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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共产党蜕变史
(博讯2005年10月11日)
    和毛泽东握过手的昔日英雄:缅甸共产党蜕变史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博讯 boxun.com)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 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 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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