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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自杀后被开膛破肚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9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我们的「七仙女」————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文革惨死记
    
    
    
    
     开放杂志编者按:文革过去了四十年,但如本文所揭露的惊人暴行还在掩盖之中:一位闻名全国的女演员被逼自杀后,竟然还遭到当众开膛剖腹!中共当局对如此野蛮残酷的罪行,不作交待,不追缉凶犯解放军军代表刘万泉,他们执政的合理性依据何在!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象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乾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干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苏晓康: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电视剧《河殇》撰稿人之一,一九八九年逃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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