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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透过张人强等案坦言“真正的司法独立才会有真正的司法公正”/顾农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8月01日 来稿)
    
    律师透过张人强等案坦言“真正的司法独立才会有真正的司法公正”
    

     ——彻底摆脱司法行政化,是走向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一书中,记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公正的两段重要的语录;第一条语录是“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然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第二条语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司法公正。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和犯罪活动一定会受到惩罚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司法。法律本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的讲话不仅指明了我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当前方向,而且还揭示了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之间深层次的联系和关系。
    
    笔者拟结合具体案例,来浅议一下当前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要障碍:仍在于急需祛除我国法院积习已久的“司法行政化”现象。
    
    笔者认为,所谓祛除“司法行政化”,就是国家对审判机关的设置,应遵循司法规律,破除历史行政等级体制的桎梏,建立起有异于行政机关体系,具备真正“司法独立、司法分权”性序列的司法体制。其目的就是要摆脱司法地方化,远离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保证一国主权领域内国家的法制统一。
    
    司法行政化现象,有“宏、微,内、外”之分。为了便于准确阐释本文所议问题,笔者将仅从宏观、外部的视角,来评析“司法行政化”的危害。从宏观上讲,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上,我国曾经出现过一段法律虚无主义的时期;那时的法院也随之被撤销。后来党中央拨乱反正,我国法院体系也随之恢复;但是直至今日,我国法院建设仍受到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的余毒影响,时不时还可以看到为了一时地的方行政利益,有些法院,特别是地方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偏离法院中立地位,仍会想方设法地为地方利益代表者谋取、输送诉讼利益。从外部上讲,上下级法院之间一直淡漠着“审级”关系,替而代之的,却是类似行政性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3月17日还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首次提出要“规范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制度”,从而将一直处于“惯习”范畴的、上下级法院间的案件请示制度,公开变成为受到成文法效力约束的一项正式的司法体制制度。最有代表性的除了上下级请示制度以外,还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上级法院给下级法院的指导函。
    当然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公正不断地重视和连续发表重要讲话,现在的各地、各级法院在自身的司法改革中,明显、粗暴的司法不公现象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立案难”的魔咒,基本已经被破除。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以下面这两个案例来揭露“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破坏的严重性。因为以下两个案例就是余毒仍然存在的最好佐证:
    
    一、原告张人强、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诉被告武汉市某区房地产公司、孙某某用益物权确认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一)案情简要
    
    2004年起,原告张人强(以下简称:张人强)以自己的名义,每年向被告武汉市某区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公司)承租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63号(原1227号或1267号,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一层的门面房(以下简称:诉争房),作销售“时尚小鱼”儿童服装的经营之用。每年的《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是一年一签。
    
    2010年9月和2011年8月22日,张人强与某房公司每年依例签订的两份《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除约定有:租期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2011年7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租金为4600元/月,租赁期届满,在同等条件下,张人强有优先承租权等内容之外;在尾部乙方签名的处还写有“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邦公司)的字样以及张人强的亲自签名,但是却盖上了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宝邦分公司)的公司章印。
    
    2011年8月4日,为“执行政府征收安置措施”的需要(某房公司在2017年7 月28 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法)提交的代理词中,得以自认),某房公司以甲方的身份与乙方即被告孙某某(以下简称:孙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折价计币1431520元,出售诉争房的公房使用权,转让给乙方(该转让价款以折抵政府征收应付乙方拆迁补偿款的方式支付)。甲方于乙方付清房款之日给乙方《非住宅租约》。
    
    2011年12月1日,某房公司在孙某某原有的座落于江岸区吉庆街片区的房屋被拆迁后,即向其出具了票面金额为计币1431520元的《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发票》。
    
    2011年12月12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了《武汉市城镇房屋非住宅租约》(岸房直033号),载明:出租人是某房公司,承租人是孙某某,出租人自愿将诉争房的公房使用权转让给孙某某,租期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月租金434元/月。
    
    2012年初,孙某某以诉争房房东之名,欲向张人强收取2012年1月1日之后的租金时,张人强方知某房公司将诉争房的长期使用权出售给了孙某某,张人强仅向某房公司支付了2012年1月1日以前的全部房租,但明确拒绝了孙某某的收租要求。
    
    2012年2月21日,张人强以某房公司、孙某某为被告,第一次向人民法院提起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诉讼。
    
    2012年8月17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岸法院)以(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张人强对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36号(原1267号,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一层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二、被告武汉市某区房地产公司与被告孙某某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的《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无效”。
    后,某房公司不服江岸法院的该份判决,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法)。
    
    2012年12月10日,市中法以该院(2012)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仅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
    
    2013年10月12日,江岸法院遵照市中法的指导意见,向张人强下达了(2013)鄂江岸民重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认为,经核实,租赁期限为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和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两份租赁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这两份租赁合同抬头的乙方为张人强,但乙方落款处有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和某房公司,张人强缴纳租金亦应认定为代表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行为,张人强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故裁定驳回张人强的起诉”“驳回原告张人强的起诉”。
    
    2013年11月12日,张人强不服江岸法院(2013)鄂江岸民重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向市中法上诉。
    
    2013年12月3日,市中法以(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9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二审经审理查明:张人强系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7月30日及2011年8月22日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分别为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和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合同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两份租赁合同抬头的乙方为张人强,但乙方落款处有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盖章,负责人一栏有张人强签名。本院经审查认为:张人强系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与某房公司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落款处均盖有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印章,其在负责人一栏签名,一审认定张人强签订该租赁合同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该租赁合同的双方应为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和某房公司,张人强提出诉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其本人,而并非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正确,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2月17日,因张人强不服市中法以(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998号民事裁定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法)申请再审后,省高法以(2014)鄂民申字第00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认为:从2010年7月30日及2011年8月22日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来看,虽然两份合同的抬头乙方均签有ˋ张人强ˋ的字样,但合同乙方落款处签有ˋ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ˋ字样,并加盖该公司印章,负责人一栏有张人强签名。因张人强系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亦为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负责人,原审认定张人强签订该租赁合同系职务行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是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并无不当。原告提供《租赁发票》、《防火安全经营责任书》、《整改通知书》以说明房屋承租人应为张人强,而非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但租赁关系成立以及租赁双方的确立均应以租赁合同为准,上述《整改通知书》等不能作为承租人的依据。另,关于案件原、被告主体身份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为裁定避讳起诉案件,人民法院审查的是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证据,开庭质证认证不是法律规定的审查该类案件的必备程序。张人强称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驳回张人强的再审申请”。
    
    2014年3月21日,张人强只得以宝邦分公司和自己的名义作为共同原告,对被告某房公司和孙某某再次向江岸法院提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
    
    2014年7月9日,江岸法院以(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经审理查明:张人强系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负责人。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63号(门牌号曾为1227号、1267号,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一层房屋系某房公司直管公房。2006年8月开始,由张人强租赁该诉争房。从2010年7月1日开始,该诉争房由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租赁,租赁合同一年一签,最后一份租赁合同的期限为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合同约定租赁期届满,在同等条件下,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有优先承租权。2010年9月,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优先责任公司与武汉岸房动迁有限公司《拆迁委托合同》,委托武汉岸房动迁有限公司对吉庆街片区进行拆迁安置工作。2011年8月4日,武汉岸房动迁有限公司与孙某某就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吉庆街103号孙某某的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支付孙某某拆迁补偿款共计2399439.23元。同日,为配合武汉市江岸区吉庆街片区的拆迁工作,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某房公司将诉争房屋的承租使用权(作价1431520元)出售给孙某某,岸房于孙某某付清全部房款之日给孙某某非住房租约,孙某某应按期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管理等相关费用、法国屋内所有的水、电设施及附件,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由孙某某承租使用,该协议中还约定诉争房屋已出租给他人经营,某房公司协助孙某某办理租赁合同移交手续,2011年12月1日,某房公司向孙某某出具诉争房屋使用权转让发票,同年12月12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约定诉争房屋由孙某某承租使用,租赁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租金每月434元。2012年2月21日,张人强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1、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的《非住宅租约》无效;2、张人强对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227号(现新号763号)一层门面享有优先承租权;3、孙某某及某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院于2012年8月17日作出(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3号民事判决书,某房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18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2013)鄂江岸民重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以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和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两份《房屋租赁协议》的双方为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和某房公司,张人强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张人强的起诉,张人强不服该起诉,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99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张人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张人强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7日作出(2014)鄂民申字第0014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张人强再审申请。审理中,因双方当事人分歧较大,本案调解未成。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房屋租赁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本院所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承租权?二、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是房屋租赁关系还是房屋买卖关系?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是否有效?三、张人强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诉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2010年7月1日开始,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承租诉争房屋,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对诉争房屋字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该《房屋租赁合同》上有某房公司与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约定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约定,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赁关系的实质即承租人支付租金以获得租赁物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本案的诉争房屋系公房,房屋所有权人为某房公司,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将承租权出售给孙某某,该协议书并未改变诉争房屋的产权归属,其实质为孙某某支付对价以获得诉争房屋的使用权,同时,《协议书》中规定孙某某按期足额缴纳房屋租金,某房公司需与孙某某签订非住宅租约,孙某某与某房公司之间符合租赁关系的特征,双方形成的是租赁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与某房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宝邦g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承租权,在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协议书》中也写明该诉争房屋已由他人承租,孙某某和某房公司在明知诉争房屋已由宝邦公司营销分公司承租,且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并未放弃优先承租权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该租约应为无效。某房公司变成孙某某系拆迁户,与宝邦公司发展营销分公司并非同等条件,但同等条件主要指价格相同,而并非指境遇、地位的不同,某房公司主张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与孙某某并非处于同等条件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某房公司还主张其与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2年6月30日到期,某房公司可以收回该诉争房屋,但张人强作为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负责人,在知晓孙某某与某房公司签订《非住宅租约》后,以张人强为原告,于2012年2月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优先承租权,因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对诉争房屋是否具有优先承租权一直处于诉讼阶段,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优先承租权并未因《房屋租赁合同》期限届满而丧失,某房公司的此项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从2010年7月1日开始,诉争房屋由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承租使用,租赁合同的双方为宝邦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和某房公司,张人强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因此确定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于2011年12月12日订立的《非住宅租约》无效和由其优先承租武汉市中山大道763号一层房屋的诉讼请求,张人强无权主张,应予驳回” “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某区房地产公司与被告孙某某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无效。二、原告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对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63号(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一层房屋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三、驳回原告张人强的诉讼请求”。
    
    2014年 月 日,张人强以宝邦分公司的名义,向江岸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但是2014年12月5日,某房公司向宝邦公司发出《关于限期腾退房屋的通知》,限令并通知宝邦公司在2014年12月15日前,腾退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63号(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一层房屋门店,同时还要求一次性缴纳房屋租金及截止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
    
    2015年9月29日,因长期执行无果,张人强遂依据江岸法院执行庭执行法官王党生的指示,再次向江岸法院起诉,诉请:“1、某房公司与第三人孙某某同等的条件与宝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具体条件是指岸房直033号非住宅租约、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于2011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条件》);2、某房公司承租本案的诉讼费等相关费用”。
    
    2017年2月16日,江岸法院业经审理,作出(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2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还查明,2015年1月20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另行签订《协议书》,约定某房公司将位于武汉市中山大道1333号(新887号)房屋(建筑面积92.33平方米)的承租使用权(作价1431520元)出售给孙某某,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2011年8月4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同日,经孙某某申请,孙某某自愿申请将中山大道1333号门面租约上的使用权人更名为女儿孙倩,自愿放弃享有的在上述门面上的一切权力。2015年1月28日,孙某某的申请获得武汉市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批同意。2015年1月20日,某房公司与孙倩签订岸房直037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约定中山大道1333号门面由孙倩承租使用,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包括租金每月447.80元和组差895.60元,月租金合计1343.40元” “本院认为:本案因系房屋租赁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本院所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被认定为无效后,宝邦公司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能否要求某房公司按与孙某某同等的条件与宝邦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同等条件指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非住宅租约、2011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关于上述争议焦点,宝邦公司与某房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对诉争房屋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宝邦公司如需要继续承租,应在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某房公司同意后,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租赁合同。生效的(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宝邦公司对诉争房屋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优先承租权系债权,属于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他是依合同约定而享有的、于出租人出租其标的物给以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下优先他人而承租的权利。生效的(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房公司于孙某某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2011年8月4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协议书》也系孙某某和某房公司明知诉争房屋已有宝邦公司承租,且宝邦公司并未放弃优先承租权,某房公司也没有通知宝邦公司的情况下签订的,违反《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侵害了宝邦公司的合法权利,属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优先承租权的客体限定为诉争房屋,宝邦公司的优先承租权对于“同等条件”不具有相应的参照合同或价款;宝邦公司与某房公司能否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由双方另行协商,故宝邦公司不得要求某房公司按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及2011年8月4日《协议书》,与宝邦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张人强不服江岸法院的上述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2769号民事判决,在上诉期内向市中法上诉。
    
    2017年6月12日,市中法才正式受理本案,并于2017年11月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
    
    2017年11月22日,市中法业经审理,作出(2017)鄂01 民终3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院认为,本院的争议焦点是:宝邦公司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但能否要求某房公司按与孙某某同等的条件与宝邦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院评判如下:第一、生效的民事判决已判决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宝邦公司的优先承租权对于“同等条件”不具有相应的昌曌合同或价款,第二、某房公司以涉案房屋的公有住房使用权用于安置吉庆街拆迁户孙某某的行为,是执行政府征收安置措施的行为,而不是宝邦公司认为的普通房屋出租行为,宝邦公司不具备与孙某某一致的拆迁户身份。第三、某房公司已另行向孙某某安置了诉争房屋以外的他处房屋,宝邦公司所称的“同等条件”已不存现在。第四、房屋租赁合同应由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形成,宝邦公司与某房公司能否续签房屋租赁合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人强不服上述判决,又向省高法申请民事再审。
    
    2018年5月17日,省高法也经审查,作出(2018)鄂民申10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承租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合同,故某房公司将诉争房屋以特点条件租赁给孙某某的意思表示自始无任何拘束力。向宝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房公司按与第三人孙某某同等条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从该诉讼请求的内容来看,其实质系要求法院判令双方当事人按特种条件强制缔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由前述法律规定可见,宝邦公司的优先承租权虽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得到确认,但其欲与某房公司之间形成租赁关系,仍应取决于某房公司在先期的租赁行为被确认无效后是否仍有出租诉争房屋的意图,并能否就相关租赁条件与宝邦公司达成合意。根据原审查明事实,2014年12月5日,某房公司向宝邦公司《关于限期腾退房屋的通知》,载明:双方租赁关系已于2012年6月30日终止,合同到期后,某房公司明确表示不再续约,并要求宝邦公司腾退。由此可见,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被确认无效后,某房公司仍明确表示不愿与宝邦公司续约,此举属于某房公司作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其所有不动产的自有处分。本案如支持宝邦公司的诉请,则势必会损害某房公司对诉争房屋的自由处分权,进而违反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故宝邦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判决对其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某房公司对其出租房屋管理的清册和台账中记载的真实出租人是否为张人强,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实体处理,该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调查收集,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裁定如下:驳回武汉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另外,由于张人强坚持认为,本案各级法院的审理不公,故遂于2012年开始,逐级向各级信访部门,直至北京中央上访;从此,成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上访人员。
    
    (二)该案裁判错误
    
    1.裁判武断剥夺张人强的诉讼主体资格,驳回其诉请的行为,于法相悖
    
    首先,2010年9月和2011年8月22日期间,张人强与某房公司每年签订的《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合同双当事人到底应该确定为谁?答案,是明确的:张人强!
    理由如下:
    
    (1)该合同在首部,表明签订的双方当事人身份情况时,明确记载的“承租人”即乙方,是自然人“张人强”!
    
    (2) 该合同在尾部,乙方签名的处,却有些纷乱:
    
    ○1先是在此处,填写上了法人“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的名字;
    
    ○2又在“负责人”一栏处,签上了自然人“张人强”名字;
    
    ○3后来,在宝邦公司和张人强的两人名字上,却盖上了一枚“武汉市宝邦实业有限公司服装营销分公司”的非法人组织的宝邦分公司的章印。
    
    本案至此,合同的承租人是谁,就完全交给了某房公司的选择;因为合同约定的意思不明者,就要综合合同的全部文本和实际履行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乙方”。
    
    根据合同法,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就必须找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3)从合同文本上看,首先,合同记载的“房屋用途”,是“经营时尚小鱼”。
    
    时尚小鱼,是一个儿童时装的韩国品牌。
    
    因此,合同选定的“房屋用途”为“经营时尚小鱼”,翻译成大白话来也就是说:某房公司出租给承租人的房屋用途是要后者在这里经销“时尚小鱼”这个韩国品牌。
    
    至于承租人是用个人名义经销,还是用公司名义经销,或者是用哪个公司名义经销;则不是出租人关心的重点。
    
    所以,某房公司选择的承租人是经销“时尚小鱼”的自然人张人强!
    
    其次,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来看,本案现有证据所能证实的法律真实事实是:某房公司选择的承租人是自然人张人强!
    
    某房公司平时所有出具的诉争房的《租赁发票》、《防火安全经营责任书》、《整改通知书》等租赁证明凭据,明确记载的承租人均为自然人张人强;
    
    某房公司平时所向诉争房的承租人下达的关于对“卫生、消防安全”等责任的要求或通知书,都明确选定的作为承租人对象是自然人张人强!
    
    最后,从本案诉讼过程来看,某房公司在所有的答辩、辩论意见中,对张人强以自己名义的起诉,即对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从未作出过任何异议或抗辩。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告不理”是民事审判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案主审法官显然背离了法官中立庭审的公正原则,采取超职权主义方式,对原告的主体资格无端发难,错误裁定驳回起诉。
    
    (二)各级法院均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承租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合同且自始无约束力,宝邦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房公司按与第三人孙某某同等条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诉请,势必会损害某房公司对诉争房屋的自由处分权,进而违反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为由,驳回宝邦分公司诉请的裁判,违背起码的法律常识
    
    1.合同无效会否定优先承租权吗?
    
    本案历年的诉讼,皆因某房公司在其与张人强的房屋租赁存续期间,将诉争房的公房长期使用权,违法出卖给了他人所引起。因为某房公司未遵循承租人是否具有购房意思,径直将诉争房的公房长期使用权,作价1431520元出卖给了孙某某。
    
    后经法院判决,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公房长期使用权出售合同,被确认无效。
    
    之所以,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合同无效,是因为某房公司违背法定序位,将诉争房的公房长期使用权出售给了劣后购买人孙某某。
    
    从孙某某的角度来看,法院判决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公房长期使用权出售合同无效后,根据法律的规定,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无效合同是按照“原物返还,合同自始无效”的原则来处理的;所以,只要张人强坚持诉争房的“优先承租权”,孙某某就无资格购买诉争房的公房长期使用权。
    
    从张人强的角度来看,在某房公司与自己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张人强的“优先承租权”始终具有排除一切劣后序位的法定优先权利;所以,并不因为法院已经判决确认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公房长期使用权出售合同无效而导致张人强的“优先承租权”会随之自动灭失。
    2. 优先承租权会妨害某房公司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吗?
    
    张人强请求法院判令某房公司按与第三人孙某某同等条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诉请,并不会妨害某房公司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
    
    (1)法院对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和某房公司与张人强之间的《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之性质,认识错误。
    从表面上看,某房公司与张人强之间的《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是房屋租赁合同,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也是房屋租赁合同,两者视乎并无任何差别。但是,两份合同实际上,有着实质的差别。
    
    区别在于: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签订的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是某房公司将诉争房的“公房长期使用权”有偿出让给了孙某某。虽然也是租赁关系,但是这种“租赁”实际是特殊的变种“租赁关系”,这种租赁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某房公司转让的诉争房使用权和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样,这种“出租”实际就是“公房长期使用权”的有偿出售。
    
    而某房公司与张人强之间的《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自营门店租赁协议》,是一般典型的房屋租赁协议。
    
    (2)某房公司将诉争房“公房长期使用权”有偿转让的要约,不可撤销。
    
    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签订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就是某房公司向孙某某发出了将诉争房“公房长期使用权”有偿转让的要约。而孙某某对某房公司的要约发出了承诺。两者转让的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
    
    现在法院判决宣告: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签订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无效。无效的,是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公房使用权转让的合意无效;因为合意违反了法定的序位。
    
    某房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关于岸房直033号《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的签订,证明:某房公司对外发出要约后,违反法律规定,不与优先序位的张人强签订诉争房“公房使用权”转让的《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而是竟然与劣后序位的孙某某之间签订了《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非住宅租约》。
    
    某房公司的要约已发出,与孙某某的合意无效,不意味着某房公司对外转让诉争房“公房使用权”的要约,也可以撤销;因为无效只是要约送达给了错误的承诺对象,并不是某房公司自主意思撤销了对外转让诉争房“公房使用权”的要约。故张人强作为优先序位的购买人或承租人,其要求按与第三人孙某某同等条件与某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诉请,理应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
    
     二、为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诉被告湖北德高镁业有限公司、德高集团有限公司、蕲春德高矿业有限公司、韩某某、张某某、余某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一)案情简要
    
    2015年1月4日,因被告湖北德高镁业有限公司、德高集团有限公司、蕲春德高矿业有限公司、韩某某、张某某、余某某逾期拒绝偿还金融借款人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出借的贷款,被后者正式起诉至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受案法院)。该案标的金额:本息5000余万元。受案法院主审承办法官为原民二庭庭长:饶贵芳。
    
    笔者于2015年1月5日,向受案法院正式递交了代理原告诉讼的全部委托代理手续。
    
     审理中,因为原原告人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在债权市场上将本案全部债权均转让给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故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经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4日作出裁定,变更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并承继了原告诉讼主体地位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2日,业经受案法院审理完毕,作出了该院(2015)鄂黄冈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虽然判决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胜诉,但仅支持了3000万元。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如期领取了受案法院送达的判决书。
    
     2017年7月20日,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突然收到了受案法院通过特快专递邮寄送来的,被告湖北德高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诉人)于2017年4月6日提出的《民事上诉状》。
    
    接到判决后,其一,笔者也曾当面向主审法官饶贵芳质疑:已过上诉期上的诉人上诉状应为无效,但饶贵方口头答复:被告上诉成立且合法,是法院送达晚了给被告!其二,笔者虽经多次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查询:上诉案件何时开庭?但是时至今日,等待省高院的回答从来都一直仍然是:“查无此案,应该是黄冈法院没有将案卷移送过来!”。本笔者又多次前往受案法院民庭和立案大厅,询问和落实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是书记员的责任,书记员没有送到省高院!”。
    
    (二)本案问题
    
    本案案情其实简单明了,商业银行的金融贷款逾期未还,依法理当如期偿还,故诉至法院;但是因为本案主审法官的违法行为,造成如下严重后果:
    
     1. 2017年1月22日,受案法院就审理完毕,并作出了该院(2015)鄂黄冈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虽然判决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胜诉,但是到了2017年7月20日,受案法院仍允许被告湖北德高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诉人)于2017年4月6日提出的《民事上诉状》。
    
     2。笔者作为代理律师经多次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和受案法院的查询,但是反馈的结果是至今,黄冈法院都没有将案卷移送到省高院,致使该案不能立案。
    
     3. 因为受案法院的错误,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二审至今无法立案。进而使得本案金融借贷债权迟迟得不到司法确认,然原告的该债权价格无市,不能及时出卖,原告竞买该债权的资金全部沉淀在手,至今无法变现;从而给专业从事不良金融资产处置的原告造成了严重的巨大损失。更何况原告作为国有央企,每年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其各级负责人都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流失”和“政绩考核”的责任追究。
    
     4.一审判决后,因为一方面原告的债权没有确认,在债权市场上上不来价格,不能脱手,另一方面被告的股东或是亲自,或是排出代理人,却频频到原告处要求以1000-2000万元的价格赎买本案债权!
    
    5.依据我国民诉法第167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本案中受案法院故意迟迟压着不送案卷给省高院,其结果为:逼迫原告将本案债权只能卖给被告;因为原告没有买家选择!
    
    由于本案债权因二审法院至今无法立案,迟迟得不到司法确认,致使该债权价格无市,不能及时出卖,原告竞买该债权的资金全部沉淀在手,至今无法变现;从而给专业从事不良金融资产处置的原告造成了严重的巨大损失。更何况原告作为国有央企,每年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其各级负责人都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流失”和“政绩考核”的责任追究。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一审判决后,被告的股东或是亲自,或是排出代理人,到原告处要求以1000-2000万元的价格赎买本案债权!
    
     因为一方面原告的债权没有确认,在债权市场上上不来价格,不能脱手,另一方面被告频频要求低价赎买。
    
    笔者作为代理律师,代理本案已近3年之久,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名声大损;要知道律师就是靠优质服务的名声而得到案源!
    
    说心里话,一则,律师和法官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笔者一直不愿意反映本案的问题,因为很可能有损黄冈中级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名誉;二则,恰逢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于2018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7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4月26日起施行;所以,笔者不得不于2018年5月3日后,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室、最高人民法院纪检室反映:黄冈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近两年而不向上诉人民法院移送一审审判案卷的情况。
    
    笔者为此,还专门向主管司法机关备案!但时至笔者撰写本文之时,黄冈中级人民法院还没有移交案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两则是典型的“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破坏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案例。司法公正的前提应该是司法按照自己的司法规律,独立作出司法判断,通过公正的司法裁判,化解社会矛盾。令人嘘唏不已的是:本文这两则案例,到真让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语成谶!
    
    哪里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哪里才会有真正的司法公正?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农)13507457872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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