讓宋美齡幫助其機要秘書陳佈雷撰寫《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訓話》發表,隨即召陳至蔣家鄉撰寫《西安半月記》,否認其在事變期間悲傷恐懼之形象。編造什麼他獲釋實由於張、楊覺悟,特別是張翻閱他的日記之後受到感動而為。事實上,張從未讀其日記,亦未覺悟,直到今天張對西安事變並無悔意。接著,蔣自導自演地搞出高等軍事會審的鬧劇。至此,蔣挽回「領袖」面子工夫已經完成。
    
     蔣介石的下一步便是如何瓦解「三位一體」的聯合了。蔣始終認為張學良不是發動事變的主謀,只是受共產黨和楊虎城的煽動。事變時因楊不贊成輕易「放虎歸山」,使蔣忌恨在心。蔣返京後不但否定西安事變,還扣押張學良不放,惹起楊虎城及東北、西北兩軍全體官兵的忿怒。楊率兩軍將領于1937年1月5日函蔣抗議:「憶委員長到京以後,曾令中央軍隊向東撤出潼關,而離陝以前,更有有我在決不任再起內戰語......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匪惟未遵令東還,而反大量西進......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注:1937年1月6日西安《解放日報》。】蔣對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可見其1月7日給劉峙及顧祝同電:「劉主任經扶兄顧主任墨三兄:前電諒達,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軍能有一部和平進駐西安城然後相機再用根本解決之為上策。其次使東北軍能離陝入隴,赤匪旁觀中立俾楊逆孤立心寒,然後攻之亦不失為中策。望照此意運用進行。」【注:總統府《統一時期西安事變》第31冊,第1頁。】
    
     為實現其「中策」,蔣介石於1月9日提出甲、乙兩案,甲案基本內容:(一)東北軍移駐甘肅;(二)十七路軍移駐涇渭河以北;(三)紅軍仍回陝北,防區另商;(四)中央軍十二團進駐潼關至咸陽一線。乙案:(一)東北軍調駐安徽;(二)十七路軍調甘肅;(三)紅軍仍回陝北;(四)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陝西。蔣派張學良親信王化一、吳瀚燾攜兩案飛西安促東北軍抉擇其一。其實甲案系陪襯,蔣屬意東北軍接受乙案。張學良則盼東北軍接受甲案,三軍得以靠攏,西北團結局面尚可維持,不致被各個擊破,而其個人返陝有望。
    
     南京和西安談判的焦點立即轉為張學良的釋放問題。此時中共的立場至為重要,紅軍已按蔣被釋放前之計劃開入關中。周恩來於1月10日致張學良函中說:「只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作戰。若進入潼關之中央軍必欲逼此間軍隊,為自衛而戰,則紅軍義難坐視。」次日,周寫信給蔣慷慨陳詞:「中央軍竟重複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盡撤入陝甘之兵、釋放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
    
     1937年1月14日,周恩來與楊虎城商定只要中央軍一發佈進攻令,紅軍即向富平、蒲城開進支援關中。15日,楊接張學良13日函稱:「關於改組政府及對日問題,准我等可在三中全會提出公開討論;關於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果斷。」周恩來向楊虎城建議「堅拒乙案,對甲案可基本接受。16日,三方面會議決定:持和平方針;聯絡各方共同向即將召開之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改變國策;防區分配與營救張學良同時進行;再決定派員去溪口見蔣。
    
     蔣介石雖有「對陝策略應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在先,但並未真正打算和平解決,其全盤計劃是軍事解決。此點在1月17日蔣致劉峙、顧祝同電中已甚明顯:「劉主任顧主任勳鑒:對陝仍應準備軍事解決,不可以其假就職而生懈心。對逆方與我軍之宣傳尤為重要,激發我官兵之敵愾心更不可忽......當緒戰之初,可先用空軍全部猛力偵炸,晝夜不斷,使其神魂不安到恐怖。如此偵炸二三日,然後再用陸軍進攻則收效必速。惟一面偵炸,一面散發傳單促其輸誠向義使之崩潰也,如何請詳加研究為盼。」【注:總統府《統一時期西安事變》第31冊,第88頁。】
    
     1月17日,西安代表李志剛(西北軍)、鮑文越(東北軍)到溪口見蔣介石。蔣告李、鮑:「張漢卿承認自己的錯誤......再三表示要跟著我讀書、學習、修養,他自己不願回去,你們也不能強迫他回去......西安方面必須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兩案,擇一執行。」鮑對蔣失望,立返西安。李向蔣報告「西安群情憤激,東北軍、十七路軍團結一致,張先生若不能回去,他們要打仗。」蔣說:「他們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準備好了」,「要打的話,我在幾天以內就可以消滅他們。」李立即攜蔣致楊虎城函返西安。23日李再來奉化見蔣。蔣又說:如果要戰,很短的時間就能消滅他們。限西安於24日前答復並派代表至潼關與顧祝同談判【注:李志剛:《奉命奔走和談的經過》,《西安事變親身曆記》,第34、48頁。】。楊於23日複電,隨即派代表赴潼關。這樣談判遂移至潼關。但無論巨細,談判與備戰皆聽命于蔣。1月20日,蔣致電何應欽、劉峙,對東西兩路的軍事部署,「暫時敷衍」談判等作了具體的安排【注:總統府:《統一時期西安事變》第31冊,第107頁。】。潼關談判於26日開始,談判只討論軍事問題。政治問題,蔣允留待三中全會解決。至30日,談判已大致就緒。西安接受甲案,東北軍7天內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北岸。潼關談判進展的消息傳到西安後,東北軍少壯派異常不滿,因為無論是甲案或乙案,張學良是回不來了。兩周以前,對和戰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與少壯派的分裂已極明顯。東北軍、西北軍少壯派聯合一起,堅持反對在張學良未被釋放前和平解決。其中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3人頓為東北軍少壯派的領袖。他們在基層幹部中由下而上地發起簽名運動,要求營救張學良,不惜一戰;他們認為高級將領,尤其是王以哲軍長,放棄營救有取代張之動機。
    
     1937年1月27日晚,東北軍青年軍官應德田等50余人向周恩來請願,堅主張回來後再撤兵,要紅軍支持。周解釋道:我們堅持,蔣一定不放,會引起戰爭。戰爭一起,張更回不來了,會造成混亂的局面,團結抗日的前途將不堪設想。只要我們「三位一體」堅持下去,遲早張會回來的。少壯派未為所動,苗劍秋連哭帶鬧說:「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咱們就先破裂。」孫銘九跪下邊哭邊請紅軍出兵。周無奈,才答復去紅軍司令部商量一下。
    
     周恩來、葉劍英、博古於30日趕往紅軍司令部,與洛甫、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開會商定: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意見一致,紅軍可以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而支持他們的主張,跟他們一起打,並電呈中央。後接毛澤東、朱德等回電:「我們與張、楊三位一體,應當同進退。」當晚周趕回西安轉告楊虎城及少壯派軍官。
    
     在此期間,東北軍團長以上軍官40余人在渭南開會。王以哲因病缺席,由董英斌代替主持。首由何柱國發言,報告潼關談判進行情形並力主和平解決,爭取張學良釋放。立遭應德田反擊,並堅主不放張學良,即與中央軍拼死一戰。這一主張得到多數與會者響應,當場簽名,無一人拒簽,於是戰爭便成為決議。
    
     王以哲、何柱國等高級將領認為,與中央軍一戰則掀起內戰,不但無勝利的把握,更有違「兵諫」的初衷,可能更難獲得張的釋放。遂派機接于學忠由蘭州來西安,因為名義上東北軍由於領導。31日晚在王以哲寓舍開會。與會者有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旁聽者有應德田等人,由楊任主席。會議推翻渭南會議主戰的決議,一致同意主和,先撤兵後救張。應德田等未在會上提出抗議。
    
     在此期間,西安謠言甚多,局勢緊張。1937年2月1日晚,街上已貼出「除奸」的標語。2月2日上午,少壯派突然下手,于文俊連長率隊闖入王宅,開槍殺死王以哲。何柱國事先至楊虎城公館躲避而倖免。當日被殺者還有「剿總」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及王以哲的副官長宋學禮等。同日,西北軍交通處長黃念堂亦被殺害。
    
     2月2日下午,楊虎城、于學忠在少壯派的哭鬧下簽發了兩軍出擊作戰命令,但前方將領五十七軍軍長繆澄流、一○五師師長劉多荃不接電話,劉反而派兵一部開回臨潼,威脅西安,聲言要為王以哲復仇。3日晚,前線東北軍自動撤至渭河北岸,與繆澄流的五十七軍靠攏。繆、劉在高陵會合後,即宣佈接受乙案,東北軍調離西北。於是東北軍不但內部分裂,任憑蔣介石分化消滅,「三位一體」之局面無形瓦解,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中共只有孤軍應付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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