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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月27日 来稿)
一，“经济侵略论”破产
资本商品输出对于输入国是不是“经济侵略”？过去的观点是侵略。资本能够带来利润，你不在本国投资在他国投资，利润来自他国而却带回本国，这难道不是一种利益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同理，商品销售会给商品生产者带来收入，你在这国生产却在他国销售，你的收入岂不是来自他国人民？“经济侵略论”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把资本从盈余国向稀缺国的流动，商品从饱和甚至过剩国向匮乏国的流动，看作是资本商品盈余国把本国经济危机向他国的转移，它解决了输出国的经济危机，却遏制输入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按照这种观点，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阻止外来资本商品的输入，是反“侵略”，是“爱国”。而对于那些先发达国家而言，商品饱和资本充盈，向那些缺乏资本商品的不发达国家输出商品资本，是它自由扩张的必然冲动，也是“爱国”。于是，国与国之间开始争斗，甚至不惜动武。中国因为闭关锁国，又因积贫积弱，历史上就屡受西方列强欺负，多次挨打。以至于我们现在还念念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民族主义的情结始终难以解开。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不停的质疑这种经济侵略理论。比如，现在我们发现，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不一定是经济侵略，它可解决输入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缩短输入国资本自我积累的漫长过程，加快输入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千方百计引入外资，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爱国”。同样，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外国，中国商人挣了利润，但没“掠夺”外国人民，反倒使外国人可以买他们认为是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正如中国没有某些商品，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一样，因为中国消费者买到和享用了中国没有或比中国产品更好的产品。所以，中国没有侵略外国，外国也没侵略中国，用现在经济学的话来说，这叫经济要素依经济规律的自由流动，当这种流动突破国界时，是全球化的表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使“经济侵略论”破产。也使“爱国”或“卖国”失去了很多实际内容。
所以，“引资”不是“引路”，拆除贸易壁垒也非“卖国”。如果说，龙永图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感觉战战兢兢，生怕被国人骂为卖国，“经济侵略论”的幽灵还在的话，而现在尝到引资好处的中国官员，则正使用多种手段，请外资来中国“侵略”一下，早把“经济侵略论”丢之天外。不过想一想，现在那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在鼓励投资，包括外资的投资哩。当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商品增加，就业机会增多时，所有的投资都对全体国人有利，需要分清投资人是那个国家的吗？所以，当有外资撤离中国时，“不能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也出来了。但写这些文章的人，其观点不是视满清时代，帝国主义要求开辟中国通商口岸是“侵略”吗？不是认为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是为了剥削中国人民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欢迎李嘉诚，现在又要指责李嘉诚？
二，“人权”RK“主权”
商品资本的流动之所以不是侵略，在于这些流动是自由的因而对社会个体来说是“双赢”的。商品匮乏与过剩，资本稀缺与盈余，既是商品资本流动的原因，也会带来商品资本分布的均衡。因为匮乏与稀缺，所以有需求，因为过剩与盈余，所以要输出，建立在自由而非强制基础上的互通有无，一定是“双赢”。匮乏稀缺地区得到了它需要的，过剩盈余地区推销了它多余的。号召人们脱离个人的需求抵制外国商品或资本，只是空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理性的个人利益选择。中国抵制日货，当然损害了日本生产者，但不也损害了喜欢日货的中国人？
经济要素在一国内的自由流动，我们并没有称为“侵略”，跨国流动则常常被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所扭曲，是源于国家主权对市场的分割。国家主权是产生限制要素流动制度藩篱的根源。商品关税，资本准入，移民政策，那一项不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那一项不是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地域分割。所谓主权，其实是我的地盘我作主，允不允许外国商品资本进入本国，或怎样进入，在人权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原则时，由国家权力决定。此即所谓的主权。表面上看，国家权力只是限制外国人在本国的自由，实际上也限制了本国人的自由。因为互通有无是双向的，一方（比如卖方）权利的丢失，同时也是另一方（比如买方）权利的丢失。
现在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很忙，他们用纳税人的钱飞来飞去，又是开会，又是访问，说是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流。经济交流需要他们来“促进”吗？如果经济交流对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有利，用不着他们来促进，交流是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如果无利，他们能够用权力强迫经济要素流动吗？政治家外交家因为各国的经济问题谈判签约，其实谈的都是对方国民在本国经济行为自由权利的有无和大小，并不是经济活动的本身。所以只是国家权力的交易，即主权的交易。这样一种对经济自由只有限制，却无促进作用（国家权力做得最好就是不限制）的国家主权，有何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增进，当市场扩大到全球时，必定要求权利的普遍化，限制权利普遍化的国家主权，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人权PK主权，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自由与管制的斗争。当个人经济自由权利不受国家地域限制，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和保护时，国家限制外国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主权”弱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是不分国别的民众之间的自由经济行为，与官员无关。官员用不着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跑来跑去。国家功能趋向提供自由与公平的制度环境。我们的“爱国”是爱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哩，还是爱限制这种自由的“主权”？
三，模糊的“中国崛起”
商品资本技术劳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国家日益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非是族群或组织概念。比如，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企业。它有着复杂的利益主体，资本可能来自日本，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工人则显然会主要来自中国。这种建在中国国土上却不一定完全是中国人的企业，国家政策不论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无法显示政策是“爱国”还是“卖国”。因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国人的就业，却也支持了外国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的利益，可能是“卖国”，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就限制了中国政府的税收和中国人的就业，也非是“爱国”。单个企业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国化，国家对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无法承担“爱国”的责任。
社会生产分工在地域上的扩大，即全球社会生产分工的形成，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国的经济既依存于他国，也对他国构成影响。这带来一种虚幻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对抗。比如，美国超市的货架上有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假设一旦中国不生产（这只是假设，因为不生产对中国也不利），美国市场是否崩溃？逼迫中国生产，是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种幻觉。因为一旦中国不生产，美国这类产品价格飞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其它国家的这类产品就会迅速流向美国，造成这类产品价格世界范围的上涨。而进一步，则会导致这种生产投资增加，生产扩大，从而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形成一种新的世界生产分工格局。所以，中国不生产，可能会对美国市场产生短暂影响，但说这种影响会侵害美国国家利益，显然只是一种幻觉。正如美国少石油，就说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石油，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中国在澳大利亚就有国家利益一样。
个人的发展并不是国家的发展。中国GDP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提出疑问，说日本在海外投资有几万亿美元，所以存在两个日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而这些海外投资创造的GDP并没有进入日本国家的统计。而在中国投资所创造的GDP反而进入了中国的统计，如何能说超过？其实，这正是传统国家概念在作怪。说存在一个海外日本，并不准确。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只是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正如温州人到山西开煤矿，只是个人发展，并不是温州的发展一样。所以，比较中国与日本的GDP，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那个更好，只有在生产要素难于跨越国界流动时，才有意义。一旦存在大规模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国家之间的GDP比较与竞争，便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崛起”，是中国人的崛起？还是中国这一地域经济的崛起？仰或“朝廷”崛起？这三者或有重合之处，但不同却也显然。“朝廷”崛起比如军事力量强大，并不等于中国人崛起；如果中国很多人（象犹太人那样）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崛起，并不等于中国这一地域经济的崛起；同样，如果中国国土上有大量跨国企业，地域经济的崛起并不等于中国人的崛起。那么，你爱“中国崛起”，是爱那一种的崛起？
四，市场主体无祖国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这些社会个体利益各不相同，他们在市场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生产者与消费者既相互依存也相互对抗，比如讨价还价；生产者与生产者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则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消费者与消费者的对抗却会抬高稀缺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依存和对抗，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和均衡机制。当市场范围扩大至全球时，这种依存和对抗超出国界，既互相渗透，又犬牙交错。任何市场主体都只会以个体利益，而非是某种宣传的“爱国”思维，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比如，中国政府对进口奶品课以重税，支持国内奶品业的发展，打击外国奶品业，对国内奶品业，包括资本和就业工人，以及上游产业都有利，这正是“保护民族工业”的传统“爱国”观念。但关税会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中国关税大重，那些不能出国的老百姓便买不到便宜奶粉了。难道让中国老百姓买到价低可意的奶粉就不是“爱国”？那么，我们支持这种关税是“爱国”哩，还是反对这种关税是“爱国”？还有，由国界的阻碍，有条件的中国人到国外买奶粉是消费自由权利的体现，我们能不能说他“卖国”？
个人择业自由权的确立，和个人择业范围超越国家，使职业道德高于个人国别。郎平任美国女排教练，竭尽全力与中国女排对抗，是其职业道德，我们无法说她“叛国”。同样，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研究收集中国国情和经济数据，为外企服务，也谈不上是“特务行径”。推销外国产品的“买办”不是“洋奴”，为外国资本技术人员流动穿针引线的“掮客”，也非“汉奸”。泄露企业“机密”，影响的只是企业利益，也难以扯上“国家利益”，那怕损害的是本国的企业，得益的是另一国的企业。“出卖”企业经济情报丢失的只是职业道德，而非基于国别的品格道德。
社会个体利益在没有侵害他人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高于政府目标。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在国外设立制造工厂，增加了外国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是基于国外的劳力成本低，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更大利润。奥巴马总统就曾问乔布斯，为什么不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乔布斯说不可能，因为在外国设厂成本低，而且不是只低一点。苹果公司的利益目标高于总统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政府目标。美国人工资高，苹果公司不选择在美国设厂，只是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没有侵害美国个人和公共的利益。正如一个企业没有聘用一个求职者，并没有侵害求职者的权利一样。所以，即便是美国总统，也无法运用权力，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强迫乔布斯把产业撤回本国。苹果公司没有“卖国”，奥巴马也无力“爱国”。
只有当国家是一个利益组织时，“爱国”或“卖国”才会存在，经济主体市场主体是民而不是国，国家已不是一个经济主体。由于市场主体利益之间的普遍矛盾性，我们无法从中抽象出代表一国所有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因而会极大地弱化国家的组织和利益特征。马克思从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说：“工人无祖国”，在高度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市场主体无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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