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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贴者注:下文摘自辛灏年先生所著《谁是新中国》(美国蓝天出版社印行)上卷第六章

  六  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一)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    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蜛。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39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40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41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了。”42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43

  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44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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