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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1活着“陈水总”,冤狱13年再遭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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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6日 来稿)

杨景众:我做错了什么?:一个活着“陈水总”的发问——致周强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鉴:
    

    我叫杨景众,汉族, 1958年4月27日生,江苏苏州市人,户籍地址:苏州市临顿路208号,现住苏州市齐门外大街梅林新苑13幢204室,联系电话:18662140214。
    
    临顿路208号,苏州市中心观前街东口,我居住40余年,房屋系沿街店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该地段已经热闹非凡,邻居们打开临街的墙开店,看见别人生意红火,我母亲也学着大伙临街开了一个窗口,设了一个柜台买卖书报杂志,在书报杂志市场潜力一无所知的时候,老太太一下子捕捉到了商机。
    
    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没有超常的智商,靠的是自己的住房做些生意赚些家用。之后,全家人员租住在外,并且盘租了隔壁207号的店铺,将书店扩大。十多年里,先后开过“新一书店”、“学术书苑”、“国泰法律专业书店”、“苏州平江区古香阁书店临顿路门店”。
    
    “古香阁书店”号集体企业,而非个体经营户,95年注册成立,曾经为主管街道长期安置了数位待业人员的就业。
    
    1998年1月,我受聘于中国书店出版社,妻子继承我母亲经营的书店也被吸纳为出版社在苏州的门市。出版社出具的办理变更文件将书店更名为“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古香阁书店。”
    
    1998年3月中旬,我与出版社发行处王建国主任一同至上海新华书店图书批销中心,恰谈图书批销业务。当日双方以“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门市部”、“上海新华书店图书批销中心”草拟了供销合同,合同上供贷方盖了章,我因公章不在身上未盖。一式叁份的合同由我带回苏州盖章。
    
    考虑到变更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古香阁书店名号的执照仍在北京申领中,冒失用出版社名义盖章做法欠妥,所以之后一直没盖章,相隔叁天,我专程上海,向上海图书批销中心说明原委,在征得对方同意下,重新签订了内容文字相同,冠名“苏州市平江区古香阁书店”为销货方的新合同,这从上海图书批销发货清单、结算凭证、银行托收凭据及销货发票都可印证。
    
    1998年8月底,苏州市税务开始分税制。统一要求企业设立专用纳税帐号,书店在建行苏州市平江路办事处的帐号因此变为专用纳税帐号,期间上海图书批销中心两次办理托收结算,第一次将付款人名称误写为“苏州古旧书店”而遭拒付,后一份在帐号用途发生变更,基本结算变为纳税专用,再遇建行拒付。银行拒付理由写明:该单位在我办往来很少,平时用于交税。
    
    1998年9月初,书店在建行办理销户,“销户”只在履行帐号变换的手续,唯有履行原有帐号销户,才能要回人民银行苏州分行颁发给企业开设基本结算帐户的开户许可证书,再向其他银行重新申请开立基本结算帐号,企业只准一个基本结算帐户,这是常识。
    
    1998年9月5日,书店在华夏银行苏州支行(现在升格为分行)营业部重新开立了新结算帐户,并迅速告知各相关业务单位,包括上海图书批销中心。上海图书批销中心也曾经同年10月初,在我华夏银行办理过17万余元的托收,书店兑付了这笔货款。
    
    1998年全年,书店分13次从上海图书批销中心进货码洋150万元,实洋100万元,其中付款17万余元。这样一件企业间的债务纠葛本来只能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但事隔一年后,上海图书批销中心报案,上海闸北警方赴苏,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将我刑拘。
    
    1999年9月7日我遭刑拘。第一、二天关押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警方采用极其凶残的暴力手段,将人双手反绑吊打长达30小时,三颗门牙被打掉,接着是车轮大战,不给休息,不给进食,48小时连续审讯。于1999年9月9日深夜,才将我送进灵石路900号闸北看守所,遍体鳞伤的我在看守所连续高烧,看守所于9月12日将我送进甘泉医院急诊求治。
    
    在拘捕我的同时,上海警方将书店的三个门市及办公场地查封,在窃得第一份未经我盖章的作废销售合同后,他们销毁第二份合同。始终不承认有苏州平江区古香阁书店签章的第二份合同。但他们拙劣的做法抹不了事实,上海图书批销中心发货清单,结算凭证及银行托收凭据始终写着“苏州平江区古香阁书店”而非“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门市部”。上海图书批销中心只认定古香阁书店才是合同的签约主体,而不是其他主体。
    
    1999年10月14日我被正式逮捕。
    
    2000年3月10日、3月16日、6月8日、6月15日进行了一审审理。6月20日、6月28日、7月21日、8月30日、9月15日二审审理。
    
    公诉人起诉的罪名:杨系挂靠街道个体业主,冒用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门市名与被害单位签订批书协议,骗得码洋150万元,实洋100万元的图书后,低价销售,个人花用,捏造我“提供虚假税号及无资金帐号,骗得货后,销户逃匿。”
    
    庭上,我再向法官陈述,建行帐户用途变更后,书店即刻在华夏银行开展结算业务。1998年10月初由该银行向上海图书批销中心兑付过17万余元的货款。并且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我书店华夏银行现金支票一份,试想证明书店确实在华夏银行存有帐号的事实。
    
    可诡异的是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华夏银行苏州支行营业部2000年4月14日签发的协查证明,内容为“无以苏州市古香阁书店名义设立帐号”。庭上,我请求法庭出证据证人出庭质证时,遭到了拒绝。
    
    华夏银行这份书证是至关重要的,印证了二审裁定书中法定“古香阁书店于98年9月予以销户,对这情况杨没有告知被害单位或采取相应的补求措施”,“关于杨将华夏银行之帐号告知被害单位也得不到证人、证言的印证”。
    
    那么华夏银行的书证能不能被一、二审法院用作量刑定罪的依据呢?
    
    我现在向公众公布的三份新证据足以叫人哗然:第一份是我在监狱服刑期间,与妻子离婚的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2004]金长一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写明:华夏银行苏州支行营业部古香阁书店开户帐号上有存款人民币2055.19元。华夏银行苏州支行营业部提供的存款查询情况……本院予以确认。”第二份证据是华夏银行苏州营业部提供的该协查存款通知书的回执原始影印件。
    
    第三份是我刑满释放后于2008年11月24日在苏州华夏银行取得的。内容为:“苏州市平江区古香阁书店曾在我们开立结算帐户,因长期无往来,已于2003年转入久悬未取帐户。”三份证明绰绰有余可以签证华夏银行苏州支行营业部2000年4月14日出具给上海检方“无以苏州市古香阁书店名义设立帐号”的书证是伪证。
    
    2008年11月24日,我询问华夏银行负责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出具伪证明,该负责人详细阅览了我的判决书、裁定书。指出:“错误就在公诉人向银行查询的是苏州市古香阁书店,而你帐号全称为‘苏州市平江区古香阁书店’。漏掉了‘平江区’三个字,电脑搜索就无从发现。”
    
    是呀!一、二审判决裁定书都认定我是苏州市平江区古香阁书店经营者,可为什么上海检方在取证时是以“苏州市古香阁书店”的呢?就为了省略三个字,他们清楚少了‘平江区’三字就搜索不出古香阁书店与上海图书批销中心结帐的线索。
    
    我知道,在全世界刑侦阶段都是有罪推定的。公安和检察不推定和认定嫌疑人有罪,他们还公诉什么?但我不曾想到他们靠捏造证据,获取罪证而有罪推定,照理说疑罪从无是在法庭审理阶段,排除一个人的嫌疑而结案应当在法官的审判下。可我偏偏碰上的法官眼花、疏漏、枉法。

2000年6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身裁定我刑期13年。
    
    2000年11月17日我被移押上海提蓝桥监狱服刑。
    
    2008年10月31日我被提前刑满释放。出狱后,我一直没有停止伸冤,无数次寄出送达的申诉材料,长期未被正式受理,绝望的呼声,一开始就淹没在茫茫的体制海洋中。
    
    2008年10月31日,刑满释放了,回到苏州,想以居住人的身份回到原居住房。依靠原有店铺入住谋生时,才知道被拆迁了。住了40多年的临顿路208号住房、207号店铺,2000年被苏州市府列入临顿路南段街景拓宽项目,户主系我母亲,常住人口5人。
    
    一纸拆迁行文,一条街的居民都得走人。2000年8月4日平江区政府动迁办在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擅自与我(现已离婚)妻子办妥了拆迁协议,协议规定:1.安置补偿基准人数4人(我母亲,前妻、女儿、岳母)因我在上海服刑,户籍注销,剔除在安置补偿范围。2.今后住房自行解决。3.补偿款7万余元。拿了安置补偿款的妻子,将我母亲安排进养老院,自己带着女儿改嫁了。
    
    2001年9月12日,我母亲病死在苏州虎丘养老院。
    
    在不告知,不征得被拆迁权利人同意下,肆意拆毁我住房、我店铺。剥夺了我回归社会后的居住、谋生。“住宅不受侵犯”是宪法赋予我的公民居住权利,不能因为这个公民要担负刑事责任,况且,我是被上海公、检、法漏掉三个字而冤狱13年,剥夺了人身自由,还要剥夺他出狱后的居住及开店权利。四年来,没有固定住所,也曾沦落街头,回苏州的前四年,因为没有固定住所,派出所不给办理申报户口,申领身份证。09年9月为了刑事申诉上北京,因缺少合法有效证件,被北京警方以涉嫌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活动扣押了叁天。
    
    四年来,我为申诉自己的冤案跑遍了上海、北京的各级法院、检察院,为了落实住房要回店铺跑遍了省城南京、苏州的相关部门,但结果仍是处处碰壁。2010年4月,我申请了行政诉讼。苏州平江区法院概不受理,理由就是个人无法告政府。经过多次交涉,平江法院最同意以民事诉讼受理。
    
    但被告不是平江区人民政府动迁办,而是平江房产建设公司,可平江房产建设公司不是拆我房屋的主体呀!花费了肆仟元诉讼费后,我不清楚如何告该公司。
    
    开了一庭,法官就判决我败诉。理由很简单:“徐凤萍(前妻)于2000年与动迁办签订安置协议时,原告正在服刑期间,徐凤萍与原告仍系夫妻关系,其对此有家事代理权。”
    
    法官的认定简直是放屁。最高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代理权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这就包括涉及处理不动产或住房拆迁等重大事项,夫妻双方应一致同意签有授权委托书。也就是说:不动产、拆迁等一般数额价值较大,其处分需要经过登记或其他手续,不能归于日常事务之中。
    
    《物权法》97条,《合同法》48条也都规定:“如果房屋真的属于夫妻双共同拥有的话,夫妻一方的处分,必经得到配偶的书面授权,否则买卖合同无效。”
    
    最为恶劣的是我向被告要求公示临顿路拆迁安置补偿依据时,被告仅用一九九五年苏州市建委制定《苏州市古城区街坊解危安居工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来蒙骗搪塞。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九五年建委的《办法》是用在95年10号、16号、37号街坊改造上的安置补偿。《办法》后记明确阐明:本《办法》仅适用于街坊解危安居工程拆迁。《办法》与2000年的临顿路南段拓宽街景工程毫无关联。
    
    庭上,我向法官提供了苏州市人大常委会1998年11月9日颁布的1999年1月1日生效的《苏州市城市房屋捭管理条例》,唯有该《条例》是真正临顿路南段拓宽街景改造工程的补偿安置依据。
    
    《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被拆除房屋为共有产权的,共有人应当共同书面推选代表或者共同书面委托代理人与拆迁人办理拆迁协议。
    
    《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拆除非住宅房屋中的经营性用房,拆迁项目范围内建造营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项目范围内或者就近给使用人安置营业用房,不建造营业用房,拆迁人可以用异地的营业用房安置使用人。
    
    人大通过颁布的《条例》在2000年拆迁我房屋、店铺时得不到落实,事隔十多年,想通过司法途径讨要《条例》内容的落实,平江法院又不采纳,平江法院的做法可谓野蛮得近乎疯狂,视原告人命如草菅。正义之水太少则舟不动;愤怒之水太多则舟倾覆。这道理大家都懂,唯独苏州平江区法官不懂。
    
    我是个绝对底层人物,在被各个政府机关踢了五年的皮球,政府、法院仍然黑着脸推脱,把我往死路上逼。你们总是不把欺压底层人物当做欺压。从我刑满释放开始,为了刑事冤案及拆迁安置补偿,我走尽了目前制度允许的救济途径,上访和诉讼法律。这些途径有效吗?在遭遇这些狗官和公共部门时,得到的救济可谓九牛一毛。
    
    上访是当局认可的合法途径,各地区各部门都设有信访局和接访办,但同时也往往组建截访机构。致使如我,信访办收到申诉材料,也是层层批转,杳无音讯。稍懂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上访是皇权统治的遗风,是按照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的理念设计和运作的,冤民只能寄巴望青天老爷的慧眼和父母官的开恩,上访与法治理念肯定相悖。
    
    上访维权基本无用的情况下,本想法律救济就成为最主要的维权归途了。“无救济便无权利。”法律救济靠的第三方实施,似乎让人可获得真正相信和感受到,在受到伤害、侵害时,法律总能出面救济、保护他们。而凭我经历的,现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刻在剥夺和侵犯弱者的权利。不是良法而恶法,使正当公民权利处处被剥夺、处在“非法”生存状态。
    
    从我拆迁诉讼上看,法律阶位上是颠倒的,法律大于宪法,法规、规章大于法律,而地方文件又大于法规、规章。法官,法律知识和能力缺失,执法玩法,官员弄权弄法,违法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苦逼百姓状告无门,甚至告状违法。09年9月我上北京最高法申诉就被关押叁天。罪名是“涉嫌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活动”,轻则不理不睬,中则制你败诉,重则被抓被关。我明显感到,眼下现实中法律救济可获得性的概率太低。
    
    公民借助行政、法律提出冤情,诉求,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公民要用法律、法规对抗政府这些年来,政府都采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方式来对抗公民,解决不了拆迁问题和其他诉求事件,他们就唆使公民打官司,只有败诉的判决书一出,再闹就可以逮捕你。你提出正确的要求,我没法满足你,就用“法律”来搪塞你。你用“法律”躺在地上打滚,我政府国家也包裹着“法律”的外衣躺在地上“打滚”,法律是我制定的,更是我掌握的,我打起滚来,你老百姓可没办法。
    
    我十五年的人生经历道尽一生的悲凉和凄惨,记录下这个时代的耻辱以及权力的蛮横与无情,个人的保障、利益和安全零落成泥碾作尘。牧师马丁·尼基拉在《忏悔文》中写道:“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者,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我长久为之感动,这样的警句不只是警醒,你本想只在家门口摆一个赖以最低生存的小摊,城管来了,他们将你最卑微的梦砸烂。我明白权利的本质,它不是个体与世无争,而是个体无止境地和权力抗争。我清楚权利和自由,从来不会自动到来,相反,却从来只有随时随地被剥夺,被抢走。
    
    今天我向领导写信,只想您能关心一下一位最底层百姓在两大诉讼中遭遇的冤枉和不公,督促你属下纠正。否则我也只能以死来抗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畏人间,不畏地狱,奈何以地狱惧之?
    
    此致
    
    大安!
    
    苏州公民杨景众敬上
    
    二O一三年六月廿五日

附: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00)沪二中刑终字第314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景众,男,1958年4月27日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苏州市,初中文化程度,苏州市平江区古香阁书店经营者,住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平江路南显子巷居委会临顿路208号。因本案于1999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闸北区看守所。
    
      辩护人傅继业、周宝余,上海市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景众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二○○○年六月十五日作出(2000)闸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景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贺豪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杨景众及其辩护人傅继业、周宝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1998年3月底,被告人杨景众在中国书店出版社业务员王建国的陪同下至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图书发行中心(以下简称发行中心),谎称其是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古香阁书店业务负责人,要与发行中心建立购书关系。当天,杨景众以“中国书店苏州门市部”的名义与发行中心签订了一份《关于建立沪版图书供销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发行中心提供沪版书籍,发行中心在发货后两个月内向杨托收书款。被告人杨景众提供了税号及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平江办事处(以下简称建行平江办)的帐号。从1998年4月2日至同年10月13日,被告人杨景众及杨的雇员陈根富从本市沪太路780号发行中心发货处分10次,提走码价为人民币150余万元,实价为人民币100余万元的各类图书。所得书籍销售得款后被杨景众用于个人投资、花用或将部分书籍用于抵债。同年8月3日,发行中心以NO.090272号凭证托收书款9万余元,同年9月11日收到建行平江办的拒付理由书,理由为“税号不对”,并注明“该单位在我办,往来很少,平时用于交税,帐上余额较少,无法扣滞纳金,且经我们多次催促,才交凭证,并填拒付书”。同年9月4日,发行中心以NO.091177号托收书款35万余元,同年9月16日收到银行退回的托收书,注明“已销户”。发行中心发现被骗后,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6月,多次派人至苏州找杨景众或与杨景众电话联系,杨避而不见或以谎言搪塞。至案发,被告人杨景众分文未付书款。公安机关接报后,于1999年9月7日将被告人杨景众抓获,从杨处查获各类书籍码价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属被害单位的图书码价为人民币20万余元,并从杨个人开设的酒吧内扣押了价值人民币5万余元的彩电、空调等物。 以上事实,有苏州市平江区观前街道就业管理所出具的材料证明,被告人杨景众的苏州古香阁书店系挂靠该所的企业,实为个体,同时又证明在该管理所管理范围内没有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古香阁书店;杨景众与发行中心签订的《关于建立沪版图书供销协议》证明,杨景众以“中国书店苏州门市部”的名义与发行中心签订了购书协议;发行中心报案材料,证明杨利用该协议从被害单位处分十次提走了码价为人民币150余万元,实价为人民币100余万元的图书;证人田作强、叶鸿康、贺新玲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杨景众以中国书店苏州门市部的名义与发行中心签订图书供销协议,杨提走各类图书码价为人民币150余万元,实价为人民币100余万元,两次托收书款均遭拒付,之后多次以各种方式寻找杨景众未果,至案发杨景众未支付一分书款;发行中心的银行托收凭证、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平江办事处的拒付理由书及退回的托收书证明,杨提供税号不符、存款不足用于交纳税款的帐号,由于被告人杨景众的上述行为影响了该行的信誉,叫杨立即销户,故杨于1998年9月予以销号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景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杨景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追缴非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
    
      被告人杨景众上诉提出其没有谎称“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门市部”或“中国书店出版社苏州古香阁书店”的名义与发行中心签订购书协议,双方之间系经济纠纷,不是合同诈骗。
    
      杨景众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景众以苏州古香阁书店的名义与发行中心签订购书合同,不存在虚构事实。杨在签订合同时提供的国税号是真实的,发行中心托收书款时正值税号统一变更,故税号不符的责任不在杨景众。苏州古香阁书店的开户银行建行平江办在拒付理由书上注明“该单位在我办,往来很少,平时用于交税,帐上余额较少,无法扣滞纳金,且经我们多次催促,才交凭证,并填拒付书”,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辩护人为此提供了一张华夏银行的现金支票,以此证明杨景众在华夏银行开有帐户,并告知了发行中心。另外,有部分书籍系陈根富提走,杨景众提走书籍的确切数不清。建议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一审诉讼程序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杨景众合同诈骗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杨景众冒用他人名义,向被害单位提供虚假的国税号,并用余额较少的帐户作为付款的途径,在被害单位催要书款时,又避而不见,并将其销售所得用于抵债,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
    
      被告人杨景众供述,其与发行中心签订合同时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只想将书拉回,销掉赚些钱派用场。其销书所得款用于开设酒吧或个人开销,部分书籍用于抵债,因无力支付发行中心书款,故多次避而不见。杨景众的供述证明其与发行中心签订合同时就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杨景众提供给发行中心只是平时用于交税的银行帐户,建行平江办的存款明细帐证明古香阁书店存入该行的款项最多不超过1,000元,使发行中心第一次托收书款因税号不对、存款不足遭到拒付,第二次因销户又遭拒付。关于税号问题,经查,苏州市国税局、地税局出具的材料证明苏州古香阁书店的国税号为320503137841847、地税号为320503137894201,无一与杨景众提供给发行中心的税号320505200203447相符。且在合同签订的前后,古香阁书店并不存在合并或设立分支机构,亦即不存在税号的变更。由此证明,杨在签订合同之初,故意提供虚假的税号,无履行合同的诚意;关于销户问题,建行平江办出具的材料证明,古香阁书店拒收托收票据,影响了该行的信誉,该办通知其立即销户,否则将强行销户,故古香阁书店于98年9月予以销号。对这一情况杨没有告知被害单位或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致第二次托收书款遭拒付。杨景众将销售的书款或用于投资、开销,或将部分书籍用于抵债,并以各种理由避而不见,至案发分文未付,表明杨有支付书款的能力而故意不付。被告人杨景众的行为,证明其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提供税号不符、存款不足的银行帐号,提取被害单位的书籍,销售得款不予支付书款,之后以各种理由避而不见,至案发分文未付,其行为不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而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构成合同诈骗罪。
    
      关于辩护人提供的一张华夏银行的空白现金支票,不能证明杨的书店在该行开设帐户,且华夏银行苏州支行营业部于2000年4月14日出具的材料证明该营业部“无以苏州古香阁书店名义设立帐户”,关于杨将华夏银行之帐号告知被害单位也得不到证人证言的印证,故辩护人的此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
    
      关于被告人杨景众收到码价人民币150余万元、实价人民币100余万元书的事实,有证人陈根富证言证明,陈于1998年10月离开古香阁书店,之前所提书籍全部交给杨景众,且有发行中心证人田作强、叶鸿康、贺新玲的证言,发货清单等证据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认为杨景众提走书籍的确切数不清的理由与本院查证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人杨景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景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取得被害单位的货物予以销售,销售得款用于他用不予支付货款,之后避而不见,诈骗被害单位货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法院根据杨景众犯罪的事实、性质及给被害单位造成的损失等情节,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沃春芳 
    
    审 判 员 包锦玉 
    
    代理审判员 逄淑琴 
    
    二○○○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管勤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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