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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白桦: 教育买卖在中国

【博讯9月04日消息】 2000年国庆后的一天,我认识了一位新大学生,这孩子1·85米的个头,通常一顿午饭只吃光面一碗!他噙着泪与我谈了好久。为了使他安心学习,他父亲对家人隐瞒了几年的病情;他为父亲争到了资格──通过借债购买“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格。他不知道该不该央求父亲去购买“中国乡村医疗”,他认为装着不知父亲的病情或许更好,因为那是父亲的意志所期求的。他的父亲其实是花了生命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教育。我对他说:“你应当争取到最高贷学金!”“我的申请书交过了,可前天又让我写一份,因为补办有关证明我已经错过第一批贷款名额的审批。过就过了,反正我也不想申请全额。”“为什么?”“规定毕业后一年内还清,到时工作能不能找到都是问题,还不了怎么办?”我心想,这孩子如果提出让我做他的担保人,我怎么办?悲悯或者同情是有限的!

教育买卖是做起来了,谁也没有想到来势如此迅猛。我心里直祈祷: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少一些上吊、喝农药的吧。苦读十二年考上了大学,首先不过意味着争得了一次花大钱的资格!

既然做起了买卖,那就不能不讲讲买卖公平。首先当然是什么可卖什么不可卖,得有严格的范围限制。《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义权,教育应当免费……”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义权国际公约》更具体说到:“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人们说,人权文本只能是一个道义理想,实际做不到。我想对这些“务实党人”说一句:人类社会当下的现实问题主要不是离理想太远,而是有些国家离甚至是自己的权力机构制定的宪法、法律太远!而人权文本与一个事实是相一致的,那就是:不是收钱的教育比重越来越大,而是全人类范围的义务教育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大着它的范围。教育的日益商品化根本不是进步的标志,而是恰恰相反,是退步的标志!

关于本乡的义务教育,人们议论到的有些难题当然是实践的难题,例如钱从何来?我们无法深究没钱保障义务教育的原因,或者追问如经济学家扬帆先生测算的30万亿元人民币哪里去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事实;但大量的政策性收费(乱收费还是另外的问题)使许多家庭不堪重负也是事实,而它们竟与动辄超过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

中国的“义务”教育买卖计有:1,“赞助费”。什么赞助?不是赞而助,而是缴了就是赞助!你敢不赞(缴)吗?其实是不愿挨也得挨,家长们联想到的字眼很吓人,叫“人质”。幼儿园动不动也收到几千元了;2,“择校费”。义务教育成了强制性安排,否则再怎么择校也不可能碰到钱的逼迫;3,“民营班”。一校两制,用着公办的教育资源,打着“民营”(愿挨)的幌子收费;4,“素质教育费”:以实行素质教育为名,烂开技能班(课),既烂收了钱又增加了学生负担。此外,还有各种强卖强卖,做学问的专家们可能不感兴趣,但我却骨鲠在喉不得不说,因为我看到过几则乱收费致学生自杀的报导,例如东北某小学校一女孩子因缴不起10元报刊费而喝农药弃世!有的小学校光书本、资料、报刊、簿本文具费,一年就达几百元。开水不给喝上一口,(北京一位知识母亲不无沉痛地说:孩子成了耐渴的骆驼!)可强制半强制的就餐、加餐,倒是躲不掉。校服换得勤,成了某些人或集体创收的路子,至于样子、爱穿不穿就不管了,人家旨在养护孩子平等心态的发明,到本乡就变味了──我常这样想:一个社会的人道程度,看看其医疗(院)如何就知道了;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看看其学校如何就知道了!

落实义务教育当然是有困难的,但实践的难题有真“假”之分,大家都真心诚意来做却举步维艰的事情是真难,人为设障使得可做的事做不了则是“假”难,很多“难事”其实不难,可为者不肯为、不让为不难自然也难了。“假难”不假,譬如又说到钱,让我们难堪的事情何止义务教育,君不见钱照收教师工资照样发不出的难吗?对不起,落实义务教育不管多难,都首先是各级政府需要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有论者主张一些地方的孩子失学,要将责任追究到家长头上,有的失学儿童还将父母告到法庭,其实干系主要或基本在地方政府,责任应当或者首先应当追究到相关政府身上。这应当说是关于义务教育的基本觉悟。

现在提倡“投入少的非政府办学”,我的看法是,对义务教育而言,首先政府应当提供足够充份、尽可能好的义务教育保障,同时,对“民办”学校必须有健全的义权保障机制,例如:免除政府的越界干扰;贷学制度应当延伸以体现平等;更重要的是教育购买者,有没有购买到相应品质的教育,等等,这些都应当引起起码的重视。有的私立学校校舍、教学设备、图书馆(室)、社区环境等等办校条件低劣,引起学生种种不满,这是政府必须管到管好的。高收费的教育红火根本不代表教育进步!如果我们的义务教育质量能够让人放心,那些钱贵教不贵、空有虚荣与浮华的伪贵族学校,还会生意兴隆吗?

杨东平先生认为,“文革”以后的中国教育,是“逐步恢复传统”的教育。事实上,从教育买卖的角度看,恢复有,但主要是“突破”。而就恢复看,情形也还有复杂的一面。例如,古代中国的教育至少“官学”是不收钱的,只是察举、科举中才有“拜门奔竞,货赂嘱托”。读了几本大同小异的教育史,有关怎么收钱的俗事大抵缺如。这个民族在钱面前一向并不怎么儒雅,为什么教育史对教育买卖语焉不详呢?教育商贾是新话题吗?当然未必。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流传了一些苦读的故事,其实正揭示了教育与钱的关系。孔夫子是要吃“束修”的,他办的是“私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办教育”或“社会办学”,与少正卯等同行还有一番很“酷”的竞争。这私学与他前后的“官学”、“乡学”一样,是不管“扫盲”层次的“启蒙”的,与奴隶、贫民无关。“官学”当然是“培养接班人”的,又分例如早先的“党庠”与“遂序”,《周礼》的记录是:“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以教闾塾所升者。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术),遂有序,以教党庠所升者。”“党校”自然花“公费”。孔夫子以后的私学间断性地越来越为官府控制,所谓“私”也就要体现到经费的别有来路,当然不叫“产业化”,而叫“捐学”,例如出私财百万营私学馆的五代时前蜀母昭裔就是其一,与今本乡大款插一手外加公家钱庄做支柱的“社会办学”,倒真有志趣的不同的。又如两晋时吴郡范平的孙子蔚有书7000余卷,招远近读书郎达百余人,蔚并供他们衣食,这蔚先生不可能有“科教兴国”的宏图大愿,更不懂得不当收钱的“义务教育”与“来钱的素质教育”之类,的确办的是“义学”,足令今天的“中产阶级”、权贵们汗颜!我不想追问这蔚氏的钱从何而来,总是他的破费要比吃喝嫖赌或者“资金外逃”更文明吧。今天有几个“红色资本家”比得上这蔚先生的呢!

古代的“社会办学”成就最高者要数“书院”。“书院”本来是经济自足的,等到办出成就,生徒日众,官府便为稳定计来控制利用了。官府给银子的书院生徒有了“膏火”保证,学业好的还能得到奖金,其安逸只有“红色时代的带薪大学生”可比。书院的最高代表让我说就是“东林书院”,而有本乡特色的官办书院则预示了迄今中国教育的出息。经过官方“改制”的书院不复有社会办学的鲜活气象,倒是在教会办的书院中有了混血儿式的投胎转世──只要没有官方染指,真正社会自主的事业总是一开始就表现出生气,例如都不会有中西、体用之类的人造对立!我们的教育史只说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可也有一系列事实不可抹杀:教会学校开启了真正顾及贫民子弟的“义务蒙学”,而且学的是“鸟语”;替中国人填补了残障儿童的教育、女子入学的空白;近现代中国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以出于教会学校者为比例最大;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那段现代教育,其血脉之根乃生于教会学校。本乡十数所有些模样的大学,校史上值得矜持的一页,透出的无非是教会的洋气与书院的山林野气。而以收费论,教会学校起初也是“义学”性质的,一些蓬头垢面的贫孤,官府视为弃儿,是教会学校收留养育了!后来又是因了权贵的介入,门槛才高起来。20世纪革命发轫以后,国共“人物”子弟就争相留洋(苏),而洋人主办的学校则日渐萧索终至云散,这是倒退!而革命力量办的教育从“以俄为师”的孙中山开始,就实行将革命主义“灌输于人心”的教育方针,连红色学校收不收钱、收多少钱也体现了革命者获利的原则,例如苏区列宁小学“有功”子弟可“享受完全免费待遇”。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连孩子也得种好“儿童菜园”,还得到例如苏区木工厂干活。革命没有席卷到的地方,去私塾识识字、背背“四书”的穷孩子,不必以工代费,是用实物换“开蒙”,甚至到解放初一些地方还在缴学堂大米。所以,如今的花钱买教育,突破的只是官学传统,而恢复的是孔夫子时代就有的“社会办学”传统;惜乎恢复的只在钱,而不见了款款儒风。去雅存俗,也算教育的最后一波“恢复传统”大功告成吧。现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工资发放都不保了,教师的工资保障就更不待言,有的实行起实物抵工资的“制度”来,这使我想到了孔夫子吃的“干肉”,我担心古代延续到解放初的教师去学生家“轮饭”的“制度”会再现!这当然很不体面,于是“义务教育能否落实”的问题当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关财政延续,钱当然是要收的;于是那收钱的名目当然就有了所有垄断行业(例如中国电信)敛钱的品质,很多说法、做法的是非对错、真假虚实是含混不清的──这符合本乡的“文化性格”,尽管实际作为并没有丝毫的暧昧。

离开义务教育,也不是一个钱字了得的。更重要的话题这里不谈,就谈教育买卖应当如何做。

上面引用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关于受教育者的义权平等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有一系列制度上的保证,以免除受教育者的被歧视、被威胁、被损害,我们国家的宪法与教育法也说到教育平等。但是,如果将这些年高考季节的传媒所披露的“冰山一角”,系统整理一过,便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买卖离平等交易、公平交易的买卖规矩,差距何止以道里计。不细说,我将之概括为如下数种歧视:1,关系性歧视,如当官的打招呼方便,其子女在录取上普遍多得讨巧,填志愿的紧要甚于考分其实往往不在学校、专业招生名额的限制上,而在关系的限制上;2,垄断性歧视,如本校、本系统、本行业官僚与职工子女的录取分数低于一般校外、行业系统外考生的分数,尤以一些垄断性行业院校为突出;3,城乡有别的歧视,即农民的孩子考学要求的分数线高于城市的孩子;4,地区歧视,即北京、上海等地的考分制度性地低于多数外省的考分;5,生理歧视,例如残疾人考学难;6,技能歧视,例如竞技“体育”相对拔尖的考生,可以获得特别的考分优惠;8,地位歧视,主要是成人教育中党政企官员动用公款购买高学位教育,严重扰乱了特别是硕士、博士的学位管理;等等。落实到钱上说话,这些歧视也就是教育买卖的不公平。此外,从这些年例如2000年《南方周末》等传媒披露的情况看,各地的收费标准仅公布出来的就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现象。奇怪的是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收费标准并不“西部”!而有一类无以名之、不伦不类的公办“二级学院”,收的钱已经远远“超过”(相对于人均收入而言)美国公立学校了:“美国一般公立学校收费10000美金,我们这类公办大学一般收费50000元人民币!(不含杂费)一些地方竟然高到10万元人民币!(见萧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教育买卖的一个最为紧要的问题,无疑是:拿什么样品质的教育来做买卖?2000年10月间中央电视台报导了一则某垄断性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材错误百出的“新闻”,这对各地大中小学强制性售卖的教材与教参来说,早就不是新闻了!在南京某些高校,曾经有几年时间使用过一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德育”教材,约近一半篇幅是对美国某伦理学权威一专著的摘译,译文让人不能卒读,其中一位译者竟然没有学过英语!

教育这一特殊商品的购买者有哪些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说是很自然的。“有没有购买到相应品质的教育”,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教育购买者的义权有与无,和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落实、保障的问题。我认为既然科教兴国是国策,那就需要制定专门的教育购买者的义权法案(现行的教育法当然没有体现应有的功能),舍此不能保证国策的落实。这样的法案必须正确合理地界定清楚政府、学校、教育购买者三者的关系,明确三者的权责范围。拿大学来说,即使是一定程度的教育商品化,也应当给学生相应的义权,例如同一学校范围内系科选择的自由度、系科的课程设置、教学的方式安排、学生社团的自治、对学校党政权力的民主制约、校园文化交流的自由、校园生活管理的参与……等等,都应当将教育购买者应有的义权不打折扣地如数归还给学生。购买教育者对于掌握“教育商品”的强势群体毫无约束力,那又指望什么力量能够约束政府与学校真正为教育的购买者着想呢?教育在本乡也应当算是一种“垄断商品”了吧,如果说商品市场上的垄断还可以依靠竞争或者法律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连政府也身陷其中的教育垄断要靠什么力量来解决呢?恐怕只有让教育的购买者真正说得上话、真正得以行使其义权才行。我的一位才20岁出头的年轻朋友,在对本文初稿提出批评意见时这样说:“要么把教育完全作为一种制度性福利,让强卖之权‘无用武之地’,这当然是教育的遥远目标;如果条件还不成熟,比如现在这样,非得让‘教育’象下岗职工一样自己找钱养活自己,那就让教育完全商品化、民主化,让教育的购买者成为上帝,用大多数人的义权克制强卖之权。教育紧密关系到社会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应当让大家说话。购买者说不上话,那教育(不只教育,一切的一切)就只会为强卖之权左右。”

借用朋友傅国涌的一段读书笔记作结吧──

“国家财政没有党团经费的支出,党团的活动可以退出学校,青年男女能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学校生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判断,……采用民主方式,根据民主原则,拟定学生自治大纲,并促其实现。使学生有充份之机会,练习民权之运用,在学生自治活动中,培养干部人才,定期举行各种不同性质的集团活动,养成集体生活之习惯……民主的教育一定要有民主政治才能推行;同时教育也有推动政治的力量。……主持教育的人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实行教育民主化,先从学校行政民主化开始,教员是教育的基本支持者,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办学应以他们的福利为根据,重视他们的需求,不要盲从地执行命令,只知效忠于少数的人。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办学应该是培养人才,并不是为某人某派做势力,而教员学生应该尽各人之所能,扩大正义和民主的思想,启发民众智慧,唤起民众觉悟,改善民众生活,这样的教育就可以有促进民主政治早日实现的能力。从事教育的人应该努力使目前的教育成为政治改革的先锋,争取民主政治的早日降临,只有真民主政治的实现,教育的危机才可以挽救。”(《雷洁琼文集》(上)P197─198开明出版社)(博讯记者:方向)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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