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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和遇罗克一道被处决的王佩英/王友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7日 转载)
      陈昭宜为惨死的父亲建墓
    
       前年我认识张大中先生,是通过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陈昭宜。昭宜的父亲陈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日文老师,中国最好的一部日文语法书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人宣布,按照“抗拒从严”的“政策”逮捕他,把他从人群中抓出来戴上手铐塞进汽车带走。三个月后他在山西长治监狱中死亡。我寻访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朋友帮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们得以相识。昭宜是个道德观念坚定明确,而且有担当、有决断的女子。这种品质至关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亲的遗骸作了安葬。据我所知,在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难者中,她的父亲是唯一有墓的人。 (博讯 boxun.com)

    
      陈昭宜在她父亲死后认识张大中。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对我说,张大中母亲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应该记载她的名字。
    
      我很快给张大中先生打了电话。我先介绍了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跟他联络。这样的电话采访和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怀疑?拒绝?惊恐?甩电话?还是友好爽快的回答?这些我都遇到过。
    
      张大中谈母亲的生与死
    
      这一次,我听到的回答与前都不同。他说:我有你的书。我买书的时候说,还有这么有心的人,写出来这么多文革死的人。
    
      电话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已经取来了我的那本书。我松了口气,知道接下来的谈话会不那么紧张耗神。《文革受难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个访谈,在那本书里记录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书出版几个月后,有人匿名在互联网上用很污秽的语言骂我,甚至谩骂撰文称赞过这本书的人。那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所有为受难者发出声音的人闭嘴。然而我也知道,还有另一种人在阅读和传播这本书。这本书把一些素使相识的人联络起来。
    
    
      梳辫子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稚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女子中学读书。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著母亲先到郑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一九六 ○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著七个孩子过活。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元。她带著七个孩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一九六五年,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不满。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连累你们。”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里是军宣队,把她关进“牛棚”(设在单位里的关押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狱)劳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乾造反派派给的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捡出来再烧。倒腾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儿。她们说她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国庆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那时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一月二十七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六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公审大会”的人议论:在工人体育场……公判大会。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拿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东西。
    
      一九七七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为理由,一九八○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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