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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解读林彪事件(之四)林彪疑案假证如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7日 来稿)
    第七章,林彪疑案假证如山,毛、林功过尚待史评
    二十八、列举中央专案组在林案中制造的“不实之词”
     (博讯 boxun.com)

    林案已过去30多年了,已从“政治的范畴”,走到了“历史的范畴”。这就为后人能客观地重新审视林案,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氛围。大家来到这里,面对战功卓著的林彪元帅和受牵连的开国将军们,正是抱着对历史和共和国缔造者们的负责态度,对在“专案横行”的年月中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林彪疑案,进行认真地解读,以求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如果来到这里,再去纠缠当年狭隘派性的恩恩怨怨,与事实何补?与后人何益?
    
    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林案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实之词?“专案组”在有关林案的“文件”中,究竟有没有造假?可不可以做出“专案组的东西,假的多”,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呢?
    
    对此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在林案的重大情节上,当年的“专案组”提供给世人的材料,确实造了许多假,基本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下面,我们就“专案组”,在林案中提供给世人的材料里,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的重大情节,简要列举几条如下:
    
    (1)关于“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该信是“四人帮”,作为毛泽东对林彪阴谋“早有察觉”的重要证据,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该信完全是“四人帮”刻意伪造的!(见《姚文元回忆录》和《张玉凤回忆录》)
    
    (2)“文件”和专案组,都认定,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指使林立果搞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专案查了几十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林彪何时、何地、如何“授意”,或“指使”林立果搞了571。因为没有证据,那只能是“专案组”的一个“推断”。当年,专案组中,就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可是,专案组还是一口咬定,571是“政变纲领”。这种全然不顾事实的想当然的“推断”,是不是“造假”?!事实证明,林彪集团的“主犯”,黄、吴、李、邱,以及所有活着的涉案人员,包括李伟信、江腾蛟、王维国、王飞,“大、小舰队”的一干人等,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个“神秘的571”!在“集团”中,没有一个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专案组一意孤行地作出了571是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结论,是不是“造假”?!
    
    (3)在林彪的座机上,有极其重要的“黑匣子”,这是确定林彪事件性质的必要证据!在这个必要证据,可以归案而没有归案的情况下,在没有林彪“授意”林立果搞571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在活着的集团“主犯”和“从犯”都不知道571的情况下,专案组,凭什么确定“反革命集团罪”?!当年专案组在“文件”中,提都不敢提“黑匣子”问题,更不敢提出要回“黑匣子”的事。这本身就是办案人员的重大失职。事隔30多年了,为什么还不要回“黑匣子”?!是“不敢”,还是根本不想要回“黑匣子”?还是“欲盖弥彰”呢?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
    
    (4)李文普挨的那一枪,专案组完全可以通过查验李文普的枪支,是否击发,通过调查现场参加包扎的医务人员,作出李是自伤,还是他伤的正确结论。事实上,当时也查验了李文普的枪支。但是,专案组在能公布而不公布真象的情况下,咬定李文普是林立果所伤。(前苏联现场勘查人员证实,林立果的枪支,没有击发)这是不是“造假”?!
    
    (5)九届二中全会前,毛与林有过一次单独谈话。专案组为什么不把这个情节查清,并公布于世?这个情节直接关系到,林彪是否在庐山会议之前,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的讲话内容,直接关系到林彪是否是“突然袭击”搞阴谋,“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问题;关系到查清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问题。当时,“四人帮”已经下台,汪东兴也靠边了。专案组完全有可能查清这一重要情节。可以查清而不查清,仍然坚持“四人帮”时期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的指控,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
    
    (6) 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专案组和“文件”认定它是“林立果为落实571纪要,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而召开的”。“文件”中还故弄玄虚地说,“据陈励耘交代,‘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但是,陈励耘在秦城,对这个重要情节,已经做了翻供。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上,也拿掉了这个情节,认可了他的翻供。与会的其他人和所有知情人,从一开始就异口同声地否认“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专案组在失去了陈励耘关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孤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四人帮”时期,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为落实571纪要,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而召开的”的结论,这不是“不实之词”,又是什么?!
    
    (7)林彪那个“手令”。事实证明,既没有证据说明是林彪亲手下达的,也没有证据排除是林立果等人伪造的。专案组当年为此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无功而返”。既然如此,专案组凭什么一口咬定,该“手令”,出自林彪之手?!明明找不到证据,也不认真考虑相关的反证,(事实证明,该手令有横、竖两个不同的版本)却要“定论”,这不是“不实之词”,又是什么?!
    
    专案组在林案中的“造假”事实,实在是很多。恕不累述。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什么叫“造假”?“造假”,一定要有主观故意: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却硬要那么认定;或者明明可以搞清楚,但是,有“欲盖弥彰”的主观故意,而不去搞清楚。这在法律上,叫作“伪证”,或“诬陷”。以上各条都具备这种特征。事实上,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中,作“伪证”,搞“诬陷”,是很普遍的,相反,“实事求是”、“秉公执法”,才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九、林案中造假的“源头”
    
    
    为什么林案中会有那么多疑点,那么多“伪证”,那么经不起世人的推敲?它的根源在何处?!
    
    事实证明,问题的根子在中央,在毛泽东。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
    
    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姚文元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这就是说,当时中央为了摆脱林彪出走造成的被动局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仅造了很多假,而且为了它的合法性,还专门作出过“正式决议”!
    
    读着张玉凤、姚文元的两段回忆文章,善良的人们,无不为之毛骨悚然。如此“惊天的中央造假丑闻”,怎能不使世界舆论哗然?!怎能不使天下人,瞠目结舌?!这样的事都能干,还有什么事不敢干,不能干?!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也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应是“铁案”!
    
    他们俩人,对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绝对权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为此,做了“决议”,历史还企盼着,这个“中央决议”,公布于世!
    
    他们对造假的内容,在范围上,有区别。姚文元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是不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专案人员,在解读那个“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就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在编造“故事”时,掌握谎言“火候”的技巧所在!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多会造假,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什么也捂不住!张玉凤、姚文元的回忆,就是明证。
    
    应当指出的是,当张玉凤、姚文元的回忆录刚刚面市的时候,中央就立即严加封杀。人们有理由质问,中央为什么不让他们的回忆录出版?这不是欲盖弥彰,又是什么?!封杀得了一时,封杀得了历史吗?
    
    据此,当年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
    
    
    
    三十、“免予起诉”,是典型的“多元定罪”和“疑罪从有”的错误条款
    
    
    
    79年的“刑法”第93条,曾赋予检察院以“免予起诉”的权力。所谓“免予起诉”,就是,由于“情节较轻”,可以不通过法庭的庭审、庭调和判决的必要程序,仅根据检方的指控,就可以由检察院单方面认定“被告有罪”。
    
    这条“免予起诉”的条款,有两点,明显违背法理:(1)开创了“不经过庭审、庭调,即不需要通过正常的审判程序,就可以由检察院单方面认定被告有罪”的恶劣先例。被告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被剥夺了对证据的知情权、质证权、辩护权等合法权力。是典型的“疑罪从有”的条款。(2)认罪两元化,即存在由法庭和检察院,分别认定被告有罪的审判机制。这样,这条“免予起诉”的条款,就造成了检察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滑稽局面。这种检方不仅可以“认疑”,而且可以“定罪”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法律的“三公原则”。
    
    当年,林案审判时,检察院就是利用这条“免予起诉”条款,在查无实据和“疑罪从有”的情况下,牵连和迫害了王秉璋、周赤萍、丁盛、陈励云、周建平、张秀川、程世清、等13位军以上老同志和老将军。其责在检察院!
    
    怎么会这样的呢?
    
    《超级审判》697~699页,是这样描述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他感到按十个主犯的样子处理其他人,不行。所以,由他提出动议,找彭真、彭冲、黄火青等人研究。于是有了81年12月26日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工作座谈会,有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耀邦、克诚同志的长篇讲话。这样,82年初,原已进入检察询问程序的陈励耘,突然接到通知:停止起诉。于是,有了上述13个军以上干部的免予起诉决定,有了其他成百上千受牵连的干部,降刑、免刑的处理结果。同时,总政还签发了一份如同“特赦令”一般的文件。这些都是贯彻耀邦同志“汲取历史教训,从宽、从缓”精神的结果。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进步。
    
    这条由检察院单方面行使的“免予起诉”条款,很快受到法律界的强烈质疑。从“一元化定罪”原则出发,1996年3月17日,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撤销了这个不合理条款,收回了检察院的“定罪权”。
    
    虽然,错误的条款,被理所当然地取消了,但是,当年检察院通过“免予起诉”条款,对于相关人员的“有罪”判决,却出于政治的“需要”,一概不予撤销。难怪这些人,对在被剥夺合法权利的条件下,检察院所作的判决,是不服的。几十年来,都在为此不断申诉。于是,又引发出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显然,这个结果,与我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只要是错案,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哪个人,哪级组织作出的,都要予以纠正”的庄严承诺,是背道而弛的。
    
    
    三十一、客观、历史、正确地看待林彪事件—兼论林彪事件的历史地位
    
    所谓“客观”,就是指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应排除一切“一己之私”,“一家之言”,“一党之论”的狭隘的主观思维方式。
    
    的确,林彪在“文革”初期,鼓吹过“文革”,整过一些人,“牺牲”过一些人,打倒过一些人。因此,一些受过伤害同志,不免耿耿于怀。作为个人恩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带着这种个人恩怨,来评判林彪,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来评判林彪事件,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重大事件,就难免有失公允和客观。
    
    所谓“历史”,就是要摆脱一时的“历史局限性”,摈弃那些微观的枝梢末节的干扰,站到一个宏观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一个中华民族必将融入世界主流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高度,来看待林彪事件。
    
    所谓“正确”,首先就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罪行,以及毛泽东和林彪事件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究竟有没有罪的问题,我们老一辈革命家,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陆定一等人,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陈云、胡耀邦和黄克诚等人也提出,“文革是一场内乱”的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以“决议”的方式,明确指出:“文革”是“一场浩劫”!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于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解释:“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於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对此,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的重要提法。这就告诉我们:对“文革”的定性,与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不可分割的基本观点。
    
    “文革”中,多少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和老干部,惨遭迫害;多少才华横溢的民族精英和文化俊杰,家破人亡;多少善良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妻离子散;多少灿烂的国之瑰宝和民族遗产,横遭蹂躏。中国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几近崩溃的边缘。“文革”中,毛泽东和“四人帮”,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与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秦始皇相比,与世界历史上的独裁者,路易十四、希特勒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老一辈革命家的头脑,也非常清楚:既然“文革”,对中华民族,对全国人民,对中国历史,是“一场浩劫”,既然坚决执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路线的“四人帮”,其罪当诛,那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这场“文革”的毛泽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浩劫”的始作俑者,难道没有罪吗?难道能够与“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划清界限吗?难道能够逃脱“文革罪魁祸首”的历史审判吗?!没有毛泽东的庇护,“四人帮”一天都存在不下去。“文革”中最基本的一条主线就是,没有毛泽东,岂有“四人帮”!
    
    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当年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的战略估计上,也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不能分开的毛泽东和“四人帮”,人为地分开了;把不应该“绑在一起”的林彪和“四人帮”,人为地合并在一起了。
    
    林彪,在“文革”早期,因亲授毛泽东的“皇旨密令”,站在毛一边,作了一些亲痛仇快的事。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从66年底的“军委八条”开始,他就开始抵制和反对文革。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带头发难,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一起,矛头直指“四人帮”,口诛笔伐,旗帜鲜明。全会期间,如果不是毛泽东出手,“四人帮”几遭灭顶之灾。这场斗争,是史称“二月逆流”的反对“四人帮”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被毛泽东称为“八月逆流”。之后,在刘、邓被打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林彪一直是党内公开反对“文革”和“四人帮”的代表人物。913事件中,林彪又以一个军人特有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四人帮”,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把林彪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是违反客观历史事实的。
    
    今天,把握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我们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就可以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地提出:“文革”中,凡是阻碍、抵制、制止,甚至颠覆“文革”的人和事,凡是不理解、不满、反对,甚至公开对抗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思想的人和事,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都是符合和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正确行为和推动者。
    
    由于许多重要证据尚未归案,关键档案尚未解密,事实真相尚未明了,导致林彪案情疑点很多,国、内外质疑之声不断。目前,对官方指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叛国投敌”等罪名,作出最后结论,为时尚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林彪事件,作出历史、客观、正确地评价。
    
    (1)林彪事件,彻底摧毁了“文革”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彻底粉碎了许多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那场席卷全国的“解放思想”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在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时,在心灵深处产生的巨大震撼:人们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不少人,甚至内急失禁。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企图谋害毛泽东的“刽子手”?另立中央的“反革命”?“叛国投敌”的“卖国贼”?
    
    人们开始私下议论“571”中,那些长期敢怒不敢言的客观事实。例如,“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外矛盾激化”等等。毋庸讳言,其中不少话,符合客观现实,是深得人心的。
    
    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和远见”,开始怀疑“文革”的必要性、及时性和正确性。多少人如梦初醒,暗暗立下“今后决不再轻信盲从”的誓言。更有甚者,借批林彪的东风,借骂林彪的口实,弹冠相庆。实际上,是在宣泄压抑已久的对毛泽东、四人帮和文革的不满以及预见到“文革必败、毛泽东必倒,四人帮必亡”的喜悦。毫不夸张地说,林彪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下的“思想解放”运动。
    
    (2)林彪事件,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文革”的彻底破产。宣告了“文革”,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完全反动的。在官方披露的“571工程纪要”中,揭露了“文革”,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绞肉机”的黑暗本质;列举了“文革”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滔天罪行;清算了“文革”对中国经济、文化、历史的全面破坏和摧残,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毛泽东的专制统治。那种振聋发聩的言辞,至今,仍令人不敢望其项背。与其说那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到不如说是一篇义正辞严的声讨“文革”、毛泽东、“四人帮”的骇世檄文。
    
    (3)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对毛泽东,对“四人帮”,给与了“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经说过,“文革”靠的就是“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毛泽东为了搞“文革”,把久病赋闲的林彪,强行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打鬼借助钟馗”,甚至钦定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但是,913事件中,林彪与毛彻底决裂,坚决站到了反对文革、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从此,两杆子只剩下一杆子。“文革”大势已去,彻底丧失了“翻盘”的可能,注定了失败的必然命运。林彪事件,是“文革”从疯狂,走向彻底灭亡的重要转折。
    
    (4)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根据现已披露的事实,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恶梦不断,精神惶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很快就离开了人世。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毛泽东一死,中国终于有了前途!
    
    (5)“文革”中,中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月逆流”,林彪事件,邓小平的“整顿”运动,4.5天安门事件,以及后来华国锋、叶剑英对“四人帮”采取的“断然措施”,都是党、军队和人民,自发地反对“文革”这场民族浩劫、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是不公正的。
    
    纵观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段错综复杂的现代史,如果说,毛泽东在推翻蒋家王朝专制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为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那么,林彪在这场斗争中,不愧为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如果说,毛泽东在那场堪称“民族浩劫”的“文革”中,对历史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那么,林彪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为粉碎“文革浩劫”的罪恶进程,为推翻毛泽东晚年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抗争。林彪不愧为是一代民族英雄!
    
    我们相信,对林彪事件的历史评价,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三反、五反”,“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和自然灾害时期的功过”,“文革”全过程,“六、四民主运动”,“法轮功群体事件”等,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内幕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化,随着中国社会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的束缚,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进程,得到进一步升华。
    
    
    
    三十二、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对赵紫阳、“六四”事件的平反问题;对“法轮功”群体事件的平反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领域,走向历史范畴。
    
    这样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两个研究林彪疑案的群体。一个是以原专案组成员为主的“官方”群体。他们多以兜售官方过去的结论,为特点。从他们出书印数,逐次锐减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对这种老生常谈,越来越失去兴趣。另一个,就是民间自发的林彪疑案研究群体。他们不受官方现成结论的制约,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并以此为依据,公然挑战林彪疑案。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官方封杀,但是,这些鲜活的细节,犀利的质疑,精彩的评论,理性的研究,在人们中间,不胫而走。在网络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的今天,民间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事实真相,被披露,许多重要疑点,被澄清,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对当权者来说,既是“政治包袱”,又是“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槃”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参考书目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访俄明集团案主犯纪实》
    (2)图们、肖斯科著《震惊世界的77天》,《特别审判》
    (3)肖斯科著《超级审判》
    (4)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
    (5)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
    (6)中共中央文件《中发(82)9号文82年1月31日》;《中发72,4号文,72年1月10日》材料之二;《中发72,24号文,72年6月26日》材料之三
    (7)张宁著《自己写自己》
    (8)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
    (9)张正隆著《血红雪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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