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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智效民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26日 转载)
    三峡蓄水期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张慰慈的文章。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后来由于弃学从政等原因几乎被人遗忘。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因为与该会负责人钱昌照不和,便挂冠而去。为此,我借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钱昌照回忆录》(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虽然没有找到关于张慰慈的材料,却看到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政府就计划在三峡拦河筑坝。
    
     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博讯 boxun.com)

    
      这件事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1899——1988)字乙黎,江苏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他在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半个中国,拜访了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他与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此结识蒋介石,受到蒋的重用。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又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二姐沈性仁是学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所长;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早在五四时期,沈性仁就有翻译作品在《新青年》发表。1920年,她与丈夫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1943年因肺炎突发不幸逝世,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70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钱昌照步入政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外交部长黄郛的机要秘书,很快就升任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争取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的支持,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由钱昌照负实际责任。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的工业建设。在此期间,蒋介石一直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担任正、副秘书长职务。抗战开始后,资委会脱离军委会改隶经济部,主任委员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钱昌照任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资委会所辖企业100多个,成为国统区重工业生产和管理的垄断机构。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成为行政院的直属单位,钱昌照任委员长,负责全面工作。当时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拆迁日本工业设备(后停止)、编制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的筹备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此外,美国方面还负责航空测量,并派高级工程师柯登来华协助萨凡奇工作。据钱昌照回忆,到1947年4月,“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的比较布置,各部门工程的比较设计已经做出;洪水量、水库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计算,估计全部工程的主要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可于1948年底完成。”(第81页)
    
    
      钱昌照说,根据萨凡奇的构想,为了预防氢弹袭击,电厂要放在水下,大坝要能够抵挡常规武器的轰炸。大坝建成后,由于坝身不高,发电能力为 1056万千瓦,只需要淹没万县,移民30万。三峡工程完成后,交流电供电范围在方圆1000公里左右,最远可将电力送到上海。除发电以外,还要办几个化工厂,并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产养殖等方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多元计划”(第81页)。萨凡奇也说,这是一个好方案,长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浇地也可以扩大四五百万亩左右。至于该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当时并没有考虑,这可能与时代的局限性有关。
    
    
      方案出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幸福》杂志的老板来华时,曾不客气地问:“中国有能力搞这么大的工程吗?”钱昌照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样一句:“中国人是聪明的,有志气,就要做这个大事,使中国人有自信心。”后来,蒋介石在一次宴会上向美国朋友介绍三峡大坝时,还特意表示: “你回美后请向总统报告,大坝告成后,将取名为罗斯福大坝。”(第83页)
    
    
      为何半途而废?
    
    
      按钱昌照的说法,三峡大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82页)的工程。在他主持筹备三峡工程的最初两年里,工程设计 “耗用了100多万美元”。他估计,假如“再花100万,1948年就可以施工”(同上)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到1947年4月,事情突然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辞职有关。1947年初,针对宋子文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著名学者傅斯年首先在参政会上发难,随后他又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周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终于迫使宋子文下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论豪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多次提到资源委员会。他说:宋子文所谓国家资本,除了铁路、民航、银行全由国家经营外,“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傅斯年还说:宋子文“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风十分蛮横,有 “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宋营”;而资委会的事业,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又“是‘国赔’而已”。(《观察》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宋子文与钱昌照的关系。宋、钱订交,是在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时候。钱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第122页),他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中,钱昌照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后,“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第88页)
    
    
      对于资源委员会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二三七四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版)这些话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和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路径选择,颇有帮助。
    
    
      另外,张慰慈和沈怡也对钱昌照略有微辞。1938年底,张慰慈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钱昌照字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
    
    
      沈怡是钱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时他曾撰文批评钱昌照,“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钱为此很不高兴。(第161页)
    
    
      宋子文下台后,钱昌照也提出辞呈,于1947年4月27日离开资源委员会。钱氏一走,行政院于5月10日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 “两年多的调查资料和国内外的设计图纸,成吨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里面;派到美国实习两年多的50名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都被迫改行;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离开中国时也“难过得几乎要哭了”(第82至83页)。
    
    
      后话
    
    
      钱昌照辞职后,在宋子文资助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与著名学者吴景超、刘大中等人创办了《新路》杂志。这是一个批评时政的刊物,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批评。据说宋子文只知有研究会,不知有《新路》。1948年8月,钱昌照出国考察,并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平。
    
    
      1949年7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驻地会见钱昌照。他们谈论的范围很广,在谈到长江水利开发计划时,钱详细介绍了三峡工程筹备过程以后对毛说:“国民党政府太不像话,花了不少人力财力进行筹备,而1947年4月底,在我离开国民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就停办了。”毛说:“将来这件事还是要办的”(第105页),后来周恩来也向钱昌照表示,这件事“新中国一定要办”(第82页)。
    
    
      1979年,寓居美国的沈怡得了癌症,希望与仅存的妹妹性元见上一面。这时,钱昌照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了。沈性元赴美时,“水利部托她将‘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性元将资料取出时,他拒绝阅看,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经性元婉转劝说,……他终于看了资料”(第161页)。第二年,钱昌照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1988年去世的,享年89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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