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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6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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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谢选骏:土改是土匪的快乐——“战场经济国家”的起源
    
    土改运动是中国成为“战场经济国家”的起点。
    
    《土改回忆,“斗地主”从来都不欢乐》(微思客2017年04月16日)报道:
    
    微思客,FM部&公共关系部部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睿智地发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对于土地改革,他认为“自始至终是一场激烈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1],因此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从建国前老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到建国后在新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每一个地方的土地改革都具有特殊性。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发现,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了不同的对象、手段、原因。
    
    由于笔者所调研的地方都是在建国后开始土改的,所以本文主要描述的是建国后的土改运动。
    
    谁是斗争对象?
    
    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了“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总方针。因此建国初期的土改,就是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在土改中,一般分为三个步骤:(1)减租减息,清匪反霸;(2)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3)建设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斗争对象分为三种,土匪、掌握大权的豪绅恶霸和地主。
    
    在采访的过程中,受访农户印象最深刻的,大部分人也都直接参与的,是斗地主。
    
    那么地主是谁?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对地主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剥削方式主要是收租地租。” 但是这个界定有些模糊,在具体的实践中,土改工作队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界定,所以每一个村的地主情况都是不同的。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地主么,不仅田地多,还有房子,还有长工啊的就是地主。”
    
    “工作队来村里做调查,农会来定义成分的。50亩地以上是地主,20-50亩是中农,10亩以下就是贫农。”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
    
    “富农的话,是有土地,多不在多,不在于多少,你哪怕 有两亩土地,你全部不劳动,全部租给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自己不生产,靠出租生活的人家都是富农。这就是富农。土地比较少的是富农,土地比较多,房产比较多,就是地主了。靠这个长工剥削的就是地主了。”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地主是三个长工以上吧,土地的话······(回忆)几亩以上这样的,还有一个房子,这样的话算地主了。”
    
    “那时候需要评成分,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是否招长工。家里产业多,还有2个以上的长工的,并且自己不干活的是地主。家里产业比较多,但是只有一个长工的,并且自己也干活的,那就是富农了。”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关于地主的划分,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即通过土地的多寡,长工的有无,生活质量的高低来确定地主的身份,由于没有根据剥削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地主富农每个村都是有的,10个人里面就必须有一个地主的,就是要找出一个最有钱的,如果是三个人中,这三个人中,有的人口是一,有的人口是五,我的是一亩,我就种了五亩,那么我就成了地主了,也就是说每个村里都是有地主的。我就嘚挨批斗了,每个村都有的。”
    
    在土改进程的后期,特别是在土改复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更是出现了扩大斗争面的情况,即富农,部分中农也都成为了斗争对象。
    
    以什么样的方式斗?
    
    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在斗争运动之初,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应,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与斗争,在这之前,土改工作队会进行访贫问苦,并且在开批斗大会前,会进行诉苦大会,进行情绪渲染。
    
    农民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批斗地主也就能顺利进行。至于斗地主的手段,分为血腥斗地主和和平斗地主。血腥斗地主的手段包括,放蚂蚁窝,跪石子,冬天让地主赤身跪在在风口,让地主一边跪着一边用手高举砖头,如果胳膊弯曲了就要被旁边监管的人打。或者还有一些侮辱性的手段,例如在地主屁股后面绑上扫帚,让他们说自己是狗——手段往往兼具了血腥和侮辱性。
    
     “有些地主是比较坏一点的,就会去拉台上去,让他们跪在戏台上,然后下面的人就斗斗这样子的,斗完后这几个比较坏的地主是被枪毙的,有几个地主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斗完之后就算了。”
    
    “有的,甩巴掌,那时候台上不是还有工作队么,他们就在身后,给你们撑腰。也不会做劝客的,阿斗(注:当地的地主)也不敢反抗。那时候他的衣服都是被扒下的,就跪在风最大,最冷的地方(语气带有同情)有些人就算同情,也不敢说。”
    
    和平斗地主则最多是一种象征性的, 没有采取过激的斗争手段,就是让地主跪着,按按头,表示地主已经被打倒,贫农们取得了胜利。
    
    “那时候我们有开会去斗他的,但是没有怎么斗的,那时候就是意思意思的,稍微批评下,头按按的。”
    
    “那时候就是把地主绑起来,让他们跪在台上,后面就是工作队撑腰,大家也都不敢做啥的嘞。工作队就是把地主的头按按,让地主老实一点。”
    
    但不管暴力斗地主还是和平斗地主,挨打则是必经的环节,动手的一般是情绪被渲染起来的农民,面对过于木讷怕事的农民,工作队有时只好亲自动手。
    
    为什么会暴力斗争?
    
    土改的条件是发动群众,但是在当时发动群众首先就遇到了困难。
    
    发动“斗地主”的第一个困难是农民的天命观。农民们普遍认为,穷是因为命运决定的,而非来自地主剥削。他们对地主的认识归咎于命好,对于自己的穷归结于命不好,从而并不会想起来反抗地主。
    
    第二个困难,是农民的后怕心理。由于贫穷的人在旧社会无处伸冤,反而会带来更残酷的欺压和报复,因此,即使有农民想反抗地主的欺压但是由于怕地主报复而不敢反抗。
    
    “目标不是财产平等,认识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所以在这场运动中为了更好的联合穷人,土改工作队就必须找出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就是阶级敌人,但是农民不懂何谓阶级,于是工作队就在村里找那些富裕的,欺压村民的人。意图通过让群众诉冤,让地主坦白反省的说理教育方式来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激发农民的仇恨
    
    土改中出现的大量暴力行为,和土改工作队这种激发群众仇恨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群众们被情绪渲染,受过“教育洗礼”的群众阶级意识获得觉醒,开始认为自己的贫穷是因为地主的存在。实现了“地主养农民”到“农民养地主”的思想转变。
    
    到了后期,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演变成了一场由土改工作队精心导演的向旧制度开火的大会。“在共同的激情下,我们在集会上变的易于激动,情绪高昂”,正如涂尔干所说的,在这样被仇恨的情绪渲染的大会上,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异常的激动,暴力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这样的暴力是在土改工作队的默许和支持下的,群众更没有了后顾之忧。
    
    造成暴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正确执行政策和放手发动群众这两个方面无法协调。 在土改复查期间,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政府包办斗争情况,中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进一步释放了“人类的天性”
    
    在山东莒南县当时就提出了“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包办强波命令的干部路线”[5]
    
    然而,在解放初期,农民的条件尚不足以开展有序的革命斗争,翻身的“农奴”获得了权力,他们就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以牙还牙来对待地主,以前受了地主多大的压迫,就以多大的仇恨报复回去。
    
    笔者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回顾了土改的那段历史,过去粗暴式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然而当下土地财政又带来了财富、文化多方面的矛盾,我们难免会问,当下一轮土地改革来临,翻身的人是否会再举起拳头?
    
    谢选骏指出:对于良民来说,“斗地主”从来都不欢乐;但是对于土匪来说,“斗地主”才是欢乐的。因为,“斗地主”可以使得土匪成为超级地主。土改运动是中国成为“战场经济国家”的起点,所以说,“与人斗其乐无穷。”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二)
    
    谢选骏:艾滋病是“战场经济国家”的道德底线
    
    《2名中国女大学生被同一黑人感染艾滋》(2018-05-15 荆楚网)报道:
    
    一名外国留学生因为肺结核病住院,结果查出艾滋病。昨悉,这名留学生在半年前被相关部门遣送回国。
    
    该留学生来自非洲赞比亚,30多岁。去年上半年,他因患肺结核病入院,在检查中,意外发现他已感染了艾滋病。
    
    该学生自称,来华后并没有输血史、吸毒史,也没有不洁性生活。
    
    武汉市结核病医院副院长王卫华主任医师介绍,艾滋病有2个月-20年的潜伏期,大约5%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感染早期初筛试验时,可为阴性。该患者可能在本国已受感染,但在通关检查时表现为阴性(查不出艾滋)。因患艾滋病后免疫功能下降,从而感染了结核病。
    
    据王卫华介绍,在随后的排查中发现,曾经与其同居过的至少两名中国女大学生,被省艾滋病防治中心也确认感染了艾滋病, 其他有关女性正在联系排查中。
    
    此前,武汉高校也曾发现有留学生感染艾滋病,并传染给他人。根据相关政策,中国对感染了艾滋病的留学生,将一律遣送回国。
    
    网友雅科夫点评:
    拜托以后不要再从黑非洲国家引进留学生了!黑非洲人性关系极其混乱,艾滋病感染率极高,以“中非友好”的名义引进这些留学生简直就是在引狼入室!
    我的言论并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漠视事实、自欺欺人才可怕!南部非洲很多国家艾滋病大流行早已众所周知,其感染率已经超过30%,青年感染率超过50%;这些国家艾滋病流行形势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在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都要“一个岗位,两个官员”,以备其中一个发病不能工作时另外一个来替补。
    我并不反对中非友谊,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国民。在中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大流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城因早已森严壁垒、不放任何外人进入而一时得以幸免。但是,一天夜里由于大雨滂沱,有两个外来的商人到城门下哀求入城避雨。守城的士兵动了恻隐之心,在得到对方没有染病的答复后就放他们进来了。谁知二者之中已经有一个感染了黑死病,入城后即传染给城内居民,造成该城尸横遍地的大惨剧。
    艾滋病虽然早已传入我国并在局部流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大开国门让带毒人群进来。我希望大家不要指责这些个不幸的大学生,她们毕竟有权决定自己的交友范围。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少让感染者进来,尽量保护自己的国民。黑非洲国家并不先进,他们的留学生来中国也不是传播什么先进思想、文化和技术,如果要援助他们,可以派志愿者前去,如果要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水平,就派支教志愿者去。决不应该把这些极有可能带毒的留学生放进门,任其传播病毒!而被感染者如果隐瞒自己的情况,刻意报复社会,情况会更加可怕!
    
    谢选骏指出:艾滋病是现代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战场经济国家”里。只要不得艾滋病,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难怪圣经启示说,上帝设置了死亡,作为原先不朽人类的终极惩罚。这就是原罪的起源。而反对圣经信仰的社会,就是充满原罪甚至崇拜原罪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想想,中国的高层建筑和住宅小区,像不像一个个稠密的军营?八亿人民八亿兵,改革开放成了十三四亿的丁。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三)
    
    谢选骏:中国战场经济瞬息万变
    
    《支付宝重要功能挫伤!影响数亿国人! 》(2018-06-07 融360专栏)报道:
    
    高处不胜寒,支付宝又遭监管一击左勾拳,重要功能挫伤!
    今天(6月6日)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提现额调整为每人、每天、1万元,此前限额为5万。
    从“限额”、“限购”到现在的“限制提现额度”,支付宝和余额宝正面临着监管政策的全方位“捆绑”!
    央行重磅新规影响远不仅于此
    支付宝这次含泪调整背后,是整个理财行业的强监管折射。
    6月1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对货币基金提现的单日额度进行了限制。
    具体来说,就是对单个投资者持有的单只货币市场基金,设定在单一基金销售机构单日不高于1万元的“T+0赎回提现”额度上限。
    “T+0赎回提现”,也就是咱们说的当天快速提现,一般两小时就到了,非常快。
    用人话来翻译一遍就是:
    像余额宝这类背后对应的是货币基金的产品,以后每人、每天、从每只产品当天内提现的金额不能超过1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以后在支付宝、微信钱包里购买理财产品后,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享受到灵活存取的便利性。
    如果要大额提现,只能在隔日才能到账,用户体验大打折扣!
    为何受伤的总是“宝宝”?
    说白了,像余额宝这种货币基金做大的话直接影响的就是银行,咱们都喜欢把钱放在余额宝吃利息了,没人愿意放在银行,银行还怎么活下去?
    银行想要获得存款的成本肯定增加,只能抬高放贷利息,往远了说就是影响整个经济运行。
    咱们再把时间轴推回到今年3月--货币基金闭门会议,会上传出4个重要指令:
    1、单账户每日快速赎回额度限定在1万元以内;
    2、货币基金的份额不能在支付场景使用;
    3、企业自有资金不能用于资金垫付;
    4、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能参与资金垫付。
    眼下第1点已经在余额宝身上应验,各位看官可以继续猜想,余额宝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
    目前余额宝是可以正常用于支付的,但未来可能需要先将余额宝里的钱转到余额里再消费了。
    又或许余额宝将完全取消快速赎回,回归货币基金的本质。
    虽然现在看觉得不可想象,但是身处风云莫测的监管新时代,已经发生过太多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本君相信就算万能的马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余额宝未来会不会一帆风顺。
    有何破解妙招?
    不知道各位看官还记不记得,本君之前教过大家通过“余额宝直接提现”来避开“支付宝余额提现收费”的小窍门?
    现在,这个诀窍对于有过万资金需求的看官来说彻底失效了······
    那么,如果你急着用余额宝里的钱,数额超过1万,又不想被支付宝余额提现收费的话怎么破?
    本君这里还有一种相对比较便捷的方式:借道网商银行。
    马云家的网商银行是银监会批复的五大民营互联网银行之一,这个神器真的是酷到不行,可以让钱在你名下的多张银行卡之间无手续费一秒切换。
    大家别省内存,放心大胆的下个“网商银行”APP,真的很好用。
    具体的操作步骤是:
    把余额宝的钱提现到“余额”→打开网商银行→点击首页的“转入”→选择“支付宝账户”把余额里的钱转入网商银行→网商银行提现到你名下任意一张银行卡。
    轻轻松松几个步骤,就可以避免1万限额和提现收费,还能实时到帐,何乐不为?
    另附:支付宝近期小福利
    在本君测试上述操作后,顺道发现了支付宝最近有两个小福利,觉得还不错,一起分享给你们。
    1、“到店付款周卡”
    这张周卡售价2.99元,需要用花呗购买,购买后只要线下的门店支持支付宝付款,每天消费就可以立减2元,连续7天。
    (支付宝首页的轮播图里或者“我的奖励金”里可以找到)
    我自己每天都会在便利店消费,所以就顺手撸了一张~赚个十几元,也是钱。
    2、免费医疗金
    只要每天到店用支付宝线下付款,就有三个福利可供选择,其中一个是免费医疗金。
    选择它,就可以领取一笔金额不等的医疗金~最高可以累积到2万的额度。
    这份医疗金来自“好医保”属于“医疗险”,如果你在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治疗,无论你是否有社保,这份医疗险都可以报销50%的费用。
    它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可以和你的孩子共享,不过年龄必须为15周岁以下,如果你家里有小孩,还是很大概率会用到医疗险的。
    
    谢选骏指出:我的科学总结之一就是,中国不仅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的市场经济,就连第三世界的官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算不上,而是中国特色的战场经济。这个中国战场经济,行情就是瞬息万变,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战场经济里,军令如山倒,军委主席立法、释法、执法、改法——初一和十五绝对不一样的。呜呼哀哉。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四)
    谢选骏:艾滋病是“战场经济的克星”
    
    《汤灿牵出更多秘密 传因艾滋害死徐才厚》(2018-05-17 NTD)报道:
    
      汤灿的近照频频在网络上曝光,有消息披露,汤灿被捕入狱,因身患爱滋病获得释放。这使与汤灿有染的徐才厚的真实死因,引发外界质疑。
      中共军旅歌手汤灿的近照频频在网络上曝光,有消息披露,汤灿7年前秘密被捕入狱,因身患艾滋病现已获释。汤灿曾被称作〝军中妖姬〞,与徐才厚等多名大老虎有染,徐因此感染艾滋。虽然中共官方称徐死于膀胱癌,而据港媒此前爆料,徐才厚的真实死因是艾滋病并发症。
    
      有中共高官〝公共情妇〞之称的军旅歌手汤灿销声匿迹7年后,近日突然频频以发照片的形式高调〝露面〞。但照片中的汤灿,瘦骨嶙峋,憔悴不堪,再没有了往日的美艳。
    
      2011年,认证的微博〝词作家曾鸣〞在微博里爆料称,汤灿已被中纪委调查,因为牵涉几宗中纪委正在追查的贪污腐败案件。大陆《财经》杂志前副主编罗昌平也曾在微博发帖,称汤灿已在湖北受审,并在当地女子监狱服刑。2012年6月6日,又有网友微博爆料称,汤灿被判有期徒刑15年。
      今年5月9日,大陆微信公众号〝大参考〞发表署名为〝党叔的小号〞的文章,披露了汤灿的更多传闻细节。
      文章称,汤灿于2013年被判刑7年,在湖北咸宁的女子监狱中服刑,化名〝邹艳〞,罪名是〝经济犯罪〞。汤灿的身份较为保密,很少抛头露面,接触过她的人不多。她在监狱中干些杂活,还曾给监狱里的文艺演出队做过指导。
      服刑期间,汤灿曾被带回北京,配合调查军方的〝大老虎〞案。可能因配合〝打虎〞有功,2016年中国新年之前,汤获得减刑出狱。
      此前,2015年有媒体传出消息称,湖北武汉女子监狱给服刑人员例行体检时,验出汤灿血液中爱滋抗体呈阳性,并经二次抽血确认。
      由于汤灿案背景复杂,经湖北当局上报司法部,司法部再与军方联系,将汤灿〝保外就医〞送到武汉军区总医院治疗。
    
      消息还说,由于汤灿曾是中共高官的〝公共情妇〞,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以及大批在位的政要等均与其有染,据称人数数以十计。当局为此特通知相关部门,要求与汤灿有染的军方及高层官员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查,事件引起这些人恐慌。
      不过,有关汤灿的诸多传闻均没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该事件曝光前一个月,2015年3月15日,与汤灿有染的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病亡。官方对外宣称,徐死于膀胱癌。
      时隔一年,2016年港媒爆料,中共在内部披露:徐才厚的真正死因是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报导称,2012年7月,徐才厚在做年度第二次全身体检时被发现已染上艾滋病毒,后经三次复查确诊,徐的确患上艾滋病。
      徐才厚随后被安排到香山疗养医治,同时,中共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内部通知称,徐患〝疑难病症〞正接受治疗,随后又传出徐罹患癌症的消息。据称,当年曾通过驻外使馆的武官在国外购买过医治艾滋病的药剂。
      中共内部公布的材料指,徐才厚从2000年11月至2012年9月期间,先后利用职权违规破格提拔、安置了80多名女性在国防、军事部门任职,其中不少女性和徐才厚有过不正当两性关系。
      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徐还给15名曾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总值2亿2千余万现金及市值物业。
    
    谢选骏指出:军队经商、将军敛财,是战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而军队和将军拜倒在艾滋病下,则说明艾滋病是“战场经济的克星”。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五)
    
    谢选骏:成为战场经济大国全靠这癞和尚的祖坟
    
     《美媒: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全靠这五种力量》(2018-05-19 转载多维)报道:
    
     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之道表示好奇,一直将中国快速增长归因于政府的改革。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中国发展,但其中很多因素别国也有,却没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快速崛起。美媒认为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背后有五大优势。
    
     美国《国家利益》5月17日刊文称,所以,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背后的终极力量,应到经济领域以外寻找。主要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连串遗产因素,它们共同影响中国民众和政府追求个人幸福或国家目标时的行为。主要是5个因素:国家体量、民族构成、国民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的战略规划。
    
     显然,这些没一个是中国特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具备,且都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或历史遗产。遗产因素的深厚力量,最终决定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并影响与别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人口和市场庞大令制造业能快速扩张。涵盖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在华涌现。其生产效率高、规模大、产品价格无与伦比,进一步催生多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无疑,庞大经济体量使中国相比多数国家更能抵御外界不利冲击。
    
     中国不仅大且比较同质。中国的族群分化指数属于世界上最低,在159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在第138位。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普遍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引起的社会紧张、动荡和仇恨,在中国经济增长集中的那些省份几乎不存在。这也有助于个人在社会阶梯上攀升。
    
     中国是高度世俗化社会。据2015年盖洛普民调,61%中国受访者自称无神论者,远高于别国。中国人关心物质利益、个人名誉或事业成功,对超自然的东西和理念不感兴趣。这种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改革如此成功。
    
     中国另一优势是人力资本。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程师、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勤劳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此类高素质劳动力规模之大世界罕有其匹,令中国成为最吸引投资者的目的地。无怪乎苹果公司CEO多次告诉媒体,把制造基地转到中国,并非因低廉成本而是高素质劳动力。
    
     此外,中国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的出色能力。中国总在预定期限前达到目标。北京成功背后的秘密,是政府稳定及技术官僚居多。他们制订并实施长远发展计划,不会受到利益集团掣肘。
    
     谢选骏指出:美国《国家利益》肤浅至极,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中国一个“战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市场经济”再大,也不是他的对手,因为“战场经济”可以潜入市场经济的肚子里,发展壮大自己、消耗削弱对方——就像孙悟空对付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那样。相比共产党中国的战场经济,苏联的官场经济也不是对手,因为苏联没有嵌入西方的肚子,只是在外围作战,结果力有不逮,倒地而死了。
    
     《中国最厉害的祖坟 为它高铁都要绕道》(2018-05-19 转载小玉家具)报道:
    
     吴晗《朱元璋传》中记载,安徽凤阳发瘟疫,死人很多,朱元璋家死的最后没有棺材葬了,用草席裹着自己的父亲去下葬,当抬到一山坡时遇大雨,就放下草席去躲雨,当雨住回来时,山塌下来把父亲埋了,这叫“天葬”,正好此地是风水宝地,后来竟出了朱元璋等16位皇帝。图为凤阳明皇陵。
    
     20年后,朱元璋成为吴王,这当然是通过自己与命运的抗争所得。此时他想起已故的亲人,命人赴濠州修缮父母陵寝。称帝后,欲改葬,有人进言,祖坟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原来尸体是怎么放,就怎么建,否则会“泄山川灵气”,于是,朱元璋在祖坟的基础上,培土加封,占地2万余亩,周长二十八里,其内“宫阙殿宇,壮丽森严”。
    
     历代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他们祖宗的坟址,大都有“龙脉”之说。朱元璋由穷和尚一跃称王称帝,富有天下,他父母的葬地自然变成“风水宝地”。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建了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施工桥梁增加了5931米。
    
     谢选骏指出:癞和尚朱元璋虽然不在了,但他的痞子精神却被毛泽东继承下来了,并依据其“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场经济方针,慢慢发展成为全球大国。所以我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全靠这癞和尚的祖坟,因为凝聚了中国各种力量,就像毛泽东纪念堂里的僵尸一样。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科学总结!
    
    附录
    
    谢选骏:中国的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6日 来稿)
    
     来源:谢选骏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所谓“血汗工厂”、“暴力拆迁”,都是战场经济的特征。
    
     最近,大举逮捕金融机构负责人,是“战场经济”的最新发展,表示战场已经从社会底层蔓延到了社会上层。
    
     (一)
    
     “最高检”指出:上半年查处金融犯罪7782件,逮捕一万多人!
    
     9月23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去年以来查办金融领域刑事犯罪工作有关情况,并对打击近期股市波动中的金融犯罪进行了回应。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本轮股市动荡中,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金融犯罪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我们会加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保持对金融犯罪高压打击态势,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聂建华介绍,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共6件8人,同比上升50%。
    
     对于检察机关在预防此类犯罪采取的措施,聂建华介绍了三类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追诉、制裁、打击力度;二是加强惩治金融犯罪的宣传和预防金融犯罪陷阱的普法教育,针对犯罪易发环节通过案例警示、风险提示、专项教育等方式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三是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监管问题和程序上的漏洞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反映情况,敦促有关主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
    
     在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数量来看,我国金融犯罪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仅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金融犯罪案件7782件10608人,同比分别上升54.7%和67.2%。
    
     肖玮表示,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检察机关受案量最多的仍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共批准逮捕信用卡诈骗犯罪8654件9323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19677件20970人。肖玮说,从案件罪名分布看,各罪分布明显不均。其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大幅增加。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非法集资案件数量激增,特大规模集资案件屡见不鲜。
    
     发布会上,肖玮还通报,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01件877人,在立案侦查的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中,贿赂犯罪453人,占该领域立案总人数的51.8%。此外,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非银行融资机构多个领域。
    
     刑法已有关于证券领域犯罪的条文规定,此次最高检又对该领域犯罪作出了明确表态,为何对内幕交易等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如此之大?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冯辉认为,不管是从金融法方面看它的违法性还是从刑法角度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证券领域犯罪危害性非常大,值得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去解决;客观方面,传统上因为金融犯罪专业性较强,司法机关对于金融犯罪行为追究力度还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犯罪案件的增加,检察机关金融监管能力有所增加,因此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此外,金融监管应该是全方位的,涵盖立法、执法各领域,检察机关的表态有利于回应公众对于证券交易市场的关注,传递更多积极的信号。
    
     聂建华在发言中提到,预防证券领域犯罪要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敦促其完善监管,那么,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本质上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分配和不同监管机关协调的问题”,冯辉认为,传统意义上人们关注的监管机关是“一行三会”,认为这样的监管体系已经全面覆盖了,然而近期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恰出自于此,例如证监会[微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调查。面对市场时适用的规则在面对内部制定规则者时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更有优势,“通过司法监督,可以给金融监管添一把火。”
    
     冯辉还认为,目前司法机关的表态在短期内对一般性的金融违法行为会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行业灵活易变,因此需要靠长期的机制进行监管。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80、181、182条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双罚制,既处罚个人又处罚单位,既处自由刑又处财产刑,刑法比较严厉。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也规定,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二)
    
     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提出,“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
    
     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 很多企业家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狼狈为奸”和“逼良为娼”
    
     《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这些案例的背后应该意味着某些官员的腐败,您是如何认识这种腐败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表征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倒台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法人》:2004年以来,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嗣窠贝笳劭迹懊衿笤铩钡纳粢恢辈痪诙诓徽5恼坦叵悼蚣芟拢С终庵稚裘矗�
    
     仲大军:显然不。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绝大多数企业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原罪”何来之有。如果说有些企业在娘胎里就不合法,那数目也为之甚少。我们不要胡乱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您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利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您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
    
     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
    
     (三)
    
     上述对话不无道理,但是依然属于“掩耳盗铃”,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的早餐到最后的晚餐,都不是“市场经济”,而一直都是“官场经济”,所以,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的问题。“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是一个伪命题,是“为战场经济讳”!
    
     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年以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军事管制的戒严状态,迫使中国大地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毛头说“八亿人民八亿兵”,邓脑干脆血洗北京城,天安门已经成为他们一再对人民发动内战的血腥之地。所以经济改革,不过是又一次的土改、社改,又一次的横征暴敛。
    
     中国人现在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场经济;但是中国人尚未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的官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等到中国人终于明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的时候,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就再度开始了。 [博讯来稿] (博讯 https://boxun.collateral-freed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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