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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五个离婚王闹中华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11日 转载)
    从人性基因病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新中国六十年的一切罪恶与悲剧,都是毛泽东两次非法离婚的政治重演。“毛泽东时代”最深刻地揭示:一个国家若是在一个喜爱非法离婚的无情者治理下,全国人民就只能在“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中水深火热!
     ——提要
     (博讯 boxun.com)

    一个国家一百年中始终由几个非正常离婚男人领导,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清代以前,从未有过;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上,也不曾出现。然而,从1908年三岁的溥仪为帝,中国就进入了五个非正常离婚男人领导中国一百年的奇特阶段——20世纪的中国,是非正常离婚者的天下,堪称“五个离婚王闹中华”。
    
    2010年1月13日,中国新闻网有一新闻《专家称离婚催涨房价》:高离婚率带来高房价致百姓痛苦蜗居;2月8日,北京晨报又披露:“北京离婚者近九年猛增五倍,去年3万对夫妻离婚,占当年结婚率的六分之一”。这让人们开始思索,国不安则家不稳,中国如此高的离婚热表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其源头何在?思来想去,有人猛然发现,今日中国离婚狂热的真正源头,并非市场经济所致,而是源于“五个离婚王闹中华”——末代皇帝溥仪,民国国父孙中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中国百年五任国家领袖,个个都是非正常离婚者,非正常离婚者领导下的国家,生产力也许有时照样发展,但在道德伦理上却必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全社会民风人性礼崩乐坏,专制灾难与诚信危机深重。
    
     1、
    
    正常的离婚原因复杂,非正常离婚纯粹是因为自私自利。考之这五任国家领袖的离婚经过,虽各有传奇细节,但根本原因都是一个:因为个人要谋求政治特权而非正常离婚!
    
    “末代皇帝”溥仪的两次离婚都是非正常离婚。
    
    第一次是1931年10月:溥仪和皇后文绣达成了法院外协议离婚。离婚的表面理由是“两人结婚9年竟从未有过性生活”,但实质是日本人为了筹建傀儡政权“满洲国”,想指派新皇后牵制溥仪——溥仪离婚不到半年,1932年3月1日,日本就扶持其为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 “宣统”溥仪改称“康德”皇帝。
    
    第二次是1957年5月2日:溥仪与“康德贵人”李玉琴离婚。因为其时溥仪已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所以28岁的李玉琴因此请求法院准许她与51岁的溥仪“脱离夫妻关系”,“划清阶级界线”。
    
    溥仪在这两次离婚中皆是被动的——为一种政治势力所压迫。这种被动的接受非正常离婚的性格,使得他既无力实施“宣统”,更让“满洲国”成为傀儡。溥仪作为国家元首的两次被动的非正常离婚,不仅仅让当时的中国缺少独立的勇气,也让许多百姓沉湎于傀儡政权。
    
     2、
    
    如果说溥仪离婚的政治性是隐秘的,孙中山离婚的政治意图则是公开的。孙中山开启了为政治而主动抛弃原配而非正常离婚的先河。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夫人卢慕贞也被同盟会会员和民众誉之为“中华民国国母”。不料,孙中山却在功成名就后见异思迁,于1914年9月将朋友宋耀如女儿宋庆龄聘为“英文秘书”兼“生活秘书”;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年后,1915年9月1日“打开天窗说亮话”,公开逼卢夫人从澳门抵日本东京商谈离婚。即使卢慕贞愿意凄然“退居二线”让孙娶宋,“国父”仍然不依,一定要卢慕贞“彻底革命”办理离婚。尽管当时同盟会元老纷纷反对孙中山与卢夫人离婚——但49岁的孙中山仍然与22岁的宋庆龄于1915年10月在东京大婚。孙中山如此无情地抛弃原配,如此将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坚定革命意志”,绝不仅仅表现在婚姻处理上,他背弃民主自由原则坚持要全体党员宣誓效忠于他一人,他拒绝革命战友黄兴的民主监督而不惜分裂,都是源于其个性中重利轻情,以一人自由破坏他人共生的无情兽性。孙中山一再狂热地推行暴力暗杀,都可在其残酷的非正常离婚中找到暴力基因。
    
    1918年10月17日,为缓解海内外的强大批评,孙中山在致英国恩师康德黎的信中撒谎诡辩:“我原来的妻子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没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我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中国旧风俗再娶一个侧室。但我所爱的女子(宋庆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宋庆龄)。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了。 ”事实是,1885年,20岁的孙中山与18岁的卢慕贞结婚后,三十年间,卢慕贞不仅为之生下了一儿两女(孙科、孙蜒、孙婉),而且多次远赴美国、日本支持孙中山革命,并根据孙中山的需要加入了基督教。1913年3 月12日,《大阪每日新闻》在报道“孙逸仙氏来大阪访问”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孙逸仙的夫人来访》的报道,详细记述了卢夫人与孙中山携女同往日本,在日本考察实业、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
    
    身为革命领袖和“国父”, 孙中山却如此以弥天大谎粉饰非正常离婚,其缔造的中华民国岂会有人性?没有人性的国家,岂会真正民主自由而“三民主义”?
    
    于是中共有了取而代之的借口,于是国共两次争权内战,致亿万生灵涂炭!
    
    “革命者不讲人性”,始作俑者,孙中山也,因孙中山的非正常离婚而泛滥。
    
    如此孙中山,功大还是过大?
    
     3、
    
    蒋介石不愧为孙中山的得意门生,青出于蓝胜于蓝,将先生孙中山的非正常离婚术翻番发挥。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携手上海昆山路景林堂宋宅,隆重举行基督教徒的结婚仪式,接着又到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中国最传统味道的婚礼。这般“一婚两典”,似乎蒋介石想洗刷其两次非正常离婚的阴影。
    
    1921年,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政治发展需要知书识礼的陈洁如作秘书兼夫人,断然与为自己生下爱子蒋经国的结发元配毛福梅离婚,同时抛弃伴随自己革命10年的侧室姚冶诚,经以刀相逼之求婚而实现与陈洁如结婚。六年后,蒋介石又发现与宋美龄结婚的政治利益更大,既可从孙中山的学生升级为孙中山的亲戚(连襟),增加政治资本,更可以获得强大的美国政治资源,助自己实现九五之尊,便不顾以刀逼婚成功后曾对陈洁如发过海誓山盟——“现在你已是我亲爱的妻子了,世界上惟一的爱人!噢,亲爱的!除你之外,我永远不会爱上别的女人。这是我郑重的承诺!” ——以诱骗陈洁如远赴美国留学五年而离婚,再堂而皇之地让宋美龄成为自己的第三任首席夫人。
    
    一个一再背叛爱情和承诺的非正常离婚者,注定只会以流氓手段开展特务政治。蒋介石1927年发动“4•12”清党,既背叛了恩师国父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工农的基本路线,撕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协议,也叛离了号称民主自由的“三民主义”。
    
    不过,许多人事后关于蒋介石“4•12”清党是突然政变的说法,却失之明智——人们本当早就注意到蒋介石反复非正常无情离婚的经历,由此预测:这样一个无情无义无信的蒋介石,既不会忠于对恩师朋友的承诺,更不会遵守任何政治契约。
    
    阉割孙中山,暗杀廖仲凯,逼垮汪精卫,排挤李宗仁,仇杀共产党,均是蒋介石反复非正常离婚的必然延续,不过是一次次新的“政治离婚”而已。
    
    蒋介石最大的罪过,是以自己的卑鄙腐败了国民党,而让中共从专制萌芽成为一党独大。
    
    4、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以流氓手段开展离婚和政治,纵然令人发指,而与中共主席毛泽东相比,却只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对非正常离婚术的创新是“不须通知被离婚者”,可谓史无前例——对孙中山给发妻共商离婚的面子,对蒋介石再流氓也还遵守办离婚证手续的底线,毛泽东皆不屑一顾。
    有过四任妻子的毛泽东,其两次非正常离婚,均不通知被离婚者——不要说征求意见,连消息都不告知——毛泽东将非正常离婚的残酷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越过了离婚的基本道德底线,堪称一个夫权至上的封建休妻者、虐妻者,堪称一个流氓通奸犯和重婚犯。
    
    毛泽东似乎不仅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胜过蒋介石,就是在表达非正常离婚意志的残忍无情上,也志在超越,步步领先于蒋。据说,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毛泽东以土改、镇反杀害几百万“五类分子”,曾自叹失败的原因在于不敢像毛一样大批杀人。其实,蒋介石这一反思仍然未能抓到根本,蒋应该首先学习毛不通知被离婚者的非正常离婚术——只有具有对多年爱妻连招呼都不打就轰轰烈烈再婚的勇气,才可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杀人如麻。
    
    在百度上搜索,毛泽东第一任妻子很清楚,其原配夫人是本乡罗合楼的长女罗氏,于1909年来到毛家,次年2月,年仅21岁的罗氏在毛家病逝。但关于毛泽东第二任妻子,百度却显示了两个人:杨开慧与贺子珍并列“第二任妻子”。这并非史料出错,而是事出有因,《贺子珍简介》里,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贺子珍被“红色土匪”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毛与贺便开始了“婚外恋”(党史赞为“井冈之恋),这对“湖南佬”、“江西妹”的 “婚外恋”因1928年6月正式结婚而转正。其时毛泽东信誓旦旦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毛此时似乎忘记了,他同时还有一个活着的“第二任妻子” ——恩师杨济昌的爱女杨开慧1920年冬就与毛泽东结婚,并生有六子女(三个夭折),当时正在长沙为其抚养三个儿子。
    
    百度敢于将杨开慧与贺子珍并列为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是有官方依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明确写道:“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又写道:“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这就证实:1928年6月与贺子珍正式结婚时,毛泽东既没有与杨开慧办理离婚手续,更没有通知杨开慧或其家人——毛泽东重婚时间长达29个月!这还不算“正式结婚”前毛与贺的“非正式结婚”!如果不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义务帮忙”,迅速将杨开慧逮捕处死,毛泽东难免被杨开慧起诉重婚罪!
    
    今日有史料披露,就在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式结婚四个月后,在老家期待毛泽东回家的杨开慧,于1928年10月深情地写下《偶感》一诗,担心丈夫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全诗恸人肺腑——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如若杨开慧其时得知毛泽东阳谋重婚,会写下什么诗?她可能会首先向父亲杨济昌遗像痛哭:父亲呀,你全力帮助成才的学生毛泽东,竟然是一个乱搞婚外恋,大胆重婚的无情无义的残忍之徒?!
    
    无情无义的残忍之徒,往往会“一视同仁”。1937年,个性执著、青春逝去、满身伤疤的贺子珍,在毛泽东来看早已失去了女人味,早不是“我很喜欢的好同志、好姑娘”,而是妨碍其与新欢江青结合的绊脚石。于是借助一次吵架机会,毛泽东公开劝已怀孕的贺子珍离开他:“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不知是计的贺子珍,真的一气之下去了苏联,并在莫斯科生下了毛的一个儿子。贺子珍没有想到,她崇敬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竟然故伎重演,就像当年不通知杨开慧就与自己结婚一样,也不通知自己就与江青结婚了——1938年11月20日,自称“已经保持近一年单身汉纪录”的毛泽东公开体验“天生一个仙人洞”, 与江青洞房花烛了。毛泽东的娶妻行径,与中国历代土匪山大王的“换压寨夫人”毫无二样。
    
    史料表明,江青于1937年8月进入延安,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去苏联,毛泽东劝贺子珍离开时,已在策划“江青之恋”?而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虽然经过了政治局讨论同意,却没有通知贺子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似乎都认为:贺子珍虽是与毛泽东生育了六个儿女(五个死亡)的合法妻子,却无权干预毛泽东单方面决定再婚。直到1940年初冬,毛泽东才让女儿李敏(与贺子珍所生)带了一封信告知贺,已与江青结婚。此时江青与毛的女儿李呐已出生了三个多月!
    
    可以说,毛泽东不止是一个非正常离婚者,实属一个两次非法离婚者。毛两次非法离婚绝非只是个人感情的小事小节,而是毛心灵深处对他人自由权利的深刻轻蔑——毛泽东不仅强行与贺子珍离婚,而且一再命令贺遵守“他人第一,顾全大局”,永远不能进入北京,以免夫妻干扰江青的幸福。直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子珍仍然不能进京参加悼念;三年后,贺子珍这个老革命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第一次进京—— “一夜夫妻百日恩”, 毛泽东对妻子的人权都不尊重,怎么可能会尊重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所以,当两次非法离婚的毛泽东与三次无情离婚的江青结合主宰新中国后,惨绝人寰的“镇反”、“公私合营”、“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就不可避免地纷至踏来:新中国成立五年就撕毁保护民族资本家的承诺,以“公私合营”吞并民族资本家;新中国成立七年就撕毁“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以“反右”实施“党天下”……这其实就是一再“非法政治离婚”——单方面宣布与多党制、“联合政府”和民主选举脱离,单方面宣布与民族资本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分手,这难道不是由毛泽东无情抛弃杨开慧、贺子珍的婚姻悲剧演变而来的政治悲剧?!建国初期对功臣高岗、彭德怀的清洗,文革中先后打倒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以及对政治新亲信(秘书)田家英、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始乱终弃,对红卫兵小将翻脸不认人的流放下放,皆是毛泽东残酷非法离婚的政治演绎!
    
    从人性基因病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罪恶与悲剧,都是毛泽东两次非法离婚的政治重演。“毛泽东时代”最深刻地揭示:一个国家若是在一个喜爱非法离婚的无情者治理下,全国人民就只能在“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中水深火热!
    
    耐人寻味的是,在毛泽东挑选文革小组领导者时,也特别青睐非正常离婚者——“四人帮”中竟然有三个酷爱离婚者:江青,是一个三次抛弃丈夫的离婚狂;张春桥、王洪文,在文革中先后为了政治需要而与妻子秘密离婚;还有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一次,文革又离婚……整个文革,可以说就是以毛泽东和“四人帮”为代表的一群非正常离婚爱好者在折腾!——史料证明,继镇反、反右造成新中国第一次大离婚潮和自杀潮后,文革又出现了新中国第二次大离婚潮和自杀潮。联想到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在一面争沁少将,一面如爷爷一样成为一个非正常离婚者,这一切更耐人寻味。
    
    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以非法手段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可以说文革就是毛泽东的一次非法政治大离婚。从思想层次看,更是一次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大离婚。
    
    “五个离婚王闹中华”,毛泽东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5、
    
    邓小平虽然与毛泽东若即若离,对文革进行了一些清算,但作为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他也继承了非正常离婚者的阴暗心理。
    
    邓小平一生也有三妻,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婚不到两年,于1930年1月在上海难产去世。虽然第三任妻子卓琳陪伴了邓小平终生,但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则因邓的非正常离婚而别。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后与同行的金维映结为夫妻。好景不长,1933年5月,时任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陷入“邓、毛、谢、古事件”——因广东国民党陈济堂部队的强大围剿,邓小平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放弃寻乌县城——邓由此受到中央批毛派的打击,被批为 “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邓为了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主动对金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你才能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其实弦外之音是,这可让我们两人都能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有人怀疑邓小平主动与金离婚,是为了让当时喜欢金(后来成为金的新丈夫)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高兴,从而得到宽待。
    
    即使邓小平这种“舍妻保官”的非正常离婚史料需要进一步地证明,说邓具有“舍德保官”的“非正常离婚智慧”,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在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都采取了“与正直人格离婚”——其中显然有着邓与金非正常离婚“政治智慧”的深刻影响。
    
    1957年的“反右前线总指挥”,是因毛泽东宠幸而成为中共央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其明知反右“扩大化”,但仍然毫不留情地牺牲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为右派,以此证明自己是值得毛泽东信任的“副帅”(毛泽东曾对外宾称邓为中共“副帅”)。
    
    1963年,明知中苏两党论战主要是毛泽东的个人意气,“充满了空话”,但邓小平仍然在一线积极指挥了《九评苏共》——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九篇攻击苏联共产党的社论。这种将自己同一主义的政党视为敌人的非正常“政治离婚”,加剧了中苏分裂,给“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百姓生活带来了祸不单行——如果没有邓小平在《九评苏共》的推波助澜,中国人当时的困境可能要少一些。
    
    当然,事物总是有一弊必有一利,邓小平不惜一再与诚实人格“离婚”的“政治智慧”,有时也有一些客观上的正面效果。
    
    比如,1972年8月3日,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为谋求复出,竟然上书欺骗毛泽东:“我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由此得到了1975年复出整顿文革的机会。
    
    1977年为了再次复出,邓小平又上书华国锋“表忠心”:“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由此取得了“与毛泽东思想离婚”,全面清算文革,担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机会——这都是邓小平“舍妻保官”非正常离婚智慧的政治延续:只要目的正确,不计手段卑鄙。
    
    然而,卑鄙的手段纵然有时也能成就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但归根结底,总要让人民加倍付出血的代价——1989年“六四风波”,邓小平断然运用军队开坦克镇压北京学潮,公开抛弃民主法制,让“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就是源于邓小平一向勇于“舍妻保官”非正常离婚的果断与残酷。“六四风波”前后,邓小平连续抛弃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其实也是两次无人性的“非正常政治离婚”。
    
    “邓小平理论”主导的中国改革三十年,之所以能取得一些以牺牲环境资源换GDP高速增长的的业绩,与邓小平的非正常离婚术比毛泽东温和一些有关,与他在1949年后改弦易辙坚持正常的家庭生活,真心喜欢四世同堂的传统生活有关——因此他能够比从来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毛泽东要接近百姓的基本愿望。然而他毕竟有过“舍妻保官”非正常离婚的经历,他又难免要在“六四风波”中暴露他见利忘义的“党性高于人性”之残忍。
    毫无疑问,影响邓小平思想主导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功过之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婚姻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之一,最能体现一个人性基因的非正常离婚,必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可能超越制度与体制的影响。
    
     6、
    
    人类的婚姻行为,是人类的一种共生选择与方式。正常的结婚,有利于共生;正常的离婚,也有利于共生。而非正常的结婚离婚,则会严重破坏人类的健康共生态。
    
    人类早期的正常离婚标准,是有过错才离婚,要遵循“过错主义”原则,如古罗马时期正当的离婚理由,只局限于通奸、无子和重大行为过失上;这一“正常离婚标准”的好处是让离婚率低,由此减少社会冲突;弊病是维持了许多无爱婚姻,最终导致了“禁止离婚主义”的宗教法规问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无过错主义离婚原则”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成为保护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的重要法律道德。但是,物极必反,当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将“无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发展为“非正常离婚术”,以此牟取政治、经济利益时,特别是当一个政党或国家领导人一再奉行“非正常离婚术”,就必然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天大的灾祸。“五个离婚王闹中华一百年”的悲剧,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痛定思痛,中共从“第三代领导人”起,基本结束了让“非正常离婚者”进入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历史,“新核心”基本上都是有正常家庭生活者,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进步。但是,近年又有一种颠覆这一进步的潮流,不仅全国流传“新核心”的绯闻,更有许多中共高级干部大包二奶,大搞婚外恋,甚至非正常离婚。如此放任发展,非正常离婚术有可能在中国政界复辟,中国有可能重蹈“五个离婚王闹中华”的覆辙,后果不堪相像。
    
    为此,本文谨略纪“五个离婚王闹中华”之痛史,并冀望各界成功人士,从滋学点共生学,首先做好家庭共生:无论配偶与自己有多大差距,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尽可能地宽容共生——人生苦短,既然“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同床共枕是万年之缘”,何苦以一时之怨破万年之缘?即使配偶今日何等相形见绌,毕竟曾经有过几朝欢乐,有过海誓山盟,有了爱情结晶(儿女),岂可随意弃之?纵然“非正常离婚”可得一点新人笑,又岂能挡住旧人哭?既然有志为他人解惑造福,为人类奉献一二,为何就不能从与自己家人共生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与家人不能共生者,对家人不能奉献者,焉能真正利人利己?!
    
    也许“五个离婚王”中不乏“伟人”,但从“五个离婚王闹中华”之百年悲剧,可以说,中国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伟人,而是健康的共生人!
    
    伟人不一定是健康人,共生人必是健美者。
    
    中华民族只出“伟人”不出共生人的历史,应当结束了!
    
    2010年 2月10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本文压缩版载《争鸣》201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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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数: 8356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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