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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还未开,我家网线又被切断了/郭永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4日 转载)
    
    
     马上要召开十八大了,市国保已打过多次电话,说要过来找我。我说,有什么事就直接电话上说吧,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何必专门跑一趟呢?

    但他们还是很“敬业”,10月24日这天下午3点多钟,他们专程来找我。这可是我被迫搬家后,第一次在新落脚地接待他们。想起清贫如洗的自己,经常被这些国保驱赶,如同流浪狗一般漂泊不定,无法让妻子孩子过比较安稳的生活,这着实让我很恼火。
    他们说还是在辖区警务室见面,我说就不要在警务室了吧,在随便别的什么地方都行。他们常常没事找事,动不动就约我到警务室喝茶谈话,我对之早已厌倦。我是无辜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可他们每到某些关键的日子,总要来“关照”我,不厌其烦,这实在让我受不了。所以,我只要一接到他们的电话,厌恶与烦躁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他们一般都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当然这是领导的安排,否则他们也懒得理我;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只是为了那份很不错的收入。这些人多有高学历,有的还读过硕士,前些年他们曾对我说,他们现在每月拿两万元,如果有人多给一万元,他们也愿意跳槽。
    他们靠纳税人养着,却专门整治我这样一个优秀正派的公民,甚至是有意制造灾难,迫害我。按常情,他们整人时,应该有所不忍,但时间长了,他们竟然也越来越麻木了。但他们总觉得是我与他们过意不去,故意给他们制造麻烦,因此就“理直气壮”地打压我。每次的谈话,他们都像审判犯人,彷佛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最公正的执法者,可是实际上,他们的一切做法都不敢公开,每次找我谈话时,都不让旁人靠近。
    而我也放开了,每次见面都会调侃:“腐败领导又安排你们限制我什么来了?”他们轻微一笑,然后一本正经地给我一条一条地细说他们的要求;每说一条,后面都有严厉的威胁,比如不这样就怎么怎么的,并且还以我遭遇过的拘留、劳教、砍杀为例,简直让人冷汗嗖嗖。这种感觉过去比较强烈,但现在我有点无所谓了,习以为常嘛。
    这次他们来了两个人——还有一个没来,自2005年底以来,他们已与我打交道有7年了。因为是新住地,这次见面,他们还是把我拉到了警务室,并且也拉来了片儿警和村官。我一向很豁达,畅所欲言,面对两位陌生人,我先自我介绍,并申明我的主张:公民监督政府及官员;彻底铲除腐败,还社会公平正义;鼎力支持温家宝倡导的政改;不反政府不反党,但坚决清除腐败。我对他们说:实际上,我是在捍卫国法尊严,维护共产党的形象,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可是腐败权贵则把我当成被管制和维稳的对象;你们打压我,就是帮凶。
    他们听了,不置可否。接下来,市国保便给我说起“配合条款”:第一,不能再见山东维权人士杨林先生了;第二,不能见广州来的郭春平,因为他是很危险的人,经常上街举牌搞活动;第三,不能参加深圳的聚餐活动,也不能去其它地方;第四,从今日起不能再往海外投稿,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立即做出处理;第五,可以继续写文章,但不能评论习近平和江泽民,文章要等十八大结束后才发表;第六,不能公布辖区民警和国保的电话,等等。
    以上谈话,让我最忧心的是不让我投稿,因为我靠稿费生活。我当时就反驳:如果不投稿,那我的生活费怎么来?我写作只是为了谋生,而且发表一篇文章非常难,你们说,关于我的生活费该怎样补?他们对此不做任何解答。
    最后,他们很客气地说:“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需要社区提供帮助,就直接告诉我们。”我说:“除了钱,还需要什么帮助!”他们问我要多少钱,我说给两万,保证不写一篇文章。他们听了,只是一笑。
    谈话就此结束,我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很不幸,和他们才说好,我的网便被断了。由于国保的要求,深圳电信局拒绝将我的电话和网线迁移到我的新居,我好不容易找人拉了一根网线,才用了不到半个月。27日上午、中午,我的网线用得好好的,下午3点多,我带孩子出去玩,晚上回家后,却发现我的网线被切断了。立即打电话问原因,对方本来要帮我马上恢复,可当我报了号码后,他突然改口,说政府切断了全村网线,要半月之后才能开通的。我说:这怎么行,如果你不能保证服务,那就退钱吧!对方很爽快地就答应退款。
    没有了网线,那么我就只能使用移动或联通了——但如果这样,加上设备,我总共要再花2000元左右。我没有固定收入,这笔开支对我太大了,我实在承受不起。很明显,国保对我的收入完全掌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掐断我的脖子。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也实在太脆弱了。深入想一想,在如此流氓专政的国家,如果没有政治靠山,谁又不如此呢?
    政治权利是最大的人权,如果公民没有政治权利,其它所有的人权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唯有逃到国外才得安生。此论有重庆事件为证!
    2012年10月28日于深圳贫民窟
    注:之所以及时发表此文,是鉴于国保违约,断了我的网线。
    联系电话:1371445964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1期 2012年11月2日—11月1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034
    郭永丰
    马上要召开十八大了,市国保已打过多次电话,说要过来找我。我说,有什么事就直接电话上说吧,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何必专门跑一趟呢?
    但他们还是很“敬业”,10月24日这天下午3点多钟,他们专程来找我。这可是我被迫搬家后,第一次在新落脚地接待他们。想起清贫如洗的自己,经常被这些国保驱赶,如同流浪狗一般漂泊不定,无法让妻子孩子过比较安稳的生活,这着实让我很恼火。
    他们说还是在辖区警务室见面,我说就不要在警务室了吧,在随便别的什么地方都行。他们常常没事找事,动不动就约我到警务室喝茶谈话,我对之早已厌倦。我是无辜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可他们每到某些关键的日子,总要来“关照”我,不厌其烦,这实在让我受不了。所以,我只要一接到他们的电话,厌恶与烦躁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他们一般都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当然这是领导的安排,否则他们也懒得理我;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只是为了那份很不错的收入。这些人多有高学历,有的还读过硕士,前些年他们曾对我说,他们现在每月拿两万元,如果有人多给一万元,他们也愿意跳槽。
    他们靠纳税人养着,却专门整治我这样一个优秀正派的公民,甚至是有意制造灾难,迫害我。按常情,他们整人时,应该有所不忍,但时间长了,他们竟然也越来越麻木了。但他们总觉得是我与他们过意不去,故意给他们制造麻烦,因此就“理直气壮”地打压我。每次的谈话,他们都像审判犯人,彷佛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最公正的执法者,可是实际上,他们的一切做法都不敢公开,每次找我谈话时,都不让旁人靠近。
    而我也放开了,每次见面都会调侃:“腐败领导又安排你们限制我什么来了?”他们轻微一笑,然后一本正经地给我一条一条地细说他们的要求;每说一条,后面都有严厉的威胁,比如不这样就怎么怎么的,并且还以我遭遇过的拘留、劳教、砍杀为例,简直让人冷汗嗖嗖。这种感觉过去比较强烈,但现在我有点无所谓了,习以为常嘛。
    这次他们来了两个人——还有一个没来,自2005年底以来,他们已与我打交道有7年了。因为是新住地,这次见面,他们还是把我拉到了警务室,并且也拉来了片儿警和村官。我一向很豁达,畅所欲言,面对两位陌生人,我先自我介绍,并申明我的主张:公民监督政府及官员;彻底铲除腐败,还社会公平正义;鼎力支持温家宝倡导的政改;不反政府不反党,但坚决清除腐败。我对他们说:实际上,我是在捍卫国法尊严,维护共产党的形象,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可是腐败权贵则把我当成被管制和维稳的对象;你们打压我,就是帮凶。
    他们听了,不置可否。接下来,市国保便给我说起“配合条款”:第一,不能再见山东维权人士杨林先生了;第二,不能见广州来的郭春平,因为他是很危险的人,经常上街举牌搞活动;第三,不能参加深圳的聚餐活动,也不能去其它地方;第四,从今日起不能再往海外投稿,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立即做出处理;第五,可以继续写文章,但不能评论习近平和江泽民,文章要等十八大结束后才发表;第六,不能公布辖区民警和国保的电话,等等。
    以上谈话,让我最忧心的是不让我投稿,因为我靠稿费生活。我当时就反驳:如果不投稿,那我的生活费怎么来?我写作只是为了谋生,而且发表一篇文章非常难,你们说,关于我的生活费该怎样补?他们对此不做任何解答。
    最后,他们很客气地说:“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需要社区提供帮助,就直接告诉我们。”我说:“除了钱,还需要什么帮助!”他们问我要多少钱,我说给两万,保证不写一篇文章。他们听了,只是一笑。
    谈话就此结束,我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很不幸,和他们才说好,我的网便被断了。由于国保的要求,深圳电信局拒绝将我的电话和网线迁移到我的新居,我好不容易找人拉了一根网线,才用了不到半个月。27日上午、中午,我的网线用得好好的,下午3点多,我带孩子出去玩,晚上回家后,却发现我的网线被切断了。立即打电话问原因,对方本来要帮我马上恢复,可当我报了号码后,他突然改口,说政府切断了全村网线,要半月之后才能开通的。我说:这怎么行,如果你不能保证服务,那就退钱吧!对方很爽快地就答应退款。
    没有了网线,那么我就只能使用移动或联通了——但如果这样,加上设备,我总共要再花2000元左右。我没有固定收入,这笔开支对我太大了,我实在承受不起。很明显,国保对我的收入完全掌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掐断我的脖子。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也实在太脆弱了。深入想一想,在如此流氓专政的国家,如果没有政治靠山,谁又不如此呢?
    政治权利是最大的人权,如果公民没有政治权利,其它所有的人权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唯有逃到国外才得安生。此论有重庆事件为证!
    2012年10月28日于深圳贫民窟
    注:之所以及时发表此文,是鉴于国保违约,断了我的网线。
    联系电话:1371445964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1期 2012年11月2日—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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