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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启圣: 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重新关注大跃进期间所造成的严重灾难,并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进展。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的这次饥荒,但由于资料上的限制,直到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原来封闭的某些资料得以公开,西方学者才能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由此可以理解,80年代的主要研究都是试图估算灾情的严重程度。其中一项比较权威的研究表明,这次灾难实际导致了三千多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对于这场空前浩劫的起因研究,一直要到90年代才有突破。但最早的研究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首先开始的,他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与此相承的研究在12年后才出现。中国留美政治学学者杨大利在1996年发表了他对大跃进和由此引起的饥荒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较突出的论点是,饥荒是由公共食堂这个非理性的社会制度所引致的。同时,经济学者对此也不甘寂寞,同样是留美学者的张欣和文贯中便在1997年发表了他们的分析成果。虽然其主要论点与杨大利的相似,亦即把罪名归咎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公共食堂,但他们更进一步地认为,1958年末和1959年初全国各地便已大规模地出现饥荒,由此在时间上可以排除掉众多其它引致饥荒的可能性因素,其主要起因是清楚的和单一的。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扩展至大跃进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的话,那么林毅夫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生产积极性的文章也应包括在内。

  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地介绍上述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并加以简短的评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此研究领域中的「西方观点」。

  一 饥荒的主因——过量的粮食统购

  在少数西方研究中国饥荒的文献中,伯恩斯坦1984年在《理论与社会》(Theoryand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可算是「经典」。伯氏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所采用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苏联斯大林式的不尽相同,后者刻意地通过价格「剪刀差」大量和有系统地榨取农民的剩余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虽然在土地改革后没多久便逐步实行集体化,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权利,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国家对农村的粮食统购只占总产量的25%左右,不算过重。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农民在逐渐失去他们对土地的各种权利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率和产出为甚么仍能向上增长。

  但过慢的工业化进程令毛愈发焦虑,率然在1958年批判「反冒进」和冬天大搞农业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农村成立规模较高级社大得多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伯氏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在「浮夸风」刮得极为厉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了要在十数年内「赶英超美」,不只工业材料的计划数字订得很高,就连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被要求达到天文数字。地方干部面对从上而下的巨大政治压力无计可施或投机迎逢,虚报粮食数字。1958年的粮食丰收,也助长了领导层盲目乐观的情绪,粮食的统购计划当然也随虚报的产量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地方干部根本很难就粮食问题和中央讨价还价(一些后来灾情严重的省份当时更是争相「献媚」),而由于公社规模过大和组织混乱,粮食的产出数字也没有被准确核实。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便导致了1959年和1960年粮食统购率猛增至总产量的39.7%和35.6%,然而粮食的总产量实际上却在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比1958年下降了30%之多。简而言之,大跃进期间造成的三年严重饥荒主要是由于政府在统购粮食方面「过了头」而导致的。

  诚然,1959年和1960年的粮食统购和出口都有显著增幅,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出现粮食短缺和饥饿的情况下,中央为何没有采取一些缓解的措施,例如减少统购,甚或对灾情严重的省份输入更多的返销粮?同理,当时地方政府为何不积极地向中央求救?更进一步问,是否所有的高层领导,如陈云、刘少奇和掌管粮食工作的周恩来都没有确切估计粮食的形势而向毛进谏?在举国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很难要求上层能确切掌握有关的统计数字,但他们还是应该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起码的认识和判断。所以把灾难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央领导层对现实情况缺乏掌握未免过于简单,甚至不可思议。事实上,伯氏也注意到毛是在「庐山会议」后才对农民处境的关注起了变化。在后来的研究中,杨大利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是在被彭德怀「挑战」后才为当时降温的大跃进进一步推波助澜,此时的主席并不关心农村可能因此而遭受的灾难。当然,谁都没法进一步对此加以引证,但假如这种说法成立,便说明了「偶然」事件往往可发挥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改写历史。

  伯氏的文章揉合了大量文字材料甚至文学创作,内容极为丰富。此外,他的观点也很鲜明,即认为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粮食的过量统购。可是文章并没有注意到省际之间的灾情差别,但十数年后杨大利的文章充分注意了这一现象并有详细的分析,容后详述。

  二 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

  林毅夫1990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发表了一篇甚具争议性的文章,此文虽涉及1958-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但其主要目的却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余年仍一直徘徊不前,这段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不但低于公社以后的时期,而且也低于从土改到公社成立的时期,而后者与人民公社一样同属集体经济时期。三年的农业灾害只是被附带解释的现象。

  林文从生产率变化趋势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开始分析。即同属集体经济时期,1952-1957年的农业生产率是上升的(当然包产到户后那段时期的升幅还要大),而1962-1978年的生产率趋势在一个低水平徘徊不前——尤其是这段时期已属公社正常运作时期,不比1952-1957年间农业生产不断经历组织上的激烈变动。林毅夫对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他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国家虽然曾在集体化过程中不断侵占农民的私有财产,但农民却在各种集体经济组织中一直保留着自愿退出这个经济组织的权利,即退出权。退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异常繁琐以致对其监督非常困难,所以要把集体生产搞好非得依靠农民自觉的生产积极性。在拥有退出权的前提下,那些「勤劳」的农民可不费吹灰之力地「监督」其它农民。道理很简单:农民只需核查集体的产出而毋须亲自监督相互的日常生产活动。如果他们发现实际产量低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那么他们便可行使退出权而变回自耕农。由于人人都知道社员享有这种退出权,大家就都不敢怠工,以防有人退社,甚至导致合作社解散而彻底地失掉「规模效应」(economiesofscale)。不幸的是,公社化后农民便不再享有这项权利,所以那些懒惰的社员在知道对方已「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开始偷懒,因为偷懒的好处全归个人所得,而其代价——产量和效率的下降——则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哪怕是只有少数甚或一个人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少做一点。据此,便解释了农业生产率为何在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徘徊不前。

  文章认为,相对于其它解释饥荒的传统因素,如持续三年的坏天气、公社规模过大、管理过于凌乱等,退出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公社化把农民最后一项权利也剥夺后,才出现1959年和1960年的严重生产滑坡,从而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而导致的。虽然林毅夫的目的并非为了解释这次灾难的原因,但他的这个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且和伯氏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三 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饥荒起因的崭新解释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造成大跃进期间严重饥荒的关键因素有了一个崭新认识。这个观点认为,饥荒的「起因」既非由政府的粮食统购过了头所导致,亦与生产组织遭受破坏无关;因为前者只能解释饥荒的持续恶化,而后者则侧重于解释人民公社化以后农业生产率和产量一直徘徊不前的现象。要解释中国这次空前的大灾难,非得从人民公社生产组织以外的有关政策和制度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不可。这个观点认为,饥荒是由一个乌托邦式的「非理性」消费制度(irrationalconsumptionsystem)所引发的。

  杨大利首先提出这个观点。在其研究大跃进与其后的农村改革关系的专着中,杨引用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来分析是次饥荒的主要起因。杨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元凶」。由于人民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如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资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人民公社里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导致西方经济学里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这个「寓言」是这样的:在一块由一伙人共同拥有的草原上,个别的牧羊者会不加限制地把他们的羊群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从而造成过度放牧。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多放一只羊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归个人,但其代价——草原供养过多的羊而遭受破坏——却是由所有人共同负担的。这故事有如下的寓意: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一定能为社会带来整体的效益,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不受约束的个人行为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寓言可被理解为:只有在私产制度下,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的境界。在人类的自私性格支配下,公有制由于未能防范「搭便车」(freerider)行为,稀缺的资源便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利用。

  若说以「公共产权的悲剧」尤其是从其中引伸出来的「搭便车」这一概念来剖析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组织情况并无太大新意的话,那么用大跃进期间公共食堂这一制度安排来解释便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公共食堂有两大特色:一、食堂里的食物供应是免费的;二、食堂不设供应量的上限(为求达到「各取所需」这一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如是)。由于吃饭不用付钱和不设食物供应上限,结果造成大量浪费。按张欣和文贯中引用的资料显示,原来可供六个月食用的稻米在短短二十天内便被农民在食堂内耗掉。

  这里或需指出,免费供应食物这一规定并不足以导致如上所述的社会整体后果。在资源稀缺的状况下,食物供应可根据个人的劳动强度、年龄和性别而加以设限。在此种免费配给(freebutrationed)的情况下,纵使食物仍会因需要集体处理而造成浪费,但起码在消费这一环节上可以避免走上「公共产权的悲剧」这条路。然而,由于食堂内的供应不设上限,甲农民少吃的「好处」很快便会被其它社会醒觉较低的伙伴消耗掉(dissipated),甲因此而变得没有动机去节约粮食。也就是说,在普遍的层次上,纵或社区内每一个人都有节约食物的动机,后者的利益却因为在制度上未能获得保障而趋向相反的行为——浪费;此亦即杨为何把哈尔丁(GarrettHardin)这一观点应用到人民公社,特别是公共食堂这一制度安排上。

  然则,我们不禁要问的是,究竟哈尔丁寓言里的牧羊者是否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处于相同的境况?需知道「公共产权的悲剧」这一寓言的寓意是:在「交易或协调费用」(transactioncosts)高昂的情况下,分散的个体(decentralizedagents)不一定能达成一致的社会共识,也不一定能有效监督个人的行为,其导致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悲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公社里的中国农民由于其私有产权被彻底剥夺,可能无法及时对1959年末恶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作出积极的反应;可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公社的组织完全不同于「悲剧」中的共有牧地。实际上,在公社中不存在社员之间就粮食消耗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的高昂交易成本,关键在于有无其它人——比如说基层干部——理性地、「因地制宜」地执行较有弹性的食堂措施?正如杨自己指出,中央并没有硬性规定各地必须或只能按照某一样板模式来建设公共食堂,是否建立和如何具体操作这些决定,到最后依然掌握在地方干部手上(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可抗衡上级意旨的干部)。笔者想在这里提出的一个观察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地方干部不一定非要按照一种办法来办公共食堂不可——即免费供应食物和不设供应上限。

  我们最近在山东农村调查碰到的一个个案甚具启发性。这个在「农业学大寨」期间被树为典型的村子(当时叫大队)和当时大部分的村一样搞了公共食堂,当时的食物虽然是免费的,但无限量供应只适用于农村的整劳力上,其余的人口只获得限量的配给。而且,为防止劳力多拿食物回家,不允许他们把吃剩的带走。如此一来,虽说公共食堂照办,食物也免费,但供应却是有节制的,这肯定会起一定的正面作用,从而减低浪费的程度。笔者相信,中国各地应有不少这类例子,问题是仍未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而已。

  「公共产权的悲剧」理论的另一疑点是,假如农民在办食堂之初已「不顾一切」地消耗食物的话,那么饥荒理应在更早——特别是在「庐山会议」前——便大规模出现。但现今的数据仍未能确切地支持这一可能性。再者,虽说农民可在二十天内吃掉六个月的粮食,但问题是,如此极端的情况在全国是例外还是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粮食是在秋季打上来的,但公共食堂却在1958年下半年才成立。即使有个别地方打上来的粮食在几个月间被彻底耗掉,这恐怕也只属例外,尤其是1958年被公认为粮食丰收年。就如杨自己也指出,是次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并非在大跃进的初始阶段,而是在1959年秋——即「庐山会议」后。杨指出,虽然公共食堂的出现造成大量食物浪费,然而各方面的客观条件仍未恶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关键的,自然是毛本人已意识到当时大跃进所导致的各种困难。1959年毛巡视湖北,他便对当地干部指控农民把粮食收藏起来的行为作出了直截了当的响应:「要是他们真的这样做我将会很高兴,我恐怕他们没甚么可藏。」

  事实上,杨虽然对公共食堂大加指控,然而却还不至于把它说成是这次饥荒的「罪魁祸首」。若非毛因为彭德怀对他的政策提出「质询」而将其冒进政策极端化,灾难的严重性还是可以减轻的。特别是在验证「公共食堂假设」时,杨只把这一制度安排视为象征大跃进期间一系列非理性措施中的一环,其它诸如取消自留地和工分制度、提升基本核算单位和采用与中国耕种制度不相符的种植方法(如密植和深翻)等,也是构成饥荒的基本因素。

  由于各地对响应搞公共食堂的号召不一致,其参与率亦因此有差别。杨的假设认为,参与率高的地方多属经济落后地区和新解放区,原因是当地干部希望藉此表达「忠诚」,从而获得主席垂青,以期得到提拔。计量分析显示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都重要。然而,在采用同样的变量来解释饥荒即死亡率在地区上的差异时,则只有干部的倾向此一变量才出现统计上的相关,杨亦因此而概括了造成这次饥荒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政治性的。至此,公共食堂极其量只不过是大跃进中一系列极端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这个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设,其成立的可能性在于:农民是否真能把一个丰收年度的粮食都在二十多天内耗掉?尤其是(1)与1959年相比,1958年的食堂参与率仍未算高;(2)当中的食堂实际上可采取较为灵活的措施来减轻浪费程度。即使当时全国大部分公共食堂因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足而从未采取过节约措施,也应该有一部分村庄(大队)在初步经历浪费后改变其制度安排,以节约稀缺的粮食资源。事实上,特别是考虑到毛在1959年中期曾经对大跃进的极端政策所造成的短暂冲击作出调整,笔者相信如下所述的个案应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

  在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公社里,原来就有372个公共食堂、社员12,000多人。到了1959年6月,省地委下文允许老百姓重返家里举炊,只要自己愿意,每人都可以获得定量分配而无需再到食堂进食。与前文提到的山东事例同出一辙,凤阳的经验告诉我们,类似案例所涉及到的集体理性行为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这便有力的反驳了集体(生产大队)只会对上级政策和命令作出机械性反应的说法。关键的问题是,公共食堂在这三年中是如何组织和操作的?其间又经历过哪些变化?我们对此所知甚少,这亦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 「公共食堂假设」和饥荒的时序问题

  若说杨未有对自己所大力倡议的观点持之以恒的话,那么张欣和文贯中则毫无疑问地将其发扬光大了。和杨如出一辙的是,两位作者的出发点是试图解释饥荒是如何发生的。考虑到它不仅是发生在一个粮食大丰收的年度,而且重灾区往往就是传统的粮食大省(如四川),他们认为传统上对饥荒的认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滑坡——并非造成这次灾难的深层原因。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众多的有关因素中,「非理性的粮食消费行为」(consumptionirrationality)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下面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得出此结论的。

  张欣和文贯中在文章中建立了一个以「实证推论」(heuristic)为基础的模型,囊括了那些和饥荒有关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生产滑坡(productionfailure)、粮食供应量减少(foodavailabilityfailure)、粮食购销政策上的问题(distributionorprocurementfailure)、突如其来的粮食需求的增长(demandshock)以及不理性的粮食消费行为(consumptionefficiencyfailure)。但是,他们在分析这些因素以前预先确定了一个看法,即饥荒并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始于1959年下半年,而对于某些省份来说,粮食短缺实际始于1958年末,也就是公共食堂成立后不久。支持他们这一论证的是1958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此算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个时候就出现明显的逆转。

  在这个大前提下,张欣和文贯中便逐一剖析模型里罗列的主要因素,以确定它们和饥荒的关系。按二人的说法,和生产有关的诸因素如天气、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工分制和取消自留地、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等等都和饥荒的发生没有直接关系。原因在于,以上罗列的种种变化是在饥荒被「激活」之后才出现的,它们至多是使灾情恶化,但绝无可能「引起」灾难。他们认为饥荒也并非由粮食供应量减少而引致,因为1959年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要高于1962年。1962年是属于「恢复时期」,灾情也早于此年前结束。虽然1959年政府从农民处征购的粮食确实偏高,但1959年的数据所反映的,却是同年4月至翌年(1960年)3月的直接统计数字,而灾情是在1959年4月前已开始变得严重了。简言之,两人认为政府购过头粮这一说法并不足以解释饥荒的起因。他们更进一步认为,饥荒并非由政府突然大幅度地把粮食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而引发,需要指责的反倒是政府没有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对重灾区作出及时的粮食调拨措施。最后,当时对粮食的需求量亦没有因人口急剧增长而增加,所以并无出现模型中列出的所谓「需求震荡」问题。

  在模型中罗列的五个可能导致饥荒的因素中,张欣和文贯中认为只有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才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他们认为,农民在无炊可举的情况下(因为煮食用具早已被集体没收)只能往公共食堂进食,由于食堂的食物是免费和不设上限供应的,「理性」的农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便开怀大吃。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当时没有搞公共食堂的话,那么这次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是否就能幸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张欣和文贯中的文章里也提到,即使没有公共食堂,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罗列的其它因素也都会构成灾难,关键只是其出现时序上的早晚罢了。他们试图强调:在诸因素中,公共食堂是「引发」这次灾难的导火线。在某种程度上,两人的结论和杨大利似乎是「殊途同归」,即他们无法为大跃进这场政治社会运动而导致的空前悲剧找出单一的答案。这并非由于他们的能力所限,而是当时的环境确实夹杂了各种各样的不定变量,每一个变量对促成这场饥荒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在目前对资料的挖掘和掌握都不甚全面的情况下,要将这一大堆变化中的政策、制度以及历史事件(如「庐山会议」)刻意地还原为单一的起因是不切实际的。

  五  小 结

  我们不难察觉,经过西方社会科学的「洗礼」后,留美中国学者(包括在彼邦任教的)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上已迈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共同点是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阐述和分析课题。有趣的是,无论他们的专业是以研究经济或是以研究政治为主,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近年广为流行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作为分析工具。但他们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与经济学者相比,政治学者除采用抽象的分析工具以外,亦更为注重史实,而经济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还原为较为单一的因果关系。这是社会科学领域里「分工」的一个现象。

  学术研究的进程是渐进和缓慢的。就如笔者在开首语中指出的,90年代以来,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已转移到探寻饥荒的根本肇因。下一步又将是甚么?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应是继往开来,深入钻研众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亦即继续研究当时有关生产、购销和消费的具体情况,从而希望确定它们对饥荒的影响。一般认为,1958年是个丰收年,但到底有多少粮食未被打上来?同样,学者们好象都接受了1959年和1960年购过头粮的说法,然而我们却仍未充分掌握各省(遑论村之间)返销粮的数据。最令人迷惑的是公共食堂当时的实际操作情况(包括刚成立时和日后所可能作出的调整),这里涉及多方面的方法学问题:它既涉及数据的搜集,又需进行大量文字资料甚至口述史的工作,从而帮助我们更具体的验证已提出的假设。在接受过严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训练后,或许是时候返回枯燥但更具挑战性的史料工作了。

(摘自网站:思想的境界)(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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