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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李静院长公开信/刘载南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13日 来稿)
    
    尊敬的李院长:
     您好!

    
    我叫刘载南,今年82岁,是一位退休工人。我岳父方文华是新四军第五师的将士,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解放后,岳父战友非常关心我家。如: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鲁明键(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人,其夫人梁立林原是习仲勋的老部下)于1983年陪同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到湖北省武汉市视察工作,分别受到省市领导及湖北省高院、武汉市中院、青山区法院等领导的宴请,鲁主任让我全程参与,有幸相识各位领导。特别是在郑天翔院长专程来汉接江华院长回京办理交接班的宴会上,介绍我认识郑院长。加之我妹夫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在其大力支持韩德培教授、马克昌教授恢复与发展武大法学院,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法学精英,如:万鄂湘等人才。
    我之所以给您写信,源于武汉市两级人民法院正发生着让人震惊的违背法治的案件。为便于您理解我的意思,请允许我从正在发生的一起原武汉市洪山区人大常委、洪山区委机关工委书记李平勾结武汉市中级法院民一庭余小乔、陈继红、武汉市洪山区法院院长程义光、民一庭副庭长刘亚青实施重大恶意诉讼案,诉讼诈骗我哥刘高国的遗产100万元说起,如果该案不予纠正,将成为武汉市法院第一大丑闻,将成为武汉市法院挑战新《民事诉讼法》权威的第一案,将成为中国法学教材中的经典反面案例。该案侵害我的合法权益、侵害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老师刘道玉夫人刘高伟教授的合法权益。
    为此,我用公开信的形式向您控告武汉市两级法院枉法裁判的事实,并请您依法予以纠正。其控告两级法院枉法裁判的事实如下:
    
    一、李平勾结法院有预谋地实施重大诉讼诈骗案的动机
    1992年,刘高国在洪山区委机关工委副书记岗位上离休。2003年,李平由洪山区关山街调任洪山区委机关工委书记,与刘高国没有共事经历。洪山区搞住房改革时,规定每位处级干部享受5万元购买100平方米住房的优惠政策,刘高国未享受。刘高国享受100平方米住房待遇,实际住房85平方米,刘高国要求补15平方米住房(其他处级老干部既享受5万元购买100平方米住房的优惠政策,又补15平方米住房),李平只补1万元,刘高国不要,李平就以刘高国的名义在银行开户,将1万元住房补贴存入银行(2006年3月),由机关工委的工人谈征保管。由此产生私人恩怨,所以刘高国举报李平贪污,故李平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已久。李平利用公权力干预刘高国立遗嘱显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这是李平勾结法院有预谋实施重大恶意诉讼案,诉讼诈骗刘高国100万元遗产的动机。
    2010年10月14日,刘高国在医院因病去世。因刘高国孑然一生,由其二弟刘载南率兄弟及后人在刘高国家里(群光广场背后)守灵,李平派司机小傅将卖花圈的老板(门面在理工大一带)送到刘高国楼下。该老板自称与李平关系不一般,区委、区政府官员去世,其灵堂地址均由李平第一时间通知他。其花圈卖给区委、区政府200元/个,卖给逝者亲属150元/个,门面卖50元/个。仅刘高国一例,区委、区政府等部门共买二十多个花圈。李平利用职权向他人输送利益的事实证明李平贪得无厌;证明刘高国举报李平贪污属实。
    
    二、李平指派王振国在刘高国的亲属中寻求同案犯
    2009年6月27日,刘高国打电话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振国让他到陆军总医院商量转院一事。在我女儿刘慧珍送王振国时,王振国让刘惠珍要刘高国立遗嘱,遭到刘惠珍的拒绝。
    2010年2月9日,在王振国的车上,王振国向刘高国的小姑妈刘菲比提出:让刘高国立个遗嘱,遭到刘菲比的委婉拒绝。
    2010年2月9日至3月5日期间,王振国向刘战峰(刘高国侄子)提议:让刘战峰要刘高国立遗嘱,遭到刘战峰的拒绝。
     刘高国一住院,王振国就迫不及待要求亲属让刘高国立遗嘱的行为极不寻常,这是李平指派王振国在亲属中寻求同案犯的证据。
    
    三、李平指派王振国、谈征胁迫、诱骗刘高国立遗嘱
    2010年5月13日至6月18日间,刘高国在市结核病防治所住院,刘高国聘请表弟余允伍在医院任护理;刘高国聘请四弟刘高忠的女儿刘志给其送饭。 2010年5月18日晚上,因余允伍在病房外洗脚,所以刘高国从病床上摔下。当晚,余允伍告诉刘志,刘志打电话王振国,故刘志未到医院看刘高国,也未及时告知长辈们。
    第二天上午,刘志按计划将余允伍支回家,由其代之。谈征受李平指派来医院,诱骗刘高国订立遗嘱。谈征称:刘书记打电话我,说有事找我,让我来医院,具体事没说。我来医院后,刘书记说:“因刘高伟生病的时候没有去看望她,委托你送刘高伟1万元,送李平、王振国、谈征各2000元。于是我到医院对门的交行ATM机上取2万元(因跨行取款,支付20元手续费)”。显然与谈征、王振国证词中的第一句话“2010年5月19日谈征去医院给刘高国送住医费用”相悖。根据《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于同年5月14日从刘高国工资卡取5000元(工资卡余额20956.05元),5月17日由王振国去医院送10552.90块钱(含报销费5552.90元)给刘高国,根据住院常识及刘高国差钱的情况,刘高国一定会在5月13日住院之前,要谈征送钱,而谈征、王振国却拖了5天才给刘高国送钱,该事实证明谈征给刘高国送钱非常不及时。而刘高国摔倒的第二天(5月19日),谈征在刘高国不差钱的情况下,却来医院问刘高国需要钱吗?显然此举反常。谈征在法庭上,又未出示手机通话记录证明刘高国给她打电话,故谈征的证词为虚假证据,而两审法院却故意采信谈征的虚假证词。
    谈征、王振国的《关于刘高国生前立遗嘱经过的说明》称:“谈征纪录后,当天回单位向李平书记和王振国主任作了汇报。李书记说,最好写个东西,由刘高国本人签字、、、、、、”。谈征在一审作证时,称:“我第二天就向李书记汇报了,李书记就开会研究一下,说让刘高国写个书面东西”,显然谈征、王振国的证词与谈征的证言相矛盾。即:谈征、王振国的证词是谎言,不具有证明力。谈征《记录》正是谈征写的东西,只需刘高国签字就符合李平的上述要求。李平却要兴师动众,召集王振国、谈征开专题会议,显然于法无据,于责无关,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相悖,这是公权力侵犯私权的典型案例,是李平滥用职权,有组织、有预谋、有部署地实施诉讼诈骗的证据。会上李平决定由王振国、谈征于5月21日去医院,利用个人服从组织的党性原则,胁迫刘高国服从组织决定(服从李平决定)订立遗嘱。王振国在去医院的路上,打电话给刘志,要刘志一起去欺骗刘高国立遗嘱。
    在刘高国病房里,王振国要刘高国立遗嘱,遭刘高国拒绝,刘高国要立公证遗嘱,王振国说:“我是政府”。在王振国、谈征、刘志的胁迫、欺骗下,刘高国被迫在谈征书写的代书遗嘱上签字,而代书遗嘱的代书人谈征、见证人王振国却不敢签字;且代书医嘱称:“刘志为我的继承权人”即:该代书遗嘱从形式到内容均违法。故刘高国的遗嘱是由李平导演、王振国、谈征、刘志表演,共同胁迫、欺骗刘高国的产物,是李平有预谋地实施重大诉讼诈骗案的事实证据。
    
    四、李平炮制的代书遗嘱违背刘高国的真实意思
    刘高国于1929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至1984年任科级干部。1985年进步任洪山区委机关工委副书记(副处级)。
    刘高国堂妹刘高伟的夫君刘道玉于1981年任武大校长,1983年,原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向胡耀邦总书记推荐刘道玉担任武汉市长一职,因刘道玉拒绝,并向中央推荐吴官正担任武汉市长一职,所以吴官正一上任,就与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同志一道,请刘道玉推荐一批人才到武汉市工作。在此背景下,刘高国被进步了。加之,刘高国多次请求刘道玉帮助解决洪山区委、区府主要领导的子女上大学及毕业分配等问题,故刘道玉、刘高伟夫妻有恩于刘高国。特别是在刘高国生病间(2009年—2010年),刘道玉(1933年出生)三次到医院,代表刘高伟(1933年出生,在同一时间刘高伟在家生病)看望刘高国。刘道玉儿子刘维宁是加拿大航天局首席科学家,每年仅有部分时间在中国科学院、中科院上海分院、北大、武大等科教机构工作,故刘维宁的时间就是金钱。刘维宁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刘高国的家里,代表刘高伟看望刘高国,上述简要事实证明刘高国与刘高伟的兄妹情长,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血浓于水的兄妹情长。
    2010年5月7日,刘高国打电话王林燕(三弟刘高济的女儿),说:“我去世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由刘道玉、王林燕、单位负责办理后事,我将房子捐给家乡学校做图书馆;送给刘高伟1万元(因病未好,未看望刘高伟,故送1万元礼金刘高伟);按5000元/桌的标准请单位人员吃饭;请全体乡亲吃饭。”王林燕将刘高国上述安排,告知刘道玉及长辈,得到刘道玉及长辈的支持。该事实证明刘高国后事安排的受赠者——“希望工程”获赠房产;刘高伟获赠1万元钱。同时证明刘高国的大爱精神及对刘高伟兄妹情长。
    刘高国多次表示病好后,去看望刘高伟,因病未好,无法实现诺言,故刘高国在后事安排中,特别交代送1万元给刘高伟。而由李平炮制的代书遗嘱违背刘高国的真实意思,将刘高国欲送1万元给刘高伟的兄妹情扼杀在摇篮,严重侵犯了刘高国兄妹的合法权益。
    
    五、李平隐瞒遗嘱真相受益者是刘志、李平、王振国、谈征
    刘高国于2010年10月14日去世。刘高国法定继承人刘载南决定由刘文汉(刘高济的儿子)负责办理后事,在此期间,李平等人采取欺骗手段,利用人的自私天性,对王林燕说:刘高国留下遗嘱,遗嘱只有刘志、王林燕的名字,让王林燕误会有继承遗产的份,致使刘高国顺利下葬。而遗嘱中刘高国的全部遗产由刘志继承,与王林燕一点关系没有,该事实证明李平、王振国等人欺骗成性。
    演员侯耀文于2007年6月23日去世,家庭因遗产纠纷,导致侯耀文三年不能下葬。依据侯耀文一案,如李平不采取欺骗手段,隐瞒遗嘱真相,刘高国至今不能下葬,每天要消费刘高国的遗产,直到弹尽粮绝。如果刘高国长期不能下葬,势必引起区委领导关注,李平、王振国、谈征的犯罪事实可能被曝光,这是李平不愿意发生的一幕,亦是李平要隐瞒遗嘱真相的原因。所以刘志、李平、王振国、谈征是故意隐瞒遗嘱真相的受益者,李平、王振国、谈征、刘志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是诈骗刘高国遗产的犯罪团伙。
    
    六、李平、王振国、谈征企图贪污刘高国银行存款6万元
    2010年4月8日,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刘高国委托谈征代管工资卡(招行卡)。截止刘高国去世,谈征代管刘高国的工资卡上活期存款21851.68元、定期存款52143.78元;商业银行活期存款10096.52元(住房补贴),累计:代管银行存款84091.98元。
    刘高国去世,在李平隐瞒遗嘱的情况下,根据《继承法》刘高国8万元存款应当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故李平、王振国、谈征必须将代管的8万元交给法定继承人办理后事,而法定继承人要求李平将全部存款交出,李平却欺骗法定继承人,让谈征于10月14日下午送1万元;让王振国于第二天上午送1.18万元,并说刘高国没钱了。因2万元买不起九峰山公墓,故只有葬于老家——青山区武东街刘家塘坊,而老家正面临城中村改造,其墓地将被拆迁,致使刘高国九泉之下,还要被李平折腾。李平、王振国、谈征既不是遗嘱执行人,又不是继承人,只有将刘高国8万元存款移交给法定继承人的义务,而不能擅自充当决定者的角色。李平、王振国、谈征隐瞒刘高国存款6万元的事实证明李平、王振国、谈征企图贪污刘高国的存款6万元。
    
    七、支持盗窃房屋“两证”证明李平等与刘志是一伙
    刘高国去世后,其房门钥匙由五弟刘高尧保管。因刘高国房屋两证隐藏屋内,为达到诈骗刘高国房产的目的,刘志须入室盗窃,盗窃刘高国房屋两证。2010年10月27日是刘高国二七祭日,刘志找刘高尧要钥匙,被刘高尧拒绝。为此,刘志与刘高尧大吵一架。第二天,刘志请示李平,在李平的支持下,刘志以李平、王振国的名义,找到刘高国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经办事处同意后,找到刘高国所在地的锁匠,将刘高国的房门锁撬开,并重新更换刘高国的门锁。实施了入室盗窃,盗走刘高国的房屋两证。该事实证明李平支持刘志盗窃刘高国房屋“两证”,说明李平、王振国、谈征、刘志是犯罪团伙。
    
    八、李平指派王振国私自签订刘高国的房屋拆迁协议
    2010年11月15日,洪山区启动群光三期项目拆迁,刘高国房屋属拆迁对象,项目为区政府重点项目。如果刘高国房屋无法签订拆迁协议,区领导一定要过问,所以李平再次欺骗我。如:刘高国尸骨未寒,李平一边背着我为刘志出具证词《关于刘高国生前立遗嘱经过的说明》(2010年10月22日),一边欺骗我,说见证人认为遗嘱有问题,所以未签字,让刘志起诉工委。故我才委托子女参加李平于2010年12月7日,主持《关于处理刘高国同志的房屋拆迁及屋内遗物有关事项》会议,确定:由刘文汉、刘慧珍、刘志、刘战锋四人共同负责刘高国同志房屋拆迁及房内遗物的处理。
    2010年12月13日,李平违背会议原则,擅自发函指派王振国前往区拆迁办洽谈刘高国房屋拆迁事宜,王振国背着刘文汉、刘慧珍、刘战锋三人,于2010年12月25日,私自以工委名义与武汉市通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刘高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于2011年1月17日,由王振国召集刘文汉、刘慧珍、刘志、刘战锋在王振国办公室与武汉市通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进行谈判,在王振国主导下,出台《关于刘高国同志的房屋拆迁补偿备忘录》,确定:房屋补偿款及房屋安置户型经办人与拆迁单位共同协商同意,委托机关工委办公室代管,待继承人确定后,由工委办交还继承人。根据《关于处理刘高国同志的房屋拆迁及屋内遗物有关事项》、《关于刘高国同志的房屋拆迁补偿备忘录》,均未决定委托工委代签刘高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且签订刘高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出台《关于刘高国同志的房屋拆迁补偿备忘录》的时间倒置。该事实证明李平擅自充当刘高国房屋的所有者,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
    九、谈征、王振国挪用侵占刘高国3.5万元的事实
    法院应我的要求调取《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及我提供的《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住院病人费用汇总清单》证明谈征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证明谈征、王振国挪用、侵占刘高国的医药费3.5万元;证明王振国、谈征是遗嘱的受益人,与刘志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其事实如下:
    1、《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王振国于2010年3月1日领取14116.30元的医药费。《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2月领取14116.30元的医药费,而谈征向上诉人提供《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领取14116.30元的医药费(无时间)。《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3月9日领取5552.90元的医药费。《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4月20日领取5552.90元的医药费,显然谈征向法院提供《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存在明显的时间上造假,即谈征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
    2、《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王振国于2010年3月1日领取14116.30元的医药费。《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王振国将14116.30元的医药费分拆为4116.30元、5000元、5000元,分别于2010年3月19日、4月7日、4月13日交给刘高国,既没刘高国签名,又未将14116.30元医药费存入刘高国的存折上。《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3月9日领取5552.90元的医药费。《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王振国于2010年5月17日交给刘高国5552.90元医药费,既没刘高国签名,又未将5552.90元医药费存入刘高国的存折上。《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6月21日领取17660.20元的医药费。《刘高国住院报销费、工资卡支出证明单》证明谈征、王振国将16060.20元的医药费分拆为5000元、5000元、5000元、2000元,分别于2010年7月23日、8月11日、9月1日、9月26日交给刘高国,既没刘高国的签名,又未将16060.20元医药费存入刘高国的存折上。该事实证明谈征、王振国挪用刘高国医药费35729.40元和侵占刘高国的银行利息及有贪污医药费的嫌疑。
    3、《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住院病人费用汇总清单》证明刘高国于2010年2月9日入院,于2010年3月5日出院,总费用17605.80元。《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王振国于2010年3月1日代刘高国申请报销总费用16121.40元,显然与2010年3月5日才出院的总费用相差1484.40元,刘高国享受90%的公费医疗,即1484.40元,应报销1335.96元。《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住院病人费用汇总清单》证明刘高国于2010年5月13日入院,于2010年6月18日出院,总费用21161.80元。《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证明谈征于2010年6月21日代刘高国申请报销总费用20150.52元,显然与总费用相差1011.28元,刘高国享受90%的公费医疗,即1011.28元,应报销910.15元。而两笔报销款1335.96元、910.15元下落不明。故我申请法院继续调取另外四份《洪山区医药费报销粘贴单》(我在举证期,向法院申请调取七份证据,法院只调取三份。其三份均发现问题)并及时查明上述两项报销差额,而刘亚青答应我的要求,却言而无信,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上述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枉法裁判,其企图掩盖谈征、王振国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昭然若揭。
    4、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3月19日至2010年9月26日期间,由谈征、王振国自收自签刘高国医药费及工资达73729.40元(另外2009年7月18日至2010年3月18日期间,由谈征、王振国自收自签刘高国医药费高达6万元,共计13万元)显然谈征违反职业操守。依据谈征向法院提供伪证和谈征、王振国挪用刘高国医药费35729.40元及侵占刘高国利息的事实,加之刘慧珍在协和医院亲自目睹王振国要刘高国在其写好的1万元收条上签字的事实,我可以合理推理谈征、王振国贪污刘高国的医药费、工资高达数万元。
    
    十、李平勾结一审法院实施诉讼诈骗,造成刘高国兄弟不和
    根据法定房屋继承程序,提交公证遗嘱或办理继承权公证,总而言之,绕不过公证环节。作为具有地方立法资格的洪山区人大常委李平(懂法),肩负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而李平明知非公证遗嘱是无法办理房屋继承的情况下,却以组织决定胁迫、诱骗刘高国立非公证遗嘱,与立遗嘱初衷是避免亲属之间发生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相悖。并采用一系列欺骗手段,实施诉讼诈骗,造成刘高国死不瞑目,造成刘高国兄弟(平均78岁)间不和,破坏社会和谐。
    1、刘志于2011年1月4日出具《起诉状》。我的代理人于同年2月21日收到法院传票,在法院看到王振国、谈征出具证词。第二天质问王振国为什么欺骗?王振国无言以对。于2月28日质问李平为什么欺骗?指出刘高国已死,刘高国遗嘱未指定工委是遗嘱执行人,要求李平依法公布刘高国的银行存款、抚恤金、医药费报销等财务账目。于是李平说这场官司打不了,代理人问为什么?李平说:“他记得《起诉状》存在错误,并向代理人指出《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4日,即刘高国尚未去世,所以不能打官司”。
    李平打电话程义光要撤诉,程义光立即打电话审判长刘亚青,谎称我的代理人投诉刘亚青传票发错。于是刘亚青指示书记员顾青打电话代理人,因不知道代理人的电话号码,顾青于3月1日打电话给刘战锋,让刘战锋通知代理人去法院一趟。因代理人工作繁忙,于3月9日到法院送申请书,顾青说:“你向程院长反映我的传票发错了?”代理人说:“没有啊!是洪山区委机关工委书记李平说:‘《起诉状》的落款时间写错了’,仅是笔误”,其后,程义光让刘亚青作撤诉处理,(2011)洪民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2011年3月14日)称:原告刘志以其起诉状存在笔误,会影响本案的审理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准予原告刘志撤诉。该事实是李平勾结程义光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重大诉讼诈骗案的事实证据。
    刘志于2010年1月4日出具《起诉状》的诉求:请求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刘高国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区委七层楼1幢1单元402室的房屋全部归原告继承。并且随起诉书提交如下五份证据。
    证据一:被继承人生前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区委七层楼1幢1单元402室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
    证明诉请所列房产属于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
    证据二:遗嘱一份。
    证明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方式将全部遗产交由原告继承。
    证据三:立遗嘱经过说明一份。
    证明遗嘱内容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的体现,遗嘱形式合法。
    证据四:证人证言一份。
    证明原告对被继承人尽到了照顾义务,并且证明立遗嘱的过程有三位在场证明人,遗嘱反映的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
    证据五:洪山区工委出具的证明一份。
    证明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
    以上证据证明我不是刘高国的家属,只是刘高国的亲属;不能证明我在所谓“被继承人部分家属一再阻挠,使得原告无法顺利的继承遗产”的事项中有任何具体民事行为,我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刘志的具体民事行为,显然就不可能侵犯刘志的合法权益。故我与刘志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第108条之规定,刘志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程义光对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根据《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之规定,应当追究程义光的法律责任。因我的代理人于2011年2月28日,要查刘高国的银行存款,于是李平勾结程义光启动案前设计的第二套预案,谎称传票发错,被我们揭穿后,程义光以(2011)洪民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刘志撤诉。
    2、2011年4月,我再收传票及起诉状,该起诉比上次减少被告刘战锋;增加新诉求:请求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刘高国在银行的存款全部由原告继承(价值约8万,以法院调查具体数额为准);事实与理由与上次一模一样;具状时间2011年3月26日,在裁定撤诉后,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却增加新诉求,重新起诉,显然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经法院查明,刘高国的银行存款掌控在李平、王振国、谈征之手,即李平、王振国、谈征是阻扰刘志继承刘高国银行存款诉求的被告,刘志的该项诉求与我没有任何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显然刘志错列被告。程义光再次对明显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暴露出李平勾结程义光、刘志撤诉的原因:在李平设计起诉第一预案时,李平认为我们全是阿斗,没人怀疑李平、王振国、谈征贪污刘高国的银行存款6万元,而我们就是要通过查刘高国的账,收集李平、王振国、谈征贪污的证据,此招,导致李平自乱阵脚,暴露李平勾结程义光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重大诉讼诈骗案。
    3、刘志的诉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刘高国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区委七层楼1幢1单元402室的房屋全部归原告继承;(二)请求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刘高国在银行的存款全部由原告继承(价值约8万元,以法院调查具体数额为准)。因我与刘志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所以刘志的两项诉求是滥用诉权的事实证据。而一审法院没有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刘志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对遗嘱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将本案诉求篡改为确认之诉,显然违反不诉不审的诉讼原则,并将第二项诉求的被告李平、王振国、谈征列为原告(刘志)的证人,即被告为原告出庭作证,显然一审法院滥用审判权,属严重地的审判程序违法,践踏法律尊严。
    
    十一、刘亚青制造非法调查笔录,犯下枉法裁判罪
    1、2011年8月10日上午10点20分钟,刘亚青、顾青在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让一病区的杜鹃、黄海两医生一起接受调查,制造一份被调查人为杜鹃、黄海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程序、实体均违法,严重违背禁止证人串供的法律原则,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8条之规定。如:调查笔录的形式为一问一答。刘亚青却采取一问二答的形式,将杜鹃的谎言取代黄海的真言。制造了虚假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是刘亚青的违法证据。
    本案分别于2011年6月3日、6月13日开庭审理,一审审判长、主审法官刘亚青于2011年8月10日上午10点20分钟,在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制造非法调查笔录。因制造调查笔录的时间与开庭时间倒置,显然该调查笔录未当庭出示,未听取当事人意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之规定。刘亚青将非法调查笔录作为定案依据的行为是徇私舞弊,是枉法裁判的事实证据。
    
    十二、余小乔、陈继红公然在判决书上造假
    (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303号《判决书》称:“上诉人刘载南、刘高济、刘高尧未就上诉主张事实予以举证证明,故本案代书医嘱应为有效,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二审庭审笔录证明申请人当庭进行了举证,被申请人进行质证,对申请人举证的19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书面信息无异议。显然(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303号《判决书》公然造假,上述事实是二审主审法官陈继红徇私舞弊,实施枉法裁判的直接证据,故二审庭审笔录可以推翻原判决。
    综上: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为谎言;3、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4、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5、本案是由李平等人勾结武汉市两级人民法院制造的一起诉讼诈骗案;6、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侵害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老师——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夫人刘高伟教授的合法权益。尊敬的李院长,我是82岁的老朽,从未做过被告,这是我的悲哀。为此,刘道玉很生气,让我相信司法,我们一定要将恶人绳之以法。故恳请您垂注该案,惩治法官败类,为武汉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致以
     问候!
     刘载南
     2014年8月13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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