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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是什么?口述史VS.老舍差点获诺贝尔奖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3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 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老舍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当然,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
    
    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曾实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特摘引如下: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11月号或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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