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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张学良抗战战略的冲突

【博讯11月09日消息】   蒋介石关于对日全面抗战的计划,到1935年华北危机时已经成型。这一年追剿红军使得中央势力达于西南三省,蒋介石即已决定以西南为基地,展开持久抗战。他同时派胡宗南去西北,不仅是为了剿共,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大西北交通线,因为沿海一旦失陷,西北便成了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

  为对付日军在华北方面的进攻,当时计划分为冀察区、晋绥区、山东区,以宋哲元、商震守平津,晋绥军守雁门及娘子关,倘平津失守,宋商退守保定沧州,中央军进至漳河。

  这些在计划在1935年10月前即已经拟妥,同时已开始在河南修筑防御工事。10月,蒋并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前往华北、西北,向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人通报计划。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表明了他的方针:中国愿意对日本和平,但绝不再退让。

  蒋介石发表谈话时,张学良就坐在台下。他对中央的抗战决心,应当是了解的,根本不必等到西安事变后翻阅蒋介石日记方知。

  那么除了剿共政策外,他在抗战方针上与蒋介石的差别何在呢?差别就在:蒋介石鉴于中国的实力,不去主动求战,而张学良却以为可以靠苏联的援助,立即对日抗战,并且梦想主动出击,反攻东北。两种策略,究竟谁更有远见,后来惨烈非凡的抗战,已经作出了结论,不须我来多言。

  我读西安事变史料,见到那些关于“立即抗日”、“打回东北去”、“批判准备论”等等高调宣言时,不禁想起许永昌日记中的一段话:

  “今之欲与共党携手者,不是捐除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弥内乱以求统一,只是希望共党抗日,俄国助战,其偷懒本已可笑,乃愚到与虎谋皮。”

  “对抗日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甚至纠合抗日,此真时髦病与狂妄病,虎城、学良皆似之。”(博讯记者:中国魂)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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