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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言论自由度到什么程度
(博讯2005年10月09日)
    历史上的盛唐隆宋:唐朝言论自由度到什么程度
    
     (博讯 boxun.com)

      一提到中华民族的盛世,人们很快就会想到中国历史上令华夏儿女倍感骄傲的朝代--唐朝,尤其是盛唐。唐朝,因之在当时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却拥有处在世界前列的言论自由度,后人誉之为“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可以说它具备了一个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那么,唐朝的言论自由度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罗列如下以抛砖引玉:
      
      一.唐人作诗作文批评皇帝、嘲讽贵妃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杨贵妃》 作者:南宫博
      
      
      二.骆宾王起草讨伐武则天檄文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勾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 文章来源:《粤海风》2005年第三期 文章作者:胡平
      
      三.言论自由不如唐,是宋朝成为中华民族积弱之始?
      
      唐朝是真正的泱泱大国,故唐人更自信,因这自信而更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说话较可随便些,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象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触怒了唐玄宗,终无大灾祸,不做官罢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优哉悠哉!
      另,唐朝建制有一特点:诸候藩镇,权力极大,尤在乱世,俨若朝庭。这在很大程度上庇护了诗人,如李白投江南永王李璘,为上客;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
      宋人则不同,从建号至国除,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始终处于劣势。个人认为,这一点与宋人性格的形成有一定关系。宋人气量狭小,党争既烈。网罗政敌的文字纰漏,捏造罪名,历来是很有效的铲除异已的手段,故宋时文网尤严。
      文同曾警告过苏轼:“西湖虽好莫题诗”,而苏轼终因诗祸入狱,险丢了卿卿性命,连“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样的诗句,也被诬为欣然于神宗朱翊君的归天,绳之入罪,贬之惠州;后又因“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而使当朝宰相章淳恸怒:你丫一带罪之身,仍如此逍遥,如此“春睡美”,如此不当回事,当我们是什么了?——再被贬至军州。此情形,类若文革之无限上纲。呜呼呼!冤大头啊!
      黄庭坚的命运,比之苏轼,“仲伯之间”,且与文字有关。他早年间在苏案中受过牵连,到了绍圣年间,又因主持编写的《神宗实录》中“多诬”而被诬受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故黄庭坚曾自述:“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由此可见,他在文字上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晚年仍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诬为诽谤当朝,流放并老死宜州。
      再者,宋时建制与唐有异。鉴于前朝教训,自太祖起,便实行中央集权制。此情况,在北宋时代最甚,朝廷耳目遍地,任你海角天涯,仍要被控制着,临视着,让你不敢动弹。
       由是故,通观宋人的言论环境,哪能象唐人那般自由?亦是故,李白的诗里,可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降及中唐,元稹敢写《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人所尽知。——他们或直诋当朝,或喻讽先帝,这在苏黄的诗里,是难以找到的。而作为诗文,若不能直书胸臆,受多方制肘,成色上自然黯淡许多。
      
      --《历史上的盛唐隆宋、李杜苏黄》
    
    
    来源:拓拨鲤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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