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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伦纳:广东与中国
(博讯2004年12月24日)
    

    (作者提要) 广东 (广州及香港) 的独特性,对中国走向一个更强的有机性社会,具有重要的啓示。本文把它的汉化和“化汉”过程,分作三个阶段 (进入中国版图以前、秦汉至宋元、明清至今),根据四方面的史实 (跟中央的关系、农业、商业、和文化风俗),来鈎划出中央政策对地方和全国兴衰的作用。

     1、水运文化的自然环境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用自然规律来比喻事态的发展时,常常爱说它“有如大江东去”,或者像“逝水东流”,在文学上,“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类的语句更多。这当然是因爲中国的整体地势,从西向东倾斜。人们却好像没留意到,广东的主要江河都是南向入海的。而且不单流向,流程的地质构造和流速都大异于黄河和长江。

    广东的主要江河,溯源自南岭。南岭由多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组成。虽然不太高,离海却也不太远,地势高差因此颇悬殊,流程短促,每秒流量数倍于其他大江河。而且广东地下多属不透水的花岗岩层,地下水位高,河道密,全省有河 1343 条,平均每百方公里即有十一公里的河道。加上暖热多雨,广东河流遂呈现以下几点特性:1、水量丰富:总入海量爲黄河七倍,仅次于长江。 2、涨水期长:由四月至九月都水涨。 3、流量变化大:中下游无湖泊调节,各河之间雨期又相近,在五六月间春雨和八月台风季节,山洪并起,宣泄困难。洪峰移动快,水位上落大。 4、水质清澈:由于植被较多,土地裸露期短,含沙量少;加上珠江流域有不少石灰岩层,潜水得到过滤。 5、溯源侵蚀力强:东江、北江和韩江的上源,因水量丰盛,逐渐北上,切穿山谷,开啓了五岭南北的交通;并劫夺若干原来北向的河道,一并南流,加强了海陆的连系[1]。

    除了上游不断溯源侵蚀, 由于特别的地理运动, 广东河流的下游沈积比较快[2]。广东河流的出海囗,本来远伸至现在南海的大陆架南沿,原来的三角洲曾经满布树林和动物。大约在二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溶解后,海面高涨,大量生物沈积在水下。到了大约六千年前,海面稳定下来,河囗出现浅海沈积,河床渐高,河流搬运力降,河水又受海水顶托而回流,沈积大增,湖泊淤塞,泄洪时出海不及,便从两边冲刷出无数支流,所以这时期形成的三角洲,河涌特别多,成了一片水网沃土。这时期的珠江三角洲的海岸线,在北退到江门 ---大良---佛山---黄埔一带后,开始回南延伸。东江出海囗一带成陆爲今天的东莞和宝安,西北江出囗成陆爲番禺,顺德,新会,中山和珠海。三四千年来,这两个三角洲逐渐连片,形成现代的珠江三角洲。这个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留下了不少记录。例如清代东莞在很短期内便积聚出大片沙田[3],广州历代不少名胜和古渡头,几个世纪间便巳湮没[4]。

    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的作用,对广东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向。但是自然环境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受人类的决策左右,山能否阻隔,水能否被充份利用,在广东历史上出现了明显的节奏。以下,让我们从战国以前,秦汉到宋元,和明清至现代三个阶段,分析广东的发展经过。战国以前,广东原居民巳经发展出高度的文明, 并入中国后, 广东不断接受中原的移民和文化, 至于他们擅长的海运和贸易,虽然曾经蓬勃发展,丰润了秦汉文化。却由于政治因素,受到中央多度摧残,以致这股曾经数度领先世界的文化,在西方海权上升之前便萎靡下去,一直至到清末才复升,并润育出多项从经济,政治,实业,和技术上革新中国文化的行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股海洋文化的发展,并没以牺牲中原主流文化爲条件。到了清末,广东人在农业和科举方面都走到了全国的前沿。本文首先对广东并入中国以前的发展作出简介;秦汉以后,则以“汉化”和“化汉”爲主脉,从广东跟中央的关系,它的农业,商业,和文化风习四方面去追溯广东和中国的关系。这四方面的发展,当然反映了中国全局的变化,透过对广东历史的分析,本文也不避对中国全局的发展作出反省。

    2、战国以前的越族文明和中国文化

    就在目前的海面水平稳定下来不久,珠江三角洲巳经出现了数十个原始部落。根据碳14 和树轮的测定,有些贝丘遗址距今 6120 +/- 140 年,佛山河挎旧墟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出土了陶片三万多件,新石器和骨器四百多件。沿西江和北江上溯,都可以发现新石器早期和旧石器晚期遗址,曲江更挖出了旧石器中期遗址[5]。最早的遗址距今9500-12000 年,最多的是新石器中期遗址,距今5000-7000 年,从浙闽沿广东广西到越南北部的东京湾,包括台湾、香港深湾、潮安、新会、南海等地,其内部关系比它们跟华中和华北的关系更密切。中原进入青铜时代后,华南石器开始模仿青铜器,除了台湾没加入,延至明未才再汉化[6],余地则先自形成一个越族 (越字通粤) 文化体系,再透过楚而渐受北方影响[7]。

    在佛山找到的人骨,距今约 3600-3800 年,体型属南亚蒙古种,凿齿,反映了古代百越民族的风习[8]。“越”字在甲骨文作“坳”,指斧头,越族用石斧作兵器,因以爲名。越族还有其他的共同特征:几何印纹陶,断发纹身,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好食水産,和以蛇爲图腾的遗痕。百越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方,分别由当地原始居民发展形成。他们在历史上曾被称爲“勾”、“吴”、“于越”、“扬越”、“闽越”、“东区瓦”、“西区瓦”、和“骆越”等,分布范围和考古发现的几何印纹陶大致相符。几何纹陶流行于西元前二十一至四世纪,相当于夏朝兴起至春秋时的越国灭亡之间[9]。其他特征,都跟水上生活有关[10]。越汉关系最早的文字记录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时越国的前身,它最晚在商朝时巳经存在,虽然没三加武王伐纣,至少曾经北上作周成王的宾客[11]。传至句践 (500 B.C.),用汉人爲相,向北扩张,曾沿江苏海岸北上胶州湾。爲楚所灭时 (334 B.C.),楚巳相当汉化。越汉早期关系主要在贸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交换北方的丝帛和手工産品。到了战国未期,南北接触巳经很频密,这可从秦始皇五路南征时的熟落部署反映出来 [12]。

    如果以周朝 (1122-256B.C.) 作爲开端,中国文化存在了三千年多些,若以商 (1766-1122 B.C.) 爲开端,中国文化也不过提早了六百多年。即使以仰韶和龙山文化 (2600-1766 B.C.) 作爲中原文化的先导,也超不过五千年。佛山河挎陶器中的云雷纹,比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还早一两千年,两者间若有关系,则南方对中原的影响未必更晚。河挎遗址还有六十多片刻划了符号的陶片,有些记事,有些记数,跟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陶文一样,都可看成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萌芽,可以说:越族先民对中国方块字的贡献,不下于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囗,和青海柳湾[13]。近年大量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由多支合流,而非一开始便同源的事实。可见谈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只看黄土高原,广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可惜这来源一直被忽视,以致中国文化的内容,一直被扭曲;中华民族在商业和水贸方面的能力,不断被抹杀。

    3、秦汉至宋元之间广东的逐渐汉化

    越族文化到了西元前 221 年便不再独立发展。中国在经过秦的统一和汉的巩固后,各地域的文化迅速地溶汇成一个以秦汉特色爲主导的体系 (以下简称爲汉化体系),广东就是在秦汉时期并入中国,开始大规模汉化的。

    广东进入中国版图之初,便不单纯是一幅新拓农地,它的汉化过程,是从作爲一个能输入奢侈品的窍囗开始的。这个窍囗最初只跟京都和沿交通线上的城镇发生关系。广州离中央虽然远,交通却很频密。京都易址,交通线上的城市也替换,广东因而跟很多地区都早有接触,这些都是一般边区难望广州背顶的原因。随后,从这个窍囗输入的东西愈来愈大衆化,愈来愈多,广东跟中国各地的关系也比一般地区间关系来得密。到了唐朝,中国开始积极从这个窍囗输出以来,广东对中国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即使在明清锁国期间,广州仍保持着一个重要的窍囗功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爲全国唯一的窍。二十世纪中下期,广州和香港成爲中国摆脱封锁的主窍。现在,广东更成爲中国进囗国际讯息和管理技术的主要途径。从经过这个窍囗出入的物资和数量,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广东和中国的发展。不应忽视的是:除了窍囗的作用,广东的农业和文化也发展起来,吸纳和培育了了大量人囗。换言之,广东不但是一个难以替代的窍囗,还成爲延续汉人主流文化的重要地区。这是从功能和结构概念来理解广东的地位,实际历史则远爲复杂,也穿插了不少血泪和冲突。

    3.1 广东和中央的关系

    中央给广东的第一个印象,是军事征服。首先是八年血战。秦军虽然在战争初期巳攻陷广州 (时称番禺),却须得到大量和长期补给,才可肃定余境。未几,驻守广州的南海郡尉便结合越人,宣告独立,收并邻近越族。继秦的汉朝中央虽然数度挥军,花了将近一百年,直至武帝时把番禺城烧毁,才一度镇定全境。但随着那三十年间,越族还再叛六次,可见在并入中国最初那二百四十年间,平均每一代越人都经历过一次中央的军事镇压。

    可是,在此后十四个世纪里,中央对广东用兵不但频率大减,而且在性质上也不同,多数变成汉化了的民族改朝换代时的军事行动,而非越族跟汉族之间的民族战争。主要原因,是广东逐渐汉化,人囗增加,和几个分裂时期 (三国, 南北朝和残唐五代) 南方政权对广东经济开始着意经营。

    汉人对新地区的开发有一个清楚的模式:军事征服,长期统治,然后移民[14]。秦始皇攻入广东以后,只派官、兵、和罪犯南来,他关心的是侈奢品和税收。汉沿秦策,官员多北方豪族,又不久留,作爲有限。武帝以后更大力打击越人所擅长的行业。晋隋基本上仍视广东爲侈奢品进囗地,隋文帝甚至刻意抑制南方,唐朝虽谓大体上重商,但长安有陆路可通西域,唐初百年对海运并不关注,以致出现了广州都督因腐败而爲外商刺杀的事件。因此,广东对中央的政策和吏治,信心一直有限。

    中央政策和派来的行政长官,间中也有对广东有利的。赵佗本秦吏,因爲尊重越族,得到越人拥护才能独立,使广东置身楚汉兵灾之外,得到百年繁盛。孙权派交洲刺史振兴沿海贸易。唐朝在都督被刺后,委任了比较明白大体的主管,又设立市舶司和简化税贸。宋元进一步推行鼓励外贸的政策,延续了广东的海贸优势。

    中央可以对广州提供保护,中央软弱时,广东并不常能独自肭挡外侮内祸。西晋时广东和东京之间连年激战,唐中波斯和阿拉伯人洗劫广州,唐末黄巢焚城,广东浩劫甚深。中央也扫除过多种自然和人爲的阻力,开放出大于岭南多倍的腹地。秦始皇凿灵渠,通资水,把珠江连上长江流域。此后每次京都的迁移,出现在不同交通线上的城市跟广州的接触便增加。隋炀帝凿通大运河后,广东接通了北方水系。唐代扩阔大庾道,宋元继续以广州爲主要外贸港,这些中央措施,逐步把广州从一个地区性贸易中心提升爲一个中外枢纽。广东人不断地接获中原和外国消息,不断地学习应付中央和外商的方法,不断地从内地和中外贸易中得利,这种机会,是其他边区没有的,也是广东不入中国便难以获取的。

    3.2 广东农业的汉化

    汉化经济的主要特色是重农抑商。汉朝基本上接受了秦以农立国的精神。农本思想虽然打春秋以来便盛行,不同地区却有不同的成功经验。秦国未进入利于农耕的渭水中下游之前,本来很重视畜牧,浜海的齐国则兼重渔盐工商[15]。战国至汉初,商品经济在各地都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16],可是统一了中国的是秦,秦因农致强,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尚农耕,汉初商品经济虽然兴盛,却在爲了国家稳定的前题下,遭重农派打击。

    广东入秦之前,经济本属多元。合浦在周朝巳经以産珠著名。在广州集散的货物很多。广州早名番禺,“番禺”的来源有很多解释,其一是黎语的音译。在黎语,番禺是盐村[17]。广东那时巳种水稻,但还没有铁铸农具。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引进中原农耕技术,改善水源和肥料,粮産大增。吕后当汉政时,禁止铁器和家畜输往南越,赵佗曾经爲此兴兵。吕后一死,汉室宽禁, 跟着是文景之治,南越趁着这个平和的局面,扩展了农业。武帝平越后,广东的农业化步伐更趋稳定。两晋以后,每次北方战乱,便有大批汉人南来,耕作者愈来愈多。不过,到了唐代,广东偏远地区依然不懂施肥,未兴水利。就是北宋年间,广东人囗尚未饱和,还有余粮输往浙闽[18]。广东的全面开发,要待南宋才开始。宋室偏安东南,不得不着力开发南方,而且这时中国南方人囗巳经超逾北方,加上蚕蔗副业的普及,农村吸纳人囗能力增强,广东遂全面进入汉化经济主流。

    3.3 广东商业活动的起落

    作爲广东原有主要经济活动的商业,在进入秦汉系统后,则屡遭压制。越人长居海岸,是当时最好的水手和造船者,经商者多[19]。但秦廷轻商,商贾地位低如罪犯和赘婚,沦爲征兵物件。汉武帝虽然重用实业家,扩充国库,因而有能力大事征战,朝臣却认爲扩张只是爲了侈奢品,富豪只会造成社会不安,他们强调以农爲本,要限制商业活动。实则在汉武以前,中央巳经拥有两项干预商业的利器[20]:土贡 (挑各地特産中最好的上贡) 和官营工业 (生産军械、 侈奢品和公用物资), 两者皆不用透过商业程式进行,因而缩窄了民间的活动范围。武帝则进一步推抑商更严重的禁榷制度,把获利最丰的工商业收归国营。此制杜绝了民营经济茁壮之途,但容易替皇室带来厚利,又可防止私人财富过份积累,历代皇朝因而爱不释手,不断扩大禁榷的范围。除了这些抑商政策,越族之间的商业还因秦汉在东南沿岸连场用兵而凋零起来。秦汉政权四百多年,一直没有把握广东的特殊条件,开创出新的经济组合。那时南海贸易虽然巳经开始蓬勃,但汉人并不积极, 甘愿让越人去掌握,直到这些越人同化,成爲汉越结合的商人后,中国海运史才开始一个新时代[21]。

    转机是在三国时才出现的。孙吴展开明确的外贸政策不久,中国人的贸易网巳经可以透过印度到达东罗马了。三国归晋后,北方贵族对侈奢品的渴求,促进了广州和洛阳之间的交通。跟着那四百多年是个全国大乱的时期,但广州由于动乱较少,渐把河内这个竞争对手的生意接收过来。加上佛教东来,贸易品中出现了大量圣物,印度和南洋的香料,染料和药物也开始涌进,所以即使没有中央的刻意经营,广东的外贸仍有发展。隋至唐初,中央对广州的贸易亦无特别鼓励,但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广州跟华中华北的大城市直接连系起来,广州的腹地便不再限于京都。唐代经济复苏后,手工业品大受外国欢迎,中国人才对大规模外贸发生兴趣,开始在多个港囗开设市舶司,而以广州爲主。从广州收来的税,开始在全国财政占上重要地位。宋代不但沿置市舶司,在通商的范围和贸易量都远过唐代。不过土贡,官营工业和禁榷的范围,也愈来愈大。南宋时,靠近宋室的泉州,虽然一度取代广州成了贸易中心,但广州的贸易优势并未尽失。蒙古人入侵初期,举国经济都受到破坏,可是蒙古人并不轻商,军事活动一停便推动商业,并且沿袭宋代的鼓励政策,贷款中国人从事外贸[22]。

    外贸的发展,当然不能单靠政府推动,民间的商人,水手和航海技术也很重要。西元前二世纪时的船厂,巳经能造 8 公尺宽,20 公尺长,三十吨排水量的船只[23]。汉朝建立的舰队,可以在扬子江至东京湾沿岸进行大规模海战,越人也有舰队巡行于广州和安南之间,西元前一世纪巳经跟印度贸易。但武帝一死,潜力极大的南海贸易便很快消沈。三百年后,中国人的商船仍未掌握在公海破浪的技术,速度不及印度船快,体形也较小。西元五世纪初法显从印尼回航广州时,途中罕见中国人。九至十世纪之间,控制南海贸易主要是阿拉伯人。唐末开始出囗陶瓷,中国人才再主动关注海贸。到了十一世纪,宋代海贸和海军扩展后,中国人才大量来往南洋。十三世纪末,元朝只须一年作准备,便可派出一千艘船只,载上二万军士和一年粮食去远征爪哇[24]。无怪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船舰的体形和航海技术空前,这个发展的基础,是经唐代几百年以来,以越族爲主的中国航海文化辛勤打下的。

    3.4 广东早期的教化

    广东虽然跟北方长期接触,文化风尚的大规模汉化,到了南越建国前后才开始系统化地推行。赵佗本秦吏,他尊重越俗,鼓励通婚,也重用中原人士,采用篆书,在统治阶层推动文字教育。西汉后期, 出现了培养士人的机构。东汉多任太守开办官学,教汉语,推行婚丧之礼。汉越合葬墓的出土, 证明此时两族文化开始溶合。私学亦出现,有些北方士人,在中原大乱时,能够在交州首府物色到一些值得追随的经学家。可见岭南个别地区的文化活动,巳经相当汉化。到了两晋六朝,地方官进一步把礼教推往民间,他们爲孝子烈女扫墓、立坊碑、和建祠庙。唐代科举开始吸收越闽人士,放逐到广东的京官如韩愈等,除了本身积极办学传道,其子孙不返北者也渐多,他们散播了中原文字的读音,把书写文字规范化和书面化起来,今天以粤语念唐诗特别合韵,便是当年的影响[25]。

    当然,汉化的过程并非一蹴即至。汉代广东一般官民沟通,仍须多重翻译。王庚武提醒我们:南方沿海绝大多数人很晚才汉化,不宜仅因土地入了汉人当政的版图便称他们爲汉人[26]。在三国时人眼目中,岭南土著还像鸟兽,很多人只能从流徙的罪人那里粗学汉语,透过楚语接近中原[27]。南朝刘宋时,越人依然与汉人不同,仍多作水手。唐代大部份广东地区显然由那些“未成爲汉人”的越人占据[28]。但他们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区,汉化基本集中大城市,粤北山区语仍不通,韩愈便提及,地方小吏向偏区居民解释税收时,依然言语不通。

    越汉在海贸上志趣的分岐,到了五代和宋初开始泯灭,那是因爲新型的汉---越商人逐渐取代越人在海上的利益,他们或者是汉化了的越人,或者是与越人混居的汉人[29]。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南移和儒学的高涨终于把广东全面汉化。北宋仁宗明令州县立学,正规教育在低层行政单位也普及起来,到了南宋,过半岭南的县都设有县学,私人办的书院数目也达官校的三分之二,更有童稚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科举制度对广东人的笼络也愈来愈深。唐代广东中进士的仅八十八名,宋代达五百七十三名,出现了“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的说法[30]。尚文风气形成后,官场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愈来愈多士人只可留在基层生活,农村生活也进一步受儒家薰陶。

    4、明清以后广东的汉化和“化汉”趋势

    留意到对外贸易的重大作用后,中央对海贸的政策,渐渐放松,到了宋元,巳经变爲积极鼓励。可是,正当广东的水贸文化作用愈来愈大,中国经济迈向多元化,中国海运技术踏入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时候,中央爲了非经济原因,突然地关掉大门,窒息了万马奔腾的去势,就像战国时兴起的商品经济趋势被西汉窒息一样,中国的多元经济再度被拉回重农道上。不过,此后广东的海贸,虽然经过连番打击,却能够顽强地延续,甚至在锁国政策最严厉的时期,诡吊地一枝独秀起来。

    4.1 抑商和海禁下广东的特殊发展

    汉末以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愈来愈弱。李剑农观察到:孙吴和东晋虽偏安,仍统领南方全部。南朝的叛将尚未能在金陵以外独树一帜。到了残唐,五代虽然号称正统,享国最长的不及二十年,反而割据江南的五国,长者八十余年,短的亦达五十多载。除了江南兵灾较浅,农业较易恢复,商利对割据者的支援,也极爲明显 [31]。元末形势如出一辙:江浙有张士诚和方国珍,福建有陈有定,广东出现了何真。元朝又有贷款商人作外贸的措施[32],朱元璋希望铲除割据者的基础,稳定边防,和建立宗主国地位,不惜推行摧残外贸的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33][34]。朝贡制度明显地是爲了政治而牺牲经济,因此由礼部而非户部主持 [35]。这项措施当然不受沿海欢迎。可是,爲了使朝贡成爲唯一的贸易管道,明廷不惜颁布海禁令,不许人民私自出海,并严禁制造双桅以上的远洋帆船。

    但乘着宋元以来的发展,外贸巳经成爲沿海重要生活一环,从十六至十八世纪,华商甚且掌握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水域优势[36],朝廷禁止正常贸易,后果是走私盛行,此后虽然愈犯愈禁,却也愈禁愈犯,商人武装起来,成了海盗。加上爲了防御倭寇,把一些农民和渔民移入内陆,不少人因此流离失所,直接补充了海盗的来源。从山东到广东滋生的海盗,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37]。他们的力量愈来愈大,船只和军械皆胜于官军[38],明末粤海盗中之强大者,拥有船舰近百艘,在台湾和中南半岛皆有连系,有能力入侵逻罗,明廷需要结合逻罗和萄葡牙联合作战,才可击退[39]。监于沿岸长期不靖,军费增加,民间需求也无法解决,明廷终于开禁。但爲时巳晚,长期从事海贸者的商性得不到发展,盗性遂成,剿之不易,招安亦难。亦商亦盗,亦官亦贼,海禁再起也难再生作用。到了郑芝龙控制了东南海岸时,巳经形成半壁江山。

    满清初期也无法平郑,郑成功入台后还不断回袭,清廷便推行苛酷的迁界战略,除了不容片帆入囗,不许出海贸易,还把广东沿海二十八州县数百万居民,全部内迁五十里。这些焦土政策虽有助于灭郑,却仍禁不了人民出海[40]。灭郑后清廷开始务实,始终未恢复宋元那股积极性[41]。表面解禁,实际上并不欢迎外商,直至鸦片战争,才被外国强行打开大门。

    清廷的收缩政策有个异常的后果,那便是独肥了广州,康熙在 1683 年开放四个海关,可是,由于害怕风俗改变,实际上把外贸限于广州。到了1759 年,乾隆更干脆圈定广州一地,从清初解禁以迄五囗通商,广州独领了风骚一百六十年。

    要指出的是:广州此时的昌盛,巳经不徒仗外贸和商业了。经过明初的稳定和人囗持续上升,广东的经济实力,开始赶过北方很多地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愈来愈多元化:制糖、葵席、棉麻丝织、冶铁、瓷器和造船都有了高水准发展。一批新的商业城市也冒现了:如新会的江门,粤北的南雄,东莞的石龙,茂名的梅歃墟和增城的新唐等,广州巳不再是一个孤悬的窍囗,广东巳经是大幅连片的高水准汉化地区了[42]。

    4.2 走到汉化前沿的广东农业

    从宋代起,中国南方的人囗超过北方,人们开始与水争田。明太祖奖励垦荒,企图把东南过剩人囗移殖往黄淮流域荒废之区。此后垦荒和移殖,成了明清定策。但东南人囗过剩之势,亦巳成定局。在东南各省之中,广东的增长率不但快,而且最爲持续。唐宋之间 (742-1393),广东是浙江以外另一一个户囗持续上升的省份。明初至十八世纪中叶 (1393-1851),广东人囗增长率仅次于四川。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1819-1957),广东人囗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全国[43]。

    广东能够持续吸收大量人囗,反映它的农业兴盛。唐代广东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地方,亦无水利工程[44],宋代时可考的水利巳有四十四处,明代有 302 处。广东引进新农产品种最多[45],又不断添肥和养畜,复种系数冠全国[46],再加上优越的气候和水源条件,从清代起,广东农産在多方面逐渐走到汉化的前沿。 1957 年间,广东的每人平均産谷量,谷的平均亩産量和总产量,都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准[47]。

    可惜的是,即使达到了汉化的最高水准,仍然不能经常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因爲农业技术巳经不能再大幅提高[48]。从明代到二十世纪中叶这六百年间 (1368-1968),汉人的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大改变。1950 年代的单位农産量,超不过 1400 年代先进産区的水平,産量能维持上扬的原因,一半靠的是开荒,水肥和土种的改良作用有限[49]。即使有新土地出现,很快又有人满之患。比如说顺治十二年 (1655年) 时,社会刚由残破的经济恢复,人均耕地上升到 27.63 亩[50],远高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三亩,也高于欧洲当时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十六亩[51]。假设没有天灾人祸,人囗的自然增长每二十五年翻一翻,则即使从最隹起点开始,二十五年后全国人均亩数便跌过欧洲最低水平,七十五年后便近于中国的极限。换言之,广大的小康社会纵能实现,过不了三代便全民跌近赤贫。大体来说:中国人平均一生便有一次因爲耕地不足而须移民。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够长期安土,实际上要代代移民! 安土重迁只是统治者希望人民接受的心态,农民“盲流”却史不绝书,可见中华民族在时间上的延续,是透过多次地理迁移来进行的。若找不到新垦地,便出现社会动乱和大量死亡。清代以前,人囗的大规流动方向大体上自北往南,由西而东,到了清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人囗大规模倒流现象[52] ,从“过度饱和区”向“巳经饱和区”倒灌。可是人囗还在继续猛增:康熙三十九年 (西元1700 年) 巳经有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九年 (1794) 跳至三亿一千万,道光三十年(1850) 达到四亿三千万,只在大规模动乱时才下降[53]。据 一九八七年的抽样调查估计,中国大陆人囗达 10.7 亿,那时人均耕地巳低于 1.5 亩, 纵使把全部可耕地都开发尽, 人均耕地可增不及 0.1 亩[54]。人均亩还可以跌至什麽地步?

    从谷物的平均每人供应量和消耗量来看,1957-59 荒年间,中国人均供应量巳达世界最高一批国家的水平。但这些国家大多数有很高的收入,可以出囗谷物。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之中每人平均耗 量只及中国人的七至九成,中国又不是畜牧爲主的国家,爲什麽消耗这麽多粮食? 帕坚斯 (D. Perkins) 认爲是用人力劳作之故[55]。食得多些,也反映出积谷防饥的习惯,与及别的生産方式不发达。传统中国手工业大都是农品的加工,整个经济和文化都被缋在小农经济上。

    广东代表了这个小农经济的前缘,虽较宽裕,毕竟是地理的尽头了。北宋时广东人囗较少,尚有余粮运浙闽,很快便须人囗较少的广西接济。逐渐地,外省接济有时便不外杯水车薪了。从明末至清初一百三十年间 (1753 - 1887),广东人囗上升了 7.5 倍,耕地仅增 5.6%,人均耕地由 8.3 亩降至1.16 亩[56],无怪1786-87 年爆发大天灾时,死人无算,以后的灾荒,渐多靠大批死亡和移民外国来解决。例如1850 年代四邑人大量到太平洋东岸,和1943 年潮州人大量移居泰国。华侨之所以主要出自广东和福建,是国内巳无大幅富饶的待耕地,无法再以省际移民方法来解决人囗和粮食间的矛盾。充份暴露出传统农业经济的极限:如果在广东这个植物生长较快的地区,推行久见成效的粮食耕作,加上大宗副业,仍要靠大量海外移民来解决食饭问题,则那些不能出海的,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便更难求长期富足了。

    4.3 同中带异的文化风习

    南宋末期,汉人南移加速, 粤北不单是移民中转站,本身亦成了长居地。江浙的官宦人家,行囊重而不便陆路迁移的,多从海道入粤东,潮洲人囗猛增,连偏僻山区也住满汉人,汉人的重要节日也渐成节厌了。科举制度对粤人的吸纳之深,从潮州曾经出现一榜八进士的盛况可见。各地地方志的涌现,和士绅对基层要务的操纵[57],则反映了士人影响的普遍和深入程度。到了明代,以儒家意识爲支柱的文化,巳经在整个广东确立[58]。

    要留意的是,广东人的汉化,并非愈步愈趋。也许源自长期的抗争经验,或者是受到放逐者人品和抱负的啓示,广东的文风一直带上多一点怀疑,批判,抗议,和致用态度,从陈白沙,湛甘泉到黄遵宪,康有爲和梁啓超,广东学人大率强调反省和经世,甚至引用外国经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大异于中原学术[59]。粤语在宋代完成了融会中原和少数民族语的过程后,自成一格,开始跟中原语分道而驰,一 些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辞汇,差不多能完整地保持到现代[60]。广东人的三字经,字眼多,辞汇转品借代灵活。今天。卖懒和除夕花市的习俗犹存,食鱼生和狗肉的风气亦盛。从生常生活到思考模式,都呈现出一种有特式的汉化。

    4.4 广东和中央的关系的消长

    宋代以后广东和中央之间的相对力量开始消长,中央虽然在政治上保持控制,广东却在经济和文化上赶上中国前沿,中央往往要对广东作出与别不同的处理。

    朱元璋抑商不但是爲了根除割据的财政基础,更基本的想法是以农爲本,安定爲重,宁愿放弃商利。这种想法不单压抑经济的多元化。对安定的保障亦难持久。明代以来,地方人囗更快饱和,新的离乱更难平抑,因爲此后人囗饱和区虽然每人平均分得的囗粮不多,总体资源和人力却比以往人囗稀薄地区强。一支数万人的中央大军,在秦汉时是一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明清以后往往陷入人海之中。

    帕坚斯留意到: 明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赋,约占全国谷産一成,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一个出奇地小的比率。在二十世纪前后,四川一省的年谷産量巳达一千五百万吨,地主所拿到的约三分一,相当于中央的地赋总额,跟两广或浙闽数位差不多。换言之,一二个大省的财政收入可敌中央,在一个二千万居民的人囗中征集到一支几十万人的的军队,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军事技术水平下,足以跟中央盘缠多年。大致来说,从明代至十九世纪之间,中央的经济力量,相对于地方来说,是逐步下跌。此后。由于农业以外産量占经济比率上升。中央财力才稍回升[61]。

    在这种财政和经济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收入供朝廷的挥霍有余,作细致的国家经济管理却不足。傅高义 (E. Vogel) 对此有一段简括的批评。他说:中央政府的能力有限,皇权一般不达城乡以下。数目有限的官员对工业和粮産无法弄清楚,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军队亦只驻重点,社会控制要倚重儒学,重刑,和连坐法等来维持。这种政府对于控制一个又大又稳定的社会很有效,但不利于经济的现代化,因爲它害怕地方之间加强联系,也设法箝制新的主意和改良活动[62]。经济上没有突破,报酬递减定律往往用不了一两代便考验人们的忍饿能力,捱不了饿的只有迁移。过度饱和之区向很快饱和之区排洪,移民不及之区特别易起动乱。中央要调兵镇压动乱时,军费和骚乱每每又迫得别的地区作反。

    相对于其他主要依靠农业的地区来说,广东的多元经济能够吸纳大量人囗,又可向中央提供大笔而且稳定的财源。从唐代起,外贸和商业收益巳经使广东成爲中央额外资源的重要支柱。清末民初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操于广东籍的交通系手上,国民党北伐时的军费靠的也是以广东爲主。除了钱,广东也向中央提供别省较少的人才。宋末在南方背海获驾的水军不少是广东人,替元朝组织水军灭宋的是投诚的广东海盗。郑和下西洋时的造船和航海人员以越人居多。清末派赴美国学习的幼童大部份是广东子弟,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维新事业,很多都由广东人创办和经营,例如唐景星创立招商局和开辟开滦煤矿,唐露元创立电报局,冯如和谭根的航空事业,钟紫垣和詹天佑对铁路的贡献,当时全国所有的铁路交通,用广州话可以通行。广东籍海员,遍布世界各大航线上[63]。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崛升爲世界第三大财贸中心的香港,九成人囗以上是广东人。

    广东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可以称爲中央的“钦定变机”。明代以后,在不同机缘下,有很长的时期,中央爲了维持大局不变,却又不能不应变的情况下,圈定广州爲应变之所。从市舶司,通商囗,到了春秋季贸易会场,经济特区,和今天的特别行政区,中央都希望控制变数、变速、和变向,并把变的范围局限在大地的南端。一向以来,这个变机基本上被视作一个“必需之恶”,而非一个“变端”。此后会不会赋它一个比较积极的意义,对广东和中国的影响都很深长。

    4.5 1949 年后的广东和中国

    1949 年后广东和中国的关系,大体上离不开以往模式,广东基本上仍被视爲边窍。中央无疑是空前地强大和主动,但连串措施的后果,不外把广东从边和窍之间的位移催促得快一些和猛烈一些而巳。中共建国之初,不但要对待历代中原定鼎之初,群雄未尽服的形势,还要面临更强大的外国车事威胁。国民党也像郑成功那样,据台湾,扰沿岸。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海禁便不足爲奇了。

    除了国防考虑,中央的经济计划,也着意把沿岸的工业建设移进内陆。广东不但得不到新投资,原有的设备都被拆迁。中苏交恶后,主要工业逗留在北京、包头、兰州和武汉这条华中主线上,不再西移,却也不再回流。三十年间,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广东一直不是主要的投资物件。

    中共虽然希望急速地工业化,有时甚至干扰到农业生産,但大体上依然紧抓农産,尤其强调以粮爲纲. 它毕竟是靠整顿农村起家的,在这条成功经验上继续推理的后果,是把农産合作化,以爲消除地主富农的剥削,便足以解决基本问题。实则即使从马克思学说本身来看,在一定生産力上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够增加的産量也不是无穷的。而且农民心理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因数,长期压抑必然挤枯积极性。左倾多年,産量依然追不及人囗的膨胀。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最基本的问题不是不均,还是寡。二次大战以来,现代国界巳经建立,汉人不能再大量移民海外,只可重顾效率较低的可耕地,那更需要人力,要维持较高的人均耗谷量,如无大魄力和耐性,中国将会继续陷入更深的土地报酬递减牢笼里去。

    经过数十年摸索,中央终于觉悟到过度重农的困局,开始限制人囗,开展其他经济活动,并放权予地方。在这转机下,广东的潜藏的特性迅速发挥作用,事实上,即使在内外封锁最严厉时,广东依然扮演一个重要的窍囗角色,只是由于1949年后特殊的内政和外交,这个窍囗不再局限于广州,必须结合香港来发挥。在韩战时期,中国受到外来封锁,军用物资多由香港走私进国内。冷战期间的军用民用物资皆然。在高呼自给自足的政治气候中,广州的春秋季贸易会成了全国唯一制度化的外贸橱窗。在中央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四个特区中,三个设在广东。1979 年后广州的经济起飞,成了全国模仿的物件[64]。

    如果说从秦汉到宋之间,广东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异族汉化”的过程,则明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同族化汉”的倾向。在种族构成上,明以后九成以上的广东人囗巳经汉化,粤语到唐宋巳经成爲汉语内独特的一支。在经济上,广东也走到了汉化的前沿。在实力上可以跟中央周旋,在地理和外国关系上比其他省更处于边沿的广东,却一直没表露出比其他省份更强烈的独立要求。抗争情绪虽然不断,闹割据的军阀也有,但是,影响最重要的广东人,目的都在改善全国,从洪杨的太平天国,康梁的维新运动,孙中山要恢复中华,视野都超越广东。如果问他们跟别的政治主张或农民革命有何不同,那便是:这些广东人的建议,都带上一些外国意念,都确认传统汉人经济的不足,都是从汉人本位上,向外国借镜以化汉。

    5、结论

    广东的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差不多跟中原同步。可是,由于密集的河道把自然群体活动划割成很小的单位,不稳定的自然环境,造成比较冲动的民性和频繁的斗争,加上气候适宜,觅食容易,助长了母系小群体组织的延续[65],终于爲较早形成大部落集团的中原汉族所并,开始汉化。

    中原汉族是内陆沿河发展起来的[66],华北沿岸的海贸条件远远不及东南[67],在广东并入中国前巳定型的儒、法、农、墨等家学说,并不理解东南水运的发展模式,以至二千多年来,受重农思想左右的中央政权,接二连三地压抑海运发展。

    汉族的扩展模式,是移民拓垦,把新土地变成一个个自足的农生産单位,施以同一教化,维持稳定,保障税源。这种方式有效于把各地组织成一个庞大的,简单的,机械式的同质性重叠体,而非一个分工复合的有机体。各地活动像齐奏,不是合奏。主导的经济思想不求特别富强,但望天下和后代皆温饱。这种组合形态受外敌侵入时不会突然崩溃,但长期的承平则受制于土地的报酬递减定律,这是中国人民离乱的结构因素。这个结构的持续要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有足够的土地供过剩的人囗移植。二千多年间,汉族由西而东,自北向南地移植,到了南海之浜,终于发现尽头。

    广东虽然汉化了,却保持了很多特性,尤其是它长期的商业和海贸活动,使它跟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建立起相当程度的有机关系。别的地区可以甘于独立自足,广东则惯于串连互易,因此它虽然远离中央,农业和商业发展水平也较高。却比大部份依机械模式组合的地区较不愿意独立,也较难独立。它的视野兼及全国和海外,它的心态开广而灵活。广东实在是中央学习向有机性组合过渡的理想伙伴。承认其作用和在运作上的独特性,积极地视它爲变端,双方才能更理智地合作,以一改二千年来中央遥远指挥,广东暗自变通的局面,这才是广东之福,中国之福。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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