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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2)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障东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师326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7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的学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至8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ParticipationintheKoreanWar,May1949-July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publication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

  [1]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000万元、12万支枪、500至600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000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5]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亿元人民币。

(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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