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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在大饥荒期间,与上海和陈云有关/吴晓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30日 转载)
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
     (博讯 boxun.com)
      吴晓波
    
      上一篇的专栏,讲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如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人祸”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家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它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把活鱼硬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总在时尚的《第一财经周刊》写这些老故事,有时会想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是有点陈旧呢?细想我觉得不。毕竟,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吃不到新鲜的“鱼”。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Modified on 2009/5/3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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