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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集团同清廷间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02日 转载)
    
    来源:网易历史 
     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集团兵勇自募、粮饷自筹,且实行兵为将有、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显区别,但也不同于八旗、绿营诸将帅。曾国藩就认为,他们自练兵、自筹饷,与岳飞的岳家军极为相似。所以,他们有时候称湘军为“义军”、“ 义旅”,将自己募练湘军、举兵东征称之为“起义”,以有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其《讨粤匪檄》虽然气壮如牛,但却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过是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绝不能像大将军出征那样,动称奉天子之命征讨四方云云。然而,他们也不同于祁?藻、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旧贵族。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既非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化已久的奴才。所以,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 (博讯 boxun.com)

    
    首先,谁也离不开谁。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而当他们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
    
    所以,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矛盾,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
    
    第一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怒?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
    
    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称“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且从此改弦更张,行事更为谨慎,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不失为臣之道,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再也不甘冒风险,贪图便捷。因为皇上既然不许,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且从此恪守不逾,无稍改变。
    
    第二次是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从此惕然警惧,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含冤而死。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忧悴已甚,喟然长叹,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可谓溢于言表。这样,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尤其四、五、六、七几年,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
     所以,当摹写石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出版之时,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造成十几年的空档。《清稗类钞》称:“ 湘乡曾氏藏有《求阙斋日记》真迹,装以册页,得数十巨册,皆文正所手书。宣统纪元携至上海,将赴石印。中颇有讥刺朝政、抑扬人物处。或见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录,以卷帙浩繁而罢。及印本出,重览一过,则讥刺朝政、抑扬人物之处,皆删除净尽矣。”
    
    第三次是咸丰七年,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说,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不过,曾国藩只是改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并非改变了自己对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败依旧,满汉藩篱依然,只是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后快了。这从他处世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其承办团练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后被赶出长沙,与此有很大关系。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败与此不无关系。而再出领兵之后,处人则日趋圆滑,对事则不求速成,似乎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弟之碌碌乎!”又说:“往岁志在讨贼,尚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还说:“国藩昔年锐意讨贼,思虑颇专。而事机未顺,援助过少,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书中则称:“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又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当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曾国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们另一方面的忧虑和批评。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又说:“方伯此语极有见地,时人知此义者鲜矣。”胡林翼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忧虑,并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评。曾国藩在给毛寄云的信中则说:“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诒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者见阁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
    
    他对世人尚且态度如此谦谨,而对清朝皇帝就会更加恭顺,一扫昔日狂态了,且愈是后来功高震主、名满天下之时,个人不无屈抑之际,则更是如此。虽然郭、胡诸人对此变化曾一时不无忧虑,但从实践上看,无论对其本人还是整个集团,可谓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期赴京,交胜保调遣”。
    
    曾、胡二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遂致曾、胡二人一时陷入困境,集团内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国荃恐撤安庆之围,坚决反对北上“勤王”,大约于举例论证之际,涉及到清廷高层决策与内部皇位之争,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国藩的极端惊惧,遂行严加训斥,逼令缄口。态度之决绝,口气之严厉,在历年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可惜未能见到曾国荃的原信。然从曾国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清政府的政策,其与清政府缔结君臣之盟的政治动机,更是显而易见。所谓忠义云云,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和动力。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的复信中称:“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又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还说:“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归纳起来,曾国藩在信中谈了四层意思:一是戒骄戒妄,不可对自己不懂、不晓之事硬下断语;二是不可妄议朝政,触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轻弃忠义的旗帜,否则无以号令天下;四是不可轻弃君臣之盟,否则必致孤立而失败。因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虽有满汉矛盾和权利之争,但从根本上讲利害一致、命运相连,倘若清政府垮台,他们也势必陷于孤立,难以独存。然曾国藩所以对之声色俱厉,不仅为了陈明利害,让他懂得同满洲贵族缔结君臣之盟和高举“忠义”大旗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维持这种同盟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作为一个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说,强迫他这个不学无术、狂妄自大的胞弟闭起嘴巴,以免坏了自己的大事。因为他并不担心清政府垮台,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据是,在写此信之前,曾国藩已在李鸿章的启发下,断定英法联军必于强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后而撤兵,并与李续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
     况且,就他们对清政府的那些议论而言,曾国荃的话可能比曾国藩更接近实际,曾国藩也未必就没有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他不想让曾国荃议论此事而已。
    
    总之,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实质。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并非亲如家人,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那么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就会立刻突现出来。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无不闻命而动,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观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其时,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然事后竟不置一词。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仿佛是四十年后“东南互保”的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实力集团,其形成、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否则,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亲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
    
    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十二日载:“张仲远寄周?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成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 ’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经人篡改,那就无从可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鸿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然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运之子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 ”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 ”,“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度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株连太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从后来的情形看,曾国藩的思想主张与奕?更为接近,故辛酉政变只是使他虚惊一场,远没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罢免奕?时,所给他带来的震动那么强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
    
    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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