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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中国故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2日 转载)
    
    尽管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日则是1979年3月1日,但早在1973年5月,中美就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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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不叫大使的“大使”
    
    第一位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来头不小,1949年便出任驻法大使,后相继担任过驻西德、英国大使,由他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可见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起步看得有多么重要。
    
    布鲁斯是情报官出身,曾作为战略情报局观察员跟随观察了诺曼底登陆,也正是他的一纸评估报告,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决然终结了杜勒斯时代,而且此人以文笔优雅、观察细致入微著称,选择这样一位人选,意味实在深长。
    
    然而布鲁斯和中国的渊源却并不深厚:就认之前,他曾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类似“口述历史和感想”的长篇访谈,在访谈中他提到中国的次数居然是零。就任前他唯一和中国的直接接触,则是在1970年起,一直充当美国和北越和谈的首席代表,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外交官。
    
    正因如此,当他于1973年3月抵达北京筹建代表处时,抱着“当代马可.波罗”的心态。情报官的本能让他迅速在北京外交圈建立起人脉,并从加拿大大使斯莫尔等资深外国驻华外交官那里,学会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
    
    布鲁斯对周恩来总理评价甚高,早在驻华之前,前国务卿艾德礼就曾向他盛赞周恩来“是他所见过最出色的政治家”,而他本人则对周举止得体、幽默放松印象深刻,而对其每天工作18小时、十分疲倦但思维丝毫不乱钦佩莫名,多年之后他还对自己可以与这位“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之一”频繁接触、共事感到庆幸。
    
    布鲁斯到达中国时,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因此他对中国物价水平之低深感诧异,“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鱼子酱大餐,所花的钱简直不值一提”,他也努力和各界人士建立更多的接触,如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还积极向赵元任等著名旅美学者了解“中国的学问”。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很难接触到中国社会的更多层面,这令他感到沮丧,甚至称“中国人仍视我们为野蛮人”,甚至说“我在中国任期内没结交到一个中国私人朋友”,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屈辱感和敌意他也印象深刻,并且感触良多,认识到“和中国打交道充满困难,必须小心翼翼”。他于1974年9月2日离任,感言“我全家在中国生活的非常愉快”。离开中国后他继续担任诸多要职,但与中国的关联度似乎不多。暮年他撰写了一本《紫禁城之窗》,收录其在中国期间所写日记,在美国对华外交圈中口碑甚佳,但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引进中文版后,在中国却并未引起强烈反响,或者,他过于狭窄的中国社交圈,让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忘了这个首任美国驻华“准大使”的存在。
    
    继任者老布什和布鲁斯的风格完全不同,他后来回忆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中国而非英、法,是因为“更有挑战性”,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的前景对全世界关系重大。
    
    老布什最有名的就是“骑自行车了解北京”,他经常和妻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胡同,由于当年“外宾”稀少,他们曾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围观。后来老布什坦承,他之所以整天在北京街头骑车,是因为那时中国上层政治斗争激烈,他经常“无人搭理”,但这种独特的体验却让他受益匪浅,“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据说他是第一个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宾”,以至于里根总统访华时曾开玩笑称“那些兵马俑应该对那个外国人(老布什)很熟”,而他对烤鸭的痴迷更是名闻遐迩。1995年老布什夫妇金婚大典,烤鸭成为醒目的主菜,他的儿子、同样痴迷烤鸭的小布什总统就任当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媒体都刊出了布什一家和中国烤鸭的故事。在美国华人餐饮界,一直传说着老布什引进北京烤鸭师父的故事,而老布什经常光顾的一些中餐馆(如休斯顿的姚明餐厅),不论本来属于什么菜系,都不约而同增加了烤鸭这道菜。
    
    
    当然,老布什和中国真正的情结远不止于兵马俑和烤鸭。他的名言“我就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以来的34年,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他就任总统之际正逢中国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未能有太多作为,但卸任后却赶上关系逐渐回暖,他几乎年年访华,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或干脆度假,最多的一年(1996年)来了4 次,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众多美国政客,并被认为是其子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重要因素。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他和小布什总统同时抵京出席奥运,更被认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最后一任驻华“准大使”小托马斯.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与众不同:他曾任职海军,长期在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充满敌意----他大力推动U-2侦察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侦查计划,这种飞机由台湾飞行员驾驶,在上世纪60年代频繁刺探中国大陆领空,并被中国导弹先后击落5架。
    
    尼克松总统上台时他早已从国防部长任上退休多年,成为JP摩根的CEO,但他选择加入尼克松外事顾问团队并担任主席,这个团队在1969年提交的报告,被认为对尼克松下决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意义重大。然而盖茨及其团队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历来颇有争议,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工作不力,对中国通过“斯诺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查理.卓别林遗孀”等一系列外交暗示反应迟钝,以至于基辛格不得不冒险作秘密中国飞行。
    
    盖茨到中国就职已是1976年4月14日,此后不久,中美开始频繁高层互动,作为“准大使”的他作用反倒下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职,新任的正式大使伍德科克已经抵达北京(这与通常外交惯例相悖),因此他曾被戏称为“最轻松的‘大使’”。
    
    
    
    各具特色的前三任
    
    
    
    伍德科克被国内许多学者称为“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实则并不确切,虽然他在建交前便常驻北京,负责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但当时的联络处主任仍是“最轻松大使”盖茨。他之所以在北京待了很久,以至于产生如此误会,是因为中美建交谈判实在困难重重。
    
    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
    
    伍德科克与邓小平、黄华等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邓小平曾积极评价他对《中美联合公报》的贡献,1979年1月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伍德科克在9天行程中全程陪同,打破了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1981年里根在大选中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正式关系”,伍德科克异乎寻常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里根“言辞不当”,这同样打破了外交惯例。
    
    
    里根上台后伍德科克几乎第一时间收到离任通知,他临行前表示“将带着永恒的、美好的回忆回国”,并称“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乐观和信心,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功”。他在临行时建议中国政府不要轻易攻击里根,并应立即派要员前往沟通,中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收获理想效果。
    
    伍德科克离任后和中国渊源不解,他大力反对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认为“害人害己”,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有趣的是,他本人是工会主义者,而工会恰是最坚定主张限制对华贸易的团体。
    
    他和中国的渊源不止于此:他的第二任妻子莎朗.托西是为美国驻华使团工作的护士,两人在北京相识、结婚,因此他曾称北京是其“第二故乡”。
    
    由于工团领导人出身,伍德科克素以直言不讳出名,邓小平曾评价他“言语坦率准确”,而他对中国的好感,也并不妨碍其对看不惯的事提出批评,如他对中国许多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就多次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伍德科克于2001年初在家乡密歇根州去世,BBC当时曾评价称,他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能得到中国官方信任的一位”。
    
    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1920年6月1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汾阳铭义中学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乐道院,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王道文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1945年抗战胜利,他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
    
    里根任命恒安石为大使接替伍德科克,本意在于“纠偏”,但身为中国通的恒安石很快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两国高层的沟通中起到积极作用。
    
    恒安石任上最大贡献,是促成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达成,这一公报至今仍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和前任不同,恒安石卸任后继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他不但经常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还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并出任南大-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熟悉美国思维方式和沟通习惯的中国青年人才。
    
    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
    
    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小说作者包柏漪,又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
    
    和几位“准大使”深感和中国社会沟通不便相比,洛德时代中国开放程度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他们夫妇可以接触更多中国朋友,“包柏漪沙龙”一度名闻遐迩。1988年6月,洛德未履行手续便进入北大,出席“周三自由谈”,与数百名学生自由讨论,引起中国官方不快;1989年2月,老布什抵京访问,在长城饭店举行招待会,洛德将方励之等几人列入邀请名单,并在布什获悉前便透露给媒体,结果引发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和洛德与布什政府班子的激烈争吵,最终迫使布什提前将洛德调回。
    
    
    洛德是第一个在离任后攻击中美关系前景的美国前大使,他在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发表所谓“中国政府过渡论”,认为中国现政府只是“过渡阶段 ”,将被“更开明领导人”所取代,因此美国无需过多重视美中关系,而应做好直接和新领导人打交道的准备。他并曾多次指责美国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太温和。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洛德的态度也发生再次变化,奥巴马上任后他曾多次表示,应重视中美关系与合作,并称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支持奥巴马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战略。如果说,此前的几位大使和“准大使”,其对华基本态度始终如一的话,洛德则经历了前后两次明显的变化。
    
    
    
    两位“老资格”
    
    
    
    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
    
    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1981-1984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代表处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
    
    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 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
    
    但李洁明并不赞成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也不赞成对华实施更严厉的高科技禁运,他也是为数不多、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卫星禁令的政客,2004年以后,针对中国在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海外指责声音渐高,对此他不以为然,对于抵制北京奥运他也持批评态度。
    
    李洁明有典型美国政客“公事公办”的作风,在任上中规中矩,不会作出洛德那样冒失的行为,其给布什的电文一直被列为绝密,但在卸职后,他却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既批评过大陆、也批评过台湾,并表示过,并不在意东道主是否当他是老朋友,他的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2004年完成,被认为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类似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
    
    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
    
    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
    
    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1981年离职转赴泰国,1991年,他赴任驻中国大使,为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
    
    
    芮效俭离任后直至退休,一直在国务院外交口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圈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1年,退休后的他加入基辛格事务所,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芮效俭被认为是“实干家”,尽管公认他对中国事务谙熟,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却很少留下其工作和努力的痕迹。
    
    
    
    回归职业外交
    
    
    
    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
    
    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
    
    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尚慕杰有其前任不具备的优势,即没有成见,他在国会时曾多次附和针对中国的提案,但上任后却积极促成中美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尤其注重“培养两国民间感情”。为此他曾坦率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报道存在偏见”,也曾直率地指出美国政坛对中国“缺乏起码的常识”。
    
    他曾在克林顿访华期间安排后者赴西安和村民座谈,自己也曾应邀观摩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并走访特区;他也曾为江泽民、朱?基的访美提供公关建议,指出“ 中国领导人应对外展示亲切、亲民形象”,要注重公关效应,甚至声称为让美国国内多了解中国情况,不惜“被打得鼻青脸肿”。“中美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有建设性的提法,据说也是尚慕杰的发明创造。
    
    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基辛格曾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他曾坦承美国对华外交“犯过4次大错”,也曾直言批评“两国论”。
    
    尚慕杰在离任后闲居,但仍关注中国事务,曾在“李文和案”等多次事件中为中国辩护。
    
    尽管如此,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1999年7 月1日,尚慕杰离任,为表示对中国的念念不忘,他特意将在华收养的一只土猫带回国,结果仅两天后就因踩到猫背而摔落楼梯,导致左臂骨折,这只可怜的猫也以 “尚慕杰猫”名噪一时。
    
    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刚刚卸任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1974年便任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驻华代表,1982年-1984年又任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
    
    如果说尚慕杰的“不被羡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际风云变幻,他本人在美中关系上的重要性仍被广泛关注和称道的话,后面两任则更“不被羡慕”,因为他们尽管尽心尽职,在其任上美中关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切更多被归功于两国高级领导人,或具体职能人员,而大使仿佛被“遗忘”了。
    
    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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