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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创建之初的工作和生活/耿连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8日 转载)
    
     随着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飞船的顺利升空及安全返回,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也叫东风航天城)让世人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在这荒无人迹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里会有一支高科技人才,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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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共和国的领袖们作出了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和航天事业的英明决策。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的孙继先接到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将军的电话,要他马上回国接受新任务。此后,以孙继先司令员、粟在山政委、李富泽副司令员为首的二十兵团会同特种工程兵七一六九部队陈士榘司令员组成的一支部队于1958年10月奉命来到了中国西部,要在河西走廊这片最高温度为42.8℃、最低温度为-34℃的戈壁滩上建设一座高科技的综合靶场。在这里,广大官兵没有住房,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饮水,就喝咸水,吃的是随风飘来一层黄沙的二米饭和无法合牙的干馍馍,硬是在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干完了外国专家估计要用1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后来在一次基地工程全部完工的庆功交接大会上,陈士榘司令员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好好地干!千万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和重托。国家为建设这个基地,单就埋设地下电缆一项,就用了312万公里的各种不同型号的纯铜电缆;水泥的用量,相等于 1958、1959、1960三年国家生产总量的85%。不干了,拍拍心口,问一问自己,既然来到了这里,能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吗?好好地干吧!党和人民既然把你们安排在这里了,就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要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
    
    二
    
      20世纪50年代末我走出校门后,穿上军装就踏进了这个人群中来,我们那时的口号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尖端事业奋斗终生。
      经过一年多的专业技术培训及保密教育,我正式踏进了这块神奇的荒漠戈壁。
      一位工程兵连长告诉我:他是在兰新铁路与基地铁路接轨处一步一步地边修铁路、边向前走过来的。那时大风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其中有好多铁路是当时他们白天铺好铁轨,一场大风过后,铁路就会被埋得无影无踪。这样就必须抽调大部分兵力,一边治理风沙,一边修铁路。
      条件异常艰苦。这里所有的营房和设施的用材全部都是骆驼和人工肩扛、人背到工区的,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工区连汽车都无法进出。
      在建房砌砖时,一到晚上快要下班时,最后的三层砖必须使用大灰号或者快干水泥,否则一旦夜里遇到大风,上面的砖就会被大风刮掉。为此,每天下午下班前必须等到最后砌的砖全干了,检查是否粘牢,才能下班。
      当时我们住的全部是帐篷和地窝子,一遇上大风,帐篷就会被刮走。为防止帐篷被刮走,帐篷橛子都是用1.5米长的六棱铜制成的,就这样还必须在帐篷上再左右、上下加固一番,否则,干了一天活的同志们就别想睡个安稳觉。
      由于施工点多线长,机械化程度低,全靠人背、肩扛。为此,我们每人每年冬天都发两套棉衣,就这样也没有一个人能穿到换夏装的,有不少同志的皮肉被磨烂或被冻烂。
      荒漠戈壁运输困难,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生活也相当困难,国家虽然给每个人的粮食是50斤,然而每天吃不到任何新鲜蔬菜,而且只有少量的干菜和罐头,当时还遇到国家经济困难,每人每月还要支援灾区10斤粮食,为此,许多同志患有夜盲症和其他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一些同志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工程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常事,同时也还因新兵多,技术人员少,工程质量又要求严,室内的墙全部是战士们用手抓水泥抹灰,这样就有不少同志手被冻烂或被水泥腐蚀,甚至还有不少的战士因治疗不及时,造成了手指残废,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个叫苦的。
      尤其是在十九号工区的建设中,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每吨水要花千元以上,以致就连刷牙、洗脸用过的水都要反复利用。
    
    三
    
      半个月之后,我们一从工程兵手中接过房门钥匙,就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仪器安装的工作中。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在-34℃的天气里,第一步就是用绳子拴住腰,吊在8米高的楼墙外,打洞固定仪器上的接地线和电缆线。这时又没有专用工具,只有一根长30公分、粗约2公分的钢筋,我们把它在水泥地面上磨尖,用锤子在砖缝中一下一下地砸。衣服穿厚了,使不上劲,穿一套棉衣,干不了半小时,手、脚就冻得麻木。尽管我们每隔40分钟换一次班,但是三天下来,三个人的手、脚、耳都全部被冻坏了。
      皮肉虽然受了一些苦,但是,我们这台仪器上的接地线和电缆在近8米多高的垂直误差几乎为零,受到了乔平部长、高震亚副部长和苏联专家杜希科夫、古巴聊维奇的一致好评。
      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和支援灾区人民,基地首长号召我们全体指战员,一切要自力更生,无论是仪器设备的安装,还是日常生活方面,都要节俭一点一滴。
      刚进场区时整个中队的每个点上都没有伙房,我们只能用砖块在露天地里支起锅来做饭,因为戈壁风大锅小,每做一次饭总要几个小时,为此,早饭就成了午饭,午饭吃到晚上。
      进入设备安装后,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是时间紧,二是苏联专家和首长们要来工作。这样,我们必须在晚上自己动手捡来碎砖块、碎石块给自己先建一个能挡风的地方,再去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砍一些红柳枝条搭在上面暂时做伙房。
      在这里长年只有我们三个人,每天除了紧张的工作外,还要轮流做饭、打柴、种菜。
      在仪器的安装中,由于气温低,仪器的基座都必须用防冻和快干水泥,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这种水泥,一些年轻的苏联专家就给莫斯科发电报,要求用专机从苏联运。
      为了几袋水泥要派专机?这也太浪费了吧?基地首长要大家想办法。事后,一分队长刘纯良建议:在水泥里加上—定数量的盐。我们用的盐是当地所产,没有经过加工,含碱量高,为此,有的同志建议在和好的水泥中再加些醋,等基座抹好后,再在四周加上柴火,慢慢烘干,经实地检验,头天抹好的基座,用慢火烘烤一个晚上,第二天经检测完全合格。
    
    四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遇到了自然灾害,为此,基地首长号召我们每个干部战士每月节约10斤粮食支援灾区,再加上没有什么副食品补充,不少同志因营养不良患上了疾病。看到这种情况,站长马水泉同志(大校军衔)就亲自带领我们去弱水河边春天挖蒲公英、秋天打沙枣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刘宪民副中队长(中校军衔)带领我们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空闲中去原始森林里开荒种地,当年我们中队不但有青菜吃,小麦、土豆也有好收成;中队里还用收获的土豆和沙枣养了几头猪。从此,我们的生活有了大的改变。
      乔平部长、高震亚副部长在整个设备安装过程中几乎是每天和我们吃住在一块。基地首长孙继先司令员、粟在山政委也常和我们一起干活,并在现场办公。孙继先司令员平易近人,经常给我们讲万里长征的故事和17勇士抢渡大渡河的往事,用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来鼓励、教育我们。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在视察基地时,还为战士们谱写了一首歌,其歌词大意是:沙枣树粗又壮,解放军的战士爱边疆,凭着那劳动的万能手,沙漠戈壁盖楼房,敲醒那万年山,打开地下万宝藏,连绵黄金麦如海,哈密瓜儿甜又香……这首歌多年来一直鼓舞着基地所有同志们。
      基地文工团的同志们还经常为我们进行慰问演出。记得每次看演出时,大家就会笑得流下眼泪:因为每次来演出的人员最少也有十多个,而我们看演出的却只有三人,而且演出中,我们还必须有两个人去为演员做饭,剩下一个人看。演员们说:在文工团工作了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给一个人演出。
      我们中队是基地最分散的中队,每个驻地只有三个人,多则不超过六七人,当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每个星期中队给每个驻地送一次生活用品,放一场电影,还有一周的报纸、杂志、书信等,为此,每天除了紧张的军训(仪器操作程序的训练),就是打柴、做饭、种菜,所以,当时的任何一份报纸、杂志每个人都能一字不丢的背下来。
    
    五
    
      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时基地首长号召我们并且也亲自带领我们组织以科学家王大珩为首的技术骨干,群策群力,突击攻关。尤其是王大珩院长不辞辛劳,每天天不亮就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司令部带上中午饭,爬上大卡车跑遍所有有光学仪器设备的小站点。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打破了被苏联专家认为“离开了我们,这些测控仪器就等于一堆废铁”的谬论,为执行以后的火箭、卫星、飞船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技术上的难题攻破了,然而如何简化苏联的这套复杂的操作程序,成了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当务之急。
      据苏联专家杜希科夫和古巴聊维奇讲:他18岁入伍从事火箭、卫星测控技术,到来中国的二十基地已经58岁了,在他们国家的发射场一直用的就是这套操作程序。
      为此,基地首长说:“我们不能走苏联的路,必须自我创新,把它们的六小时操作程序,改为四小时或更短一些。”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多动脑子,找出不合理的或者是重复的动作、口令,一点一点地改,在较短的时间内刻苦、反复地练。
      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很多战士的手、脚、脸、耳被冻烂,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的,抹上些冻疮膏继续干,我们的口号是:宁掉十斤肉,也要圆满完成101的跟踪测试任务!
      经过奋战,我们最终使整个程序由原来的6小时变为4小时,并顺利通过了与指挥系统的合练,这在整个操作程序上不但为国家节省了财力,同时也为以后执行101、102、103以及所有火箭发射节省了时间。
      接受了执行101任务的命令后,全中队上下一片欢腾,训练的情绪空前高涨,整个中队里,就连平时走路的时候,都是人人一溜小跑,连饭都是三顿并作两顿吃。仪器擦了又擦、线路测了又测、零件看了又看,唯恐到时再出现意想不到的毛病。
      当0号下达了“10分钟准备”、“5分钟准备”时,我们每个参战人员的心都快要跳到了喉咙口上来了,甚至有个别战士在扳动每个开关时,手都在发抖。然而,当听到0号下达“一分钟准备”、“开拍”的口令时,所有参战人员都十分沉着。1960年9月10日7时42分,随着0号一声“发射”的口令,火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托着几十吨重的火箭冉冉升空。在电话里随时都能听到紧张而有序的“各号跟踪良好,目标飞行正常”的口令声。几分钟后,全中队的所有参战人员和测控仪器顺利完成了这次任务,此时,每个人的心才算踏实了。
      1960年11月5日9时1分38秒,我们中队又顺利完成了东风一号的测控任务,它的全射程为550公里507米。
      1964年6月,我们中队又顺利地完成了东风二号的跟踪测试任务。它的全射程为1800公里。
    
    六
    
      我们中队在这个极其分散且又非常单调的环境中工作的时候,其实最费心的还是中队里的干部。
      尤其是我们的第一任站长(中队长)马水泉,他在调任我们站(中队)前曾是周总理办公室边防通信组组长,曾亲自随同周总理去过中印边界和中缅边界第一线处理边界事宜。自从调来我们中队(站)以后,他不分白天黑夜,总是认真同全中队一起学习专业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中队的几种测控仪器上几百万个零部件的功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在执行某次任务时,当0号下达了十分钟准备的口令后,指挥台上却突然发现二分队仪器上的两个信号不正常,当马水泉知道这个情况后,果断地用电话通知二分队长将某某电子管立即换掉,当时这只电子管不论从价格上,还是从技术含量上都非常昂贵:我国还不能生产,国外对我们禁止出售。按既定原则,在一般情况下要动这只电子管,必须提前征得孙继先司令员的同意,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马水泉果断地行使了这个特殊的权利,并同时征得孙继先司令员的同意。事后一切信号恢复正常,一切发射程序顺利进行。
      还有一次,当0号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后,基地气象部门却突然告知:祁连山方向天气突变,大片乌云向基地方向快速移动并伴有雷雨天气,这将严重影响火箭的测控!然而,此时火箭内的各种燃料已加注完毕,如果按时发射了,因雷电雨天气就无法得到火箭的飞行数据,那么这个价值上百亿元的火箭,就算白白浪费了;如果不发射,这枚火箭到时候就会原地爆炸,这样的后果更不堪设想。在指挥所的孙继先司令员对我们中队长说:“马水泉同志,现在就看你的了,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中队长听到司令员的这句话,真是浑身急出了冷汗,但他很快让自己镇定下来,迅速要通了气象站值班员的电话,问清云速及其相关参数后,转身请示孙继先司令员要求下达提前10分钟发射的命令。孙司令员紧急同发射中队取得联系,经快速协调后,果断地下达了提前发射的指令。至此,我们中队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火箭的测控任务。事后在基地礼堂里召开的庆功会上,孙继先司令员说:“我们基地的校级军官同志们!你们都应该向马水泉同志学习,他真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干部。”
      三年后,我们的这位首长调到了北京军事科学院工作,临走时,我们全中队的同志们都掉下了恋恋不舍的泪水。
      目前基地的所有指战员同志们仍然以当初创业者的精神鼓舞着自己,用更严谨的、更科学的态度为祖国航天事业创造出14个第一的好成绩,为祖国的国防更强大而贡献着自己的一生心血。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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