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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为蒋介石祝寿 ◆

       

                             ·雷 颐·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蒋氏谕示“总统府”函知各方 “婉谢祝寿,以六事谘询于同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 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由雷震主办、一向争 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自由中国》便决定出“祝寿专号”,以回 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同时,身居美国的胡适收到国民党要员胡健 中的电报,要他写一短文为蒋祝寿,并专门提到蒋氏“婉辞祝寿,提示问题, 虚怀纳言”、希望胡适“坦直发表意见”的意思。胡适本来就参与了《自由中 国》的创办,并曾任该杂志“发行人”,与雷震关系素来密切,这次更是一拍 即合,便匆匆写就《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在当月的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一译艾森豪威尔)的两个 故事。一是二战结束不久,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 听有关部门汇报工作。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副校长只安排他会见各学 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联合部(Division)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 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把副校长召来不耐烦地 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这位副校长在纸上用铅笔认真算后说共有63位, 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 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 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 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 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 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 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 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 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 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 艾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 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Dick即当时的副总统尼 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自己仍打高尔夫球去了。

  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评论说:“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 做一国元首的风度”,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完全信任属下,“这是何等风 度!”希望蒋向艾森豪学习,并进一步劝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 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 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能本此 哲学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最后,“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 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 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 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 ‘乘众势’的元首呢?”   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确是大煞风景,必然触怒当局。同年12月,由 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 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随后又印行了长达 61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其中第三章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 又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 “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四小段,从这四 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有 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 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要“总 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更是“荒谬绝伦的言论”。“批 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 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到重 大挫折与失败。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 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所谓‘言 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都是骗人的”,“一味空谈民主自由,绝对不 能解救国家的劫运。”“别人讲民主,我们也讲民主,别人讲自由,我们也讲 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可笑的看法。须知各国国情不同,此时此地的台湾, 只有大家拼命来争取国家的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可取得;况且时代潮流趋 势,亦已由争取个人自由转而争取国家自由”,为了“消毒”,“我们就要大 大的发扬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不论是在学理上、 法律上、事实上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现在我们要高举起正义的大 纛,只要认为某些言论是反动的、荒谬的,就要予以无情的痛击。”这份文件 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替共匪摇旗呐喊”一 类,在时处“白色恐怖”的台湾,这可是杀头之罪。文件“要党内同志提高警 惕,分清敌我”,“要思想动员:进行思想战打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有组 织,有领导”,“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援,在党内进行大规模地思想动 员,而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 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要求在学校、军队、机关、工厂、农村、商 店,甚至家庭内、车船中都“随地作战”,“我们的武器是笔、是嘴、是报 纸、是杂志、是广播电台、是印书馆”,“思想作战要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 是战斗,以打击敌人,获取胜利的成果。”(《雷震回忆录》,第109- 145页)随后,台湾各主要媒体都按部署对自由主义这种“毒素思想”作了 大量的猛烈抨击。   这次“祝寿”,使台湾当局对《自由中国》更加忌恨,必欲封之而后快。 其实,本来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直率抒陈所见”、“坦直发表意见”, 表示“虚心研讨”、“虚怀纳言”,装出一副“民主”“开通”的模样,然而 一旦有人信以为真、其坦陈所想不合己意时,却又立刻翻然变脸,给人扣上种 各罪名,露出不容异议的独裁者的真面目。这分明是引蛇出洞,毫无信义可 言,所以对专制独裁者“直率抒陈所见”之类的号召,一定要慎之又慎,切勿 轻为所动。 (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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