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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汉字、科学思维和绿色文化保护意识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9月18日 转载)
    
    来源:网络
         
    《华夏文摘》2017年连续发表了王玉江先生《为什么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字典与词典》等多篇文章,主旨基本上是认为中文不能进行科学思维,所以中国的科学落后,而且只要使用中文,中国人就无法进行科学的教育和研究。
    
    王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比这种说法偏激得多的说法早就有了。鲁迅在三十年代就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瞿秋白诅咒“汉字是最恶劣、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从1956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涉及亿万人民文化生活的汉字简化运动,形成了今天一国两字的语文状态。不仅如此,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的文件还宣布,实行汉字简化“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要走斯大林批准,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倡导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在中文电脑信息化成功以后,中国人已经开始反思汉字简化是不是得不偿失。(详见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全国人大和政协近年来也不断有委员们提出相关的质疑和倡议。
    
    把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怪罪于语言文字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中国搞汉字简化,尤其是越南废除汉字实行拼音以后都没有发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专家们为汉字简化和拼音化做过很多宣传,对所谓汉字难学难写难记有过很多声讨。 现在看来所谓简化对扫盲有重大贡献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效率都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现代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王玉江先生的议论涉及汉字与思维的关系,应该在现代汉语中什么叫词word的概念上有所辨析。
    
    汉语文是以汉字为基准的语文。但是一个汉字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素,即组成一个词的成分。例如人是一个词,人民也是一个词。在人民这个词中,人和民都是它的组成部分。琵琶是一个词,但琵和琶两个字都不能单独表达词意。英语也有复合词,news是新闻,Paper是纸,连在一起,就是报纸。王玉江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例子,“马上”是一个汉语词,词义似乎跟马和上两个字没有联系。其实并非如此。马上应该跟“骑上了马就跑得很快”有关,表示“立刻”的含义。英文也有词义跟词缀没有直接联系的单词。new是新的,ton是吨(也可能是town城镇的变形),但是newton却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大写),更是一个力学的计量单位。
    
    汉字是通过六书造字的,汉代以后则全面形声化,现代汉字95%以上都是形声字。形是意符,声是声符。轮,车表意,仑表音;有的音符是古音,现代已有音变。英文在传承中也发生了一些音变,所以不太规则。英文词也有复合名词,atom原子,来自古希腊语,a表示否定,tom表示切分,不可再分者就是原子。(其实原子并不是不可再分的微粒,还可以继续分为原子核与外围电子,核内还有中子和质子)。在以原子为单词进行科学推理的时候,同样没必要再分辨原子是不是不可再分的粒子。王玉江先生数落了汉语“词”的概念,还指责一些语言学的教授不接受他的观点。其实王玉江先生是奉英语为圭臬,以英语的是非为是非。凡是不符合英语规范的现象都一概斥之为不合理。王玉江先生列举的phrase verb 动词词组,在德语里面相当于典型的分离动词。被认为是德语动词中的一类。作为动词收入词典。表达现在时就要把前缀移动到句末,完成体和不定式则要插入ge和zu,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失落前缀。aufgeben, geben auf, haben aufgegeben, haben aufzugeben. 英语只是多种语言中的一种,我们不能说,因为汉语和德语中没有类似于英语的这种现象,就说汉语和德语不合理。
    
    一百多年前,马建忠首先根据拉丁文的文法编写了第一部汉语文法《马氏文通》。这是首开先河的不朽功勋,也给予后世杨树达、王力、吕淑湘等人的著作以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通病也是明显的,就是努力迁就欧洲的语法学。毕竟汉语汉字跟英文、拉丁文还是有文化上的差别。语素或词素这类说法,就是努力迁就的做法之一。中国语法学界不断有人尝试另辟蹊径,突破欧洲(印欧)语法框架,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又能包容欧洲(印欧)语言学的理论。“汉字本位”的说法就是这类尝试的探索之一。我们不应该轻率地予以蔑视。目前我们暂时不能踏勘出兼容并包的理论新路,宜当宽容以待后贤才是。当年英文打字机覆盖全球,中文打字机迟迟不能急起直追,一时间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声音不绝于耳。曾几何时,计算机异军突起,转眼间突破了中文电脑信息化难关。如今已经在海峡两岸全民普及。
    
    科学推理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词(各国语言都相同);而不是继续深入到词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出发,并不能说明汉语不能进行科学推理。思维不一定需要落笔成字(词),(复杂一点计算就必须借助纸笔或计算器具),马上也好,newton 也好,只是语音和词义一闪而过,并不能给思维造成障碍。王玉江先生以孔子的语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标点符号,可能存在歧义为例,断言汉语不足以进行科学思维。实际上,与孔子相近时代的古罗马人也没有标点符号,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有部分文句歧义或费解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说古代文献的章句了,就是现代英语也难免出现歧义。John hit the boy with an umbrella. 到底是约翰用雨伞打了那男孩,还是约翰打了那拿着雨伞的男孩?我们能够因此指责英语不适合科学思维吗?
    
    语言到底是否会对思维发生影响?影响有多大?语言学界从1940年代就有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又分为强假说和若假说两个部分。强假说已经遭到全面否定。语言并不能决定人的思维。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有完全相近的思想,而统一语言环境的人却可能思想各异。弱假说确有一些实验证明。但是语言造成的人际之间的思维差异也是通过交流和学习可以弥补和调和的。译文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于原文以表达出精确的原意;但是通过注释和补充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并不是完全不可企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起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现今大局已定,“语言决定性地支配思维”的说法已遭彻底否定。少数人仍盘桓其间,但大势已去。
    
    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逐渐衰退之际,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异军突起。人类的语言看似纷繁,但是在它们的深层结构中都存在着基本的同一性。所以人类的思想才能彼此交流。语言普遍论由此兴起。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至上、平等意识等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日臻完善。其中包括语言人类学的重要进步。 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突出的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说得更直白一点,更宽泛一点,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其实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的历史并不太长,大概不到一百年。1934-35年,上海《生活周刊》记者邹韬奋访问欧洲所写的《萍踪寄语》明确地告诉读者,欧洲各国的英语普及远不如法语。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古代欧洲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并不一定都与英语有直接关系。除了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以外,很多物理、生物、化学,也包括语法学的进步成果,都不一定是在英语环境中成熟的。那些时代的拉丁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的词汇量也跟古代英语相差不多,不会像现代英语这么大。
    
    汉语汉字到底是否适应科学思维,古代中国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实例。1600年前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经肇庆辗转进入北京。后来结识了明朝翰林学士徐光启。利、徐两人合作最大的成果就是翻译了西方著名的数学专著《几何原本》前六卷。许多几何学名词汉语词汇原付阙如,徐光启根据汉语原有词汇的本义赋予了一些词语以全新的数学含义。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和幂等等。这是古代汉语与拉丁语之间的一次科学思维和语言文字的直接交流,意义非凡。经苦练苦学,利玛窦能说会写当时的汉语官话,但是科学叙述跟日常会话又有很大的不同。徐光启不懂拉丁语,也没有英语基础,却能够领会利玛窦的讲解,并选择汉语词汇落笔成章,描绘出了欧洲古代数学家思维的精华;至少说明四百年前的明代汉语并不是科学思维的障碍。中日两国的数学界沿用这些名词至今。比古汉语更加精确简洁的现代汉语则应更有效率。
    
    实际上,汉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在实用上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很多兼通中外语文的人都有这种直觉,只是未能理性地加以总结而已。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但是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62页) 他的说法告诉我们,拼音词语对于读者来说,如果足够熟悉的话,也是仅有表意的价值,跟汉字一样是表意的符号。区别仅仅在于,1. 学习初期,拼音文字可以直接拼读出声,而汉字还要借助拼音字母(英文也常借助国际音标);2. 汉字会有提笔忘字的情况,而拼音文字则可以用字母按规则拼出生词(英文拼读有法不依时,也会有类似的困难)。现在学习汉字有拼音方案为辅助工具。提笔忘字也有多种提醒手段,只要能想起字音就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拼出汉字再作挑选。这样,拼音文字和汉字(意音文字)的区别就更微不足道了。手机配备的触屏写字和拼写功能也越来越方便,汉字(意音文字)的不便在科技进步面前已经逐渐退隐。
    
    如所周知,其实英语是一种相当保守的语言。英文是世界上拼读最不规范的拼音文字。汉字必须倚仗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英文也要倚仗一套国际音标做英语拼音方案(还有韦氏音标等各种拼音方案)。呼唤英文规范化的改革之声持续了两三百年,从萧伯纳倡议到1949年议会否决英语改革,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可是英语坚持不改,连美国英语的collor/collour; labor/labour这样的小改革也不接受。宁可忍受习用的不便,英文也要保存古代语文影响的痕迹。从古日耳曼语和不列颠方言到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都给英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这是历史的脚印,不应该让它们归于湮没。欧美的文化都非常注重民族语文的源流传承。较大一点的欧美词典都会标明词条中的古代语言(希腊、罗马、希伯莱)的词根来源。如果欧美的学者了解到很大一部分汉字(繁体字)都暗含着先秦两汉时代的人文遗迹,他们该是多么羡慕中国人的幸福啊。而我们却未经深入研究就在几十年前将正体字砍斫成了今天的简体模样。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也有一些学者涉猎了一番欧美语言之后,虽对汉语毫无认识,却开始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对汉语汉字大放厥词(落后、废除),而真正的汉学家们(例如高本汉、马悦然、林西莉),他们都有欧洲多种语言的深湛造诣,又对汉语汉字有过深入的研究,甚至超过国人对汉字的理解。他们从不发表轻率的指责,他们懂得汉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根本意义,马、林两位还直接表达过对简化字的否定态度。
    
    世界各国的语文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语文。英文既有它文法简单(相对其他拼音文字而言)的好处,也有拼写混乱有法不依的严重缺点。二十一世纪以来,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相继进行了小规模的文字改革,都有一定的成果,也都遇到较大的反弹。老的困境不能完全排除,新的麻烦却又出现。事实告诉我们:1.理想的完全自洽自圆的语文不可能出现;2. 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不适宜施行重大的文字改革。3. 在技术科学进步神速的时代,应该让新兴科技去适应宝贵的文化传统,而不是让民族文化去削足适履。
    
    汉字确实也有自身的缺陷,例如,1. 电脑输入仍无法字字直接到位,部分信息需要挑选确认,例词:工艺、公益、公义、工蚁;2. 语音排序还需要对同音字按声调排序,甚至同调同音字再做笔画排序,例音ji, li, shi, 等字音;3. 字词分界不明确,例句:孩子们登上海滩了。如果检索搜寻词是“上海”,就会把这句话搜索下来,实际上是错误的。字词分界不明确,又没有大写,所以出错。但是我认为,作为既熟悉中文汉字,又研究外语外文的跨国学人宜当多作理论的探索,并从技术上或方法上去弥补和调整,而不是指责和摒弃中文汉字。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都是各民族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没有优劣之分,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更不应实施强制的干涉(非自然演进的变革)。拼音和意音文字并无实质差异(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更不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志。方言也不仅仅只具负面意义。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各地方言都为民族共同语提供生动的新鲜语汇,也承载各地人民的心理文化重要成分(民歌、戏曲、谚语、俗语······)。现代世界已越来越不愿意人为地干预自然语言文化的发展,若是受到伤害的还要加以抢救和维护,(上海市正在恢复小学的方言课程和公交方言报站录音)。联邦德国施行小型文字改革时反复征求德奥瑞各地的意见,不敢强制推行;德国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拨款资助对于方言、民歌、民俗的研究和出版,像环保一样地呵护每一个地区的人民文化遗产。这就是绿色文化保护意识。
    
    (关于汉字繁简优劣等问题的探讨,烦请参看拙文《褒贬评说周有光》,原载《华夏文摘》2017年2月27-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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