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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1)/陈守中
(博讯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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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

本章内容摘要:

    张学良威劫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震惊世界,“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国。”[注1]又转而送蒋,张学良为甚么要如此干呢?说法甚多,令人扑朔迷离。

    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究竟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本章小心求证出,西安事变前夕,确有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张学良为甚么冒险劫蒋呢?是因为张追求此;张学良为什么又转而送蒋呢?是张已失去此。且认真的分析张学良从豪情满怀的追求此,到无可奈何的失去此,以致“精神几临崩溃边缘”[注2]的心里历程。

一、引言

    有人认为,“张学良的言论,是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大量引用张学良本人的言论,来解释张为什么劫蒋?又为什么释蒋?但是,就以张学良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为例,就有三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关於延安会谈的报告》;

    第二个版本,《刘鼎的回忆录》;

    第三个版本,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是不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有关他们延安会谈的记述,也是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过程中,“思想行为最真实的记录”。而周恩来与刘鼎版本,都是伪造的呢?

    张学良煞有介事的宣称:“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注3]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3,7],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难道蒋孝先、杨镇业、杨国珍等不是中国人吗?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台前的言论,并不是他思想行为的真实记录。因而,在探究张学良真实的想法前,先探讨一下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的语言奥密是有益的。

二,二套语言系统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语言系统与对内语言系统。张学良早在旅欧归国之初,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书面谈话:“德、意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的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於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国民不甘心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注5]就在张学良发表这类被外界认为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的言论同时,张已在幕後与胡汉民密谋反中央了。[注6]张学良到西北後,又在“反内战”的口号下,“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注4]“红军一部出河南,乃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注4]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以派白凤翔潜回热河老家打游击为由,带他去“晋谒蒋介石,实为察看蒋住处的出入门径,为第二天劫蒋做准备。”[注7]均在漂亮的抗日口号下,干叛乱的勾当。

    特别是他们对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竟用:“蒋氏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的铁证。”[注4]“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换取苏联的支持。如此卖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种程度。显然,在没有将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想法的,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用抗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来掩饰他准备与“大老板打一架(叛离中央)。”[注8]

    如何才能将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此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中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後,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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