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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万岁——兼答李悔之与杨恒均先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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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万岁

    
    
    

——兼答谢李悔之先生和杨恒均先生
    
    

非常感谢李悔之先生和杨恒均先生!
    
    《时间开始了,王炼利们的梦破碎了》、《我为何写博客——奥巴马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两篇博客,将为我的此篇博客多引来一点网络世界的关注——我的确需要关注,因为我被人们误读已久。我是一直在找机会,想亮出一个本色的“我”,这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我本人负责。
    
    

我比李悔之更有资格“悔之”
    
    
    李悔之先生的文章说了我很多好话,我觉得受之有愧。他写我“并不像普通小青年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林副主席语录),而是喜欢读《安娜·卡列妮娜》,爱读唐诗和《红楼梦》——”后一句是说对的,前一句大错了。那时,我真正是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即使读《红楼梦》,我认为我也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我这样反击批判我的人:“毛主席还提倡看《红楼梦》呢,我又没有学宝黛谈恋爱,我为什么不能读?”至于他老人家说书读得越多越蠢,他老人家是在说别人呢,他自己不是满屋满床的书?难道他自己就想当蠢人?
    
    我比李悔之先生大概大八、九岁左右,1966年就是红卫兵一个,在我看来,“李悔之”还论不上他“悔”——他当时还是个“幼童”,而我已经是“少年”,参加了文革全过程。虽然我从没有动过“武”,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文攻”,我是“积极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当仁不让的。这样紧跟领袖,一是相信“领袖说的不会有错”,二是未成年的我已经看懂,只有这样,才会有政治前途——那个年代,没有了政治前途就没有了政治生命,没有了政治生命,对每一个“想进步”的人来说,活着还不如死了。
    
    我积极参与“文攻”而没有介入“武攻”,能说自己在文革中没有伤害别人吗?当然不能!当我们呵斥别人“要老实交代”时,我们就在伤害无辜;当我们大义凛然喊“打倒”时,我们就在伤害无辜;当我们辱骂别人是“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时,我们就在伤害无辜。“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骂“顽固派”的原话,我们以“毛主席教导我们”为武器,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然而在当时,只有这样伤害别人,才依稀看得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个道理,直到我自己也成为“批判对象”后,我才懂得反省。可惜,我的众多同龄人或比我年长的人们,他们至今不懂得反省,至今拒绝反省,这些拒绝反省的人中间,很不幸地有不少是现今中国的高官!
    
    
    

李悔之先生也误读了我,问题在哪里呢?
    
    
    
    李悔之先生为我鸣不平,很多感触来自今年一篇有关我的报道,报告的导读这样写:“她是一名退休女工,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却始终不甘接受平庸的生活。为此,她刻苦钻研经济学,逐渐获得了一些认可。尽管她仍然要面临窘迫的生活和身份的尴尬,但她用坚持告诉人们,一个寻常人,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
    
    我不得不告诉李悔之先生,这不是我,而我正努力着摆脱那个“被描写”的“我”!我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平庸”本与我不占边,我更没有“因此”去研究经济学,我成年以后的全部研究工作,也不是为了“圆学术梦”。我少年时是个非常浮躁的人,浮躁的人不会有“学术梦”,也就谈不上“圆梦”。初中时是对“国际政治”有兴趣——我初一就读了《共产党宣言》的繁体直排单行本,但更多是在向往着“出风头”。既然想“出风头”,那只要“紧跟形势”,总能“出”上“风头”。所以,我进了工厂,根本不像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读大学”的同学感到灰心丧气,而是坚信工厂也是“大有作为”的天地,于是,我“积极投入运动”,批斗大会领呼口号,亢奋非凡也得意非凡!直到亢奋得意到自己变成了人轻人贱的“精神病”,才逐渐懂得什么才是人间的正常生活!
    
    那么,记者怎么会把我写成了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的媒体有着“不让提文革”的戒律!记者告诉我,“上面”不让提文革,因此只能“避开文革”来写我。可想而知,“避开文革”, “自强不息”的王炼利为何自强不息,就没有了来龙去脉!于是,王炼利就“被成为”这个样子——几十万字的呕心沥血的文章,不过是为了“圆梦”而已!几十年的奋斗挣扎,不过是不甘接受平庸生活而已!
    
    这还是我吗?这当然不是我,而无数因看了这篇报道而感动的人们,实在是浪费了自己的感情!在我看来,这个“王炼利”非但不值得大家感动,还很讨嫌:她对过正常退休生活的邻居“瞅都不瞅一眼,”你王炼利有什么了不起?为名片上只有“王炼利” 三字感到无奈,这王炼利也太猥琐!嫌“退休女工”掉价?那你就在名片上加“著名”两字,如今时兴的!
    
    至于王炼利“希望文章能成为传世之作”,那不是“希望”,而是铁定的事实——《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影响房价的真正原因》铁定就是王炼利的传世之作!说到王炼利站在北京大学校门前 “不敢进去”,真的说错了——真实的王炼利的确在1998年第一次到北京时在北大门前伫立良久,并且的确是没有进去,不过这不是“不敢进去”,我生怕亵渎了第一次北大之行——三十出头的年轻记者实在不明白北大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就在同一天,我在沙滩红楼前也伫立良久,一首短诗从心口流出:“这里,才是我心目中永恒的北大,我少女时代心中的圣殿。如今,我正一步步坚定地走近你——沿着五四大街。”
    
    我不拔高自己,但我的确是为了追念“五四”前辈特地来瞻仰沙滩北大,我的北大情结如此之深,源于我还不满八周岁已经兴致盎然读完了《青春之歌》(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在我上学前,我已经识了很多字),我是林道静的“粉丝”。
    
    林道静的“粉丝”,不会像逛隆福寺那样去逛北大!
    
    林道静的“粉丝”,也不可能是今年记者笔下的“王炼利”。
    
    我不认识这个“王炼利”。这个“王炼利”,可厌!
    
    记者将我写拧了,我不怪记者;我只是对“不许谈论文革”、“淡化文革”的规定不满,极不满!
    
    李悔之先生不知道这些。
    
    
    

我多么羡慕李悔之杨恒均!
    
    
    
    李先生、杨先生的文章点击率高,看得人多。留言也多。赞美他们人有,骂他们的人更多。特别是李悔之先生的博客,几乎每篇都是反对的要远超过支持的,超出的倍数还相当可观。有时,反对数还超出点击数,使人挺怀疑李悔之先生的为人之道。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羡慕他们?难道连他们挨骂我也羡慕?某种程度上,我真的“连他们挨骂也羡慕”!因为他们可以有表述自己观点的畅通的通道,虽然他们很“惹骂”,那也是发表文章后得来的结果,人们误解也好,正解也好,别有用心曲解也好,他们总算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至于删贴,那也是文章发表后的结果,说不定,经过这么一删,这文章看的人还更多!我呢?我可没有这么幸运!
    
    2002年11月,我写了被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先生认为“应该在中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写完后,我四处找发表的渠道,我知道,只要能够有地方发表,我的文章肯定震撼——我是一张张图表一个个数字在说明问题,人们会知道份量。遗憾的是,所有的平面媒体在知道了我的身份后,都拒绝了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在2003年1月9日和7月倒是两次表示要做访谈,却因为周正毅事件的戏剧性收场而收场。无奈中,我试着将文章在《南方网》上发表,这才被上海《房产之窗》网发现并转载,由此引起了整个上海房地产网站的轰动。有了这次“轰动”,才引出我后来的一系列剖析中国房地产业的文章以及涉及民生的一系列文章。并在中国的房地产网特别是“焦点”房地产网上,造成了一系列震撼效应。我的“名声”由此而来。2005年春,《博客中国》网在我根本不知晓的情况下,将我的《对中国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挂在“学术”栏目,当我发现后,我感到无比欣慰,从此养成读《博客中国》文章的习惯,不过那时我还不明白“博客”是怎么回事。2006年春天,为了给我的《“实用”的目的,无序的现状,昂贵的代价——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失》寻找更多的读者,我在《博客中国》上首开博客。那段时期,是我的博客高产期,因为古川先生每见我发一篇文章就给我放上头条,这大大鼓励了我,写博客的兴致要看有多少看客。
    
    当然,羡慕李悔之先生杨恒均先生不是妒忌他们,他们的声望是该得的,是他们辛勤写博客的意外收获。然而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写博客。一来我没有他们敏捷的思路,二来我没有他们见多识广,三来我写文章的特点是没有数字支撑我基本不说话,即使数字说话,我坚持三不引用:1来历不清我不引用,2.来历不权威我不引用,3.搞不清数字的统计定义我不引用。这样一来,我虽然能对读者负责,却也决定了我的文章不可能“高产”。在博客上不能高产,意味着我以往积攒的名声会逐步“透支”,在《博客中国》上是基本透支已尽。于是,我眼看着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在房地产问题和其他民生问题上口若悬河却有明显漏洞,而我化了大功夫得出的研究成果却发不出声,那种骨鲠在喉的憋屈,可以用“痛苦”两字形容!万般郁闷到今年7月,凤凰播报的英俊小伙泰然“发现”了我,他毫不犹豫将我在两、三年前写的文章推向《凤凰博报》,点击率是震撼的:《影响房价的两点真正原因》点击率41.9万,评论1300条;《房改方案为什么都讨论不到点子上?》点击率27.7万,评论近两千条,《正视中国收入真实状况,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点击率57万,评论3300条。人总有虚荣心的,我自然将博客的主阵地向凤凰网转移,不想,就在我兴兴头头的八月里,泰然离开了主编的岗位,我重返郁闷状态!我怎么能不郁闷?那篇与中国亿万人有关的《建立<居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点击率才一千多,这个政策建议我认为是简单可行的,与亿万人利益相关的,却偏偏缺乏亿万人的关照!
    
    李悔之先生和杨恒均先生,我怎么能不羡慕你们?
    
    
    

李悔之和杨恒均为什么会挨骂?
    
    
    
    我在羡慕李悔之先生和杨恒均先生的同时,也在为他们的挨骂找原因。我找到原因了。
    
    他们呼唤民主呼唤反对特权,怎么会招来一浪又一浪骂声?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的呼唤不见“上面”有实质性的呼应。只要“上面”少有实质性的呼应,他们有得挨骂了。
    
    中国人对“民主”各有各的理解,在对“民主”的词义解释上,真是“民主”得可以。而我对“民主”的理解则坚持来自古希腊民主大本营的本意: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民主”的本意就是指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所以,“民主”如果没有“权利”作支撑,就不能反映“民主”的本意。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当家作主,主人是需要有权利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舆论导向误导得够可以,误导到老百姓只将劳保福利当成权利,而不知道有其他重要权利。在中国,选举权是领袖给人民的,而不是人民该有的,这点最高领袖曾说得很清楚:“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那么前溯到1908年大清朝制订的《钦定宪法大纲》,其中 “臣民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清王朝也是“准其自由”的。两者一对照,皇帝“准其”臣民自由,与1949年以后领袖“给”人民权利“给”人民自由,有区别吗?我认为没有区别——权利自由都要从“上”而来,“上”不给,权利自由就没!
    
    在我看来,十八世纪末的西方资产阶级——当时的社会地位卑微者要比二十世纪的中国“主人”有觉悟,他们说“我们所以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 (西耶斯)。这是告诉当政者,权利是我们争来的,不是赐予的,谁当政,谁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概念非常清楚。
    
    不过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的舆论机构从没有向人民这么灌输过,于是, 1957年,国务院【政习字】第64号通知只消“通知”一下,就取消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对进城农民“立即遣返”、“随到随遣返”、“稳定灾民情绪,不使外逃”、“防止农民大量盲目流入城市”、“将农民稳定在农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还命令“各城市一律不许随意招工用人”——这到底是“人民有权当家作主”的反映,还是基本权利被剥夺的反映?(这份通知早已解密,在北京旧资料档案丛书中登载)
    
    今天有不少“人民”,坚持说1949年以后,人民就当家作主了。将这个事实告诉他们,他们会将信将疑,甚至怀疑是“造谣”。怪人民愚昧?不!有什么样的舆论灌输就有什么样的国民。马克思曾经这样评论他的母国普鲁士王国“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 “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中国人长时间除了将“毛主席教导我们”视为最高权威外,是不知道有“法律”权威的,这都是“被灌输”的结果。这些人现在还有一大批,我的同龄人中就不少,四年前中学校庆,同学们在台下还说着正常话语,一上台对着话筒,就“换口”了!满口文革用语,怀疑时光倒流四十年。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什么“战天斗地青春无悔”,什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连贵为管理几万人大企业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也是满口文革腔!
    
    所以,只要“灌输”还在进行时,李悔之、杨恒均注定要挨骂。
    
    李悔之、杨恒均的作用在于“反灌输”。
    
    
    

我是“人格分裂”吗?
    
    
    
    自从我今年8月起在凤凰网发了《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们如何迎接赶跑溥仪100周年》、《怀念早逝的关碧红》、《国家须有大是非观》等一系列不再“以数字说话”为主的“反思”文章,有一部分网友受不了了,认为写这些文章的王炼利与“用数字说话”的王炼利判若两人,认定我“人格分裂”,“多重人格”。我无意与他们争辩,我明白在现在的话语环境中,我也没法争辩——我的思想能达到这一步,与他们的差别只不过在于他们还愿意接受“灌输”,我早就拒绝“被灌输”。他们还愿意接受灌输,责任却不在他们,而如果没有互联网和没有长期在旧书店淘书的经历,我的思维方式也会与他们一样,也是甘愿“被灌输”的一个。
    
    拒绝“被灌输”,就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自己的头脑需要有储备。譬如,想知道190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光看教科书是不行的,要看原始档案资料,要看《英国蓝皮书》中逐天逐月的原始记载。我在北京旧书店意外地觅到戳有“外交部图书馆”印章的有关史料,印数都只有四千册,对研究这段史实,弥足珍贵。
    
    拒绝“被灌输”,有些事就会有准确的预感。
    
    2001年7月1日,我特地赶到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观看《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图片展览》。此行我特为张志新而来。因为我有预感,张志新的形象很可能不会出现。
    
    我的预感很准。
    
    我走出展览会,走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我面朝正南,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注目礼!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因为这个党里,有张志新,有我的宁波老乡范熊熊——1979年10月21日,因为揭发腐败现象无果,23岁的女共产党员、党支部纪律检察委员范熊熊面带笑容从容蹈海死谏,1980年,她被中共浙江省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建党八十周年图片展,自然更不会有范熊熊。但我的心里有她们。党说过她们都是优秀共产党员,是新时代的江姐,我听党的话。
    
    2001年11月下旬,在北方凌厉的寒风中,我在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对面马路上,站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我站着的这边马路,停着来自各个省的警车,那是“截访”用车,马路对面,是排得长长的上访队伍。我怎么会对上访截访感兴趣?因为我刚以一个省级销售市场经理的身份,对江西全省进行了56天的大调查,56天中,我手提行李箱沿着京九线浙赣线穿行,十一个地级市全部跑遍。底层民众的利益包括人身权利被肆无忌惮的侵犯,我是亲眼所见。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现在只要有人领我们反,我们全都反!”瓷都景德镇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的话,此刻就像画外音,在我耳边震响。
    
    那么,我该做什么?我将这五十六天的见闻,写信给了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还附上了景德镇文化局一百多老干部的联名信。我下定决心,为了不让出现“我们全都反”的局面,我会将我所获得的资讯,告诉尽量多的人们。我认为,很多人被“逼急”,是信息封锁造成,他们两眼一抹黑,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造反,民众造反的结果,必然是生灵涂炭。几十岁的我,再也不是十几岁时大声嚷着“最好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天爆发,我就可以参军了”的没心没肺的我,我不希望造反,更不希望有战争。
    
    2002年以后我所有用数字说话的文章,都是用数字将信息传递给人们,这些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研究机构、联合国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我引用的所有数据,都是公开了的数据。
    
    我这样用“数字说话”,既能向公民传递真实信息,又能“自保”。于是,喜欢看我文章的人知道了“王炼利写的文章,观点都在数字中。”
    
    有不少人誉我“为劳苦大众说话”,我不认为是这样。想“为劳苦大众说话”,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要“代表人民”,我没有“代表”的能力,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认为,一个人能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就很不错了!
    
    我不是在“为劳苦大众说话”,但是,我愿意为所有希望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的人们,提供他们目前还不具备的解读统计数据的方法,我坚信,人们只要知道了真相,明白了原委,就不会采取过激手段,鱼死网破只是被逼无奈的选择。那么,我能让人们从数字中得到什么“真相”?譬如,“工资两位数增长”只是中国城镇就业者中40%不到的那部分人的工资增长;譬如,“改革开放3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1倍”是错误的,用“可比价格”算,只增长了6.3倍;譬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就业,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量投资,结果,国家化了巨量投资的第三产业,只解决了7%的就业问题,其余93%的就业,都是国家不投资的部门和个人解决的,而国家机关的楼堂馆所如“小天安门”“小白宫”之类,就是趁此机会造起来的;譬如,人们只知道“降房价”,不知道到今天再来计较房价高低,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请读我《房改方案为何都讨论不到点子上》和《拨去罩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迷雾》等文章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70795,html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39671.html)
    
    人们知道了数字中反映出的事实真相,他们自会有对策,甚至能主动帮助政府找对策——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社会自会稳定;“掩耳盗铃”,只会助长官场中的小人得志,恰与“稳定”目标南辕北辙。
    
    我发表文章至今,有根主线一脉相承:数字说话,事实说话,不哗众取宠。
    
    我没有“人格分裂”。“用数字说话”的王炼利与“非数字说话的王炼利”言行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拥护八十年代前期中期振奋民族精神并让全民得益的改革,反对九十年代开始的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所谓“改革”;我认为今天的弊端,是特权阶层掌控了国家资源导致,而特权阶层的产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代执政者只推翻了皇帝却全盘继承了皇权政治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消灭等级消灭特权”在中国根本没有进行过。所以,我们不断上演着极其荒唐的一幕———用皇权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用皇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用落后批先进,用反动压革命。丛观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其实并非真心想‘反特权’。中国人对待特权象对待情人:很爱她,向往得到她。当无望得到时,恨极她。一旦得到了,情人成了‘家主婆’,就不停息地折腾她生儿育女!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特权阶层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不认为这叫“改革”,这是向皇权社会的倒退,好在不喜欢皇权政治的公民队伍正在壮大,反对特权阶层的希望和力量,孕育于不喜欢皇权政治的公民队伍之中!
    
    公民万岁
    
    王炼利 (http://www.blogchina.com/20091118843760.html )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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