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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青:纪念“六四”,勿忘“国伤”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6月02日 转载)
     “纪念六四,勿忘国伤”,这是一年前我所组织和主持的那场烛光纪念活动的主题,结果我和张宝成、李蔚、马新立、徐彩虹、梁太平等六人先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抓进看守所(只不过后来因为“检察院不批捕”,我们六人先后被取保)。在审讯的过程中,办案人员曾嘲笑我说:“看你那水平,都弄出错别字来了。”我说:“你是指‘国伤’的‘伤’吗?”对方说:“是呀,那个‘伤’应该是歹字旁。”我回答说:“我没有弄错,我知道你所说的是《国殇》的‘殇’,‘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是屈原在《国殇》中的名句,但是我们在纪念活动中所说的‘国伤’具有更广泛、更深层的内涵。”警方问:“能否解释一下?”我于是大致做了下面的解释:
    
     “殇”字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指未成年而死去的人;其二,指为国家而战死的年轻人。屈原《国殇》所歌颂的显然是为国捐躯的年轻战士,这两层含义都具有“死亡”的意思。用“国殇”来纪念“六四”死难者,当然也可以,但是这不足以来表达我们纪念活动的意义,我之所以主张使用“国伤”概念,是因为我认为“六四”是我们国家的“伤口”,而且这个“伤口”从发生到现在一直没有愈合,仍然在流着殷红的鲜血。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展开了如下的理由:
    
    第一,对于六四死难者来说,这个伤口是最重的,他们因这个伤口而失去了生命。早在89年六月初,官方的新华社就公开报道说,因“误伤”而死亡的大学生共51人,其中北京大学生36人,外地大学生15人,这当然是不可信的。近年有白宫解密文件报道说,在64屠杀中,总共死伤40,000人,其中10,454人死亡。而中国红十字会则认为在六四事件中总共有2700人死亡。当然到底在六四屠杀中有多少同胞被杀戮,这仍然是个谜,但大多数人倾向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报道,即有3000左右的同胞死于六四大屠杀。对于死难者来说,他们的生命被来自于国家的机枪和坦克所剥夺,有无数个家庭因为这种屠杀而陷入数十年的灾难,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因为自己亲人的被屠戮而陷入长期的悲伤和忧郁,甚至有很多的母亲因为子女的丧生而陷入精神不正常——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二,在六四抗暴过程中,出现了以王维林为代表的“坦克人”失踪群体。王维林们最后遭遇了什么?二十八年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对于他们的家人不仅是巨大的折磨,而且对于广大八九一代来说也是巨大的心理折磨——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三,在六四事件后,北京当局对抵挡军队武装屠杀的天安门抗暴群体进行了野蛮报复和镇压,有许多市民被以“反革命暴徒”身份进行处决。如1989年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林昭荣、陈坚、王汉武、祖建军、王连喜、张文奎、罗红军、流班会杰等八位六四抗暴英雄分别以焚烧军车、殴打残害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判处死刑并在6月22日全部执行枪决,而在全国范围被以类似名义处决的同胞有二三十人之多——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四,在六四大屠杀中,还有成千上万的同胞虽然没有死亡,但被军警所严重伤害,有许多人被机枪坦克所伤害造成终身残疾,如北京体育学院的方政在撤退过程中因救学妹而被轰隆而至的坦克压断双腿、北京建筑工人齐志勇则被机枪扫中大腿导致高位截肢。许许多多的同胞因为这种伤害而失去数十年的健康和幸福——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五,六四大屠杀后,全国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判刑,如以王丹、周锋锁等人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以苗德顺、朱更生为代表的六四抗暴群体,以鲍彤、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体制内民主力量,以徐勤先将军为代表的军内良心力量均遭到当局的逮捕和判刑。特别是对抗暴群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苗德顺等人因拒绝认罪而不得不在狱内服刑二十多年,苗德顺本人则被关押将近二十八年,他们出狱后仍然受到监控和防范——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六,六四屠杀后,大批从事民主运动的学生或支持民主运动的同胞如柴玲、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被迫流亡海外并长期难以回归祖国,有许多流亡者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人甚至客死他乡——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第七,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共产党内部健康力量在六四后也全部遭遇清洗,赵紫阳本人不仅失去全部职务,而且被连续十六年软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直到2005年元月郁郁而终——这,当然是国家的“伤口”。
    
    所有这些“伤口”都是硬性的、直接的国家伤口,这些伤口因执政党的傲慢和自私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因六四屠杀而造成的前述所有直接受害者没有得到执政党和执政府的哪怕半点道歉和忏悔,丁子霖们的亲人白死了,王维林们依旧失踪,林昭荣们依然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暴徒”,鲍彤、苗德顺等人依然是受监控的危险分子,严重残疾的方政们依然得不到国家半点赔偿,王丹们依然在异国他乡艰难流亡······
    
    不仅如此,更悲剧的是六四还给这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看不见的“伤口”。
    
    众所周知,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因悼念胡耀邦而起,但在悼胡过程中就伴随着对邓小平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决策的批判和诉求。悼胡运动结束后,学生运动公开上升到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政治高度,“民主”是八九学运最鲜艳、最伟大的旗帜。正因为缺少民主,所以官倒猖獗、腐败盛行,正因为缺少民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反右、大跃进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历史悲剧。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才成为八九学生广场的主旋律——也是亨廷顿所说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主旋律,也是近现代人类正义的主旋律。但是以邓小平和李鹏为代表的共产党保守派官僚集团完全无视人民有关民主正义的诉求,动用机枪坦克血腥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赤裸裸地颠覆了国家正义,并因此而导致一系列的官场恶果和国家社会恶果的产生——
    
    首先是“稳定压倒一切”。在“维护稳定”的大棒下,二十八年来,对一切民间民主运动进行彻底绞杀。无论是九十年代的组党运动、还是新世纪的维权运动都无一例外地遭遇执政党和执政府的残酷围剿,胡石根、秦永敏、刘晓波等人先后被处以各种重刑,众多访民被关黑监狱,甚至动用酷吏酷刑来打击以高智晟和“709”律师群体为代表的中国法律人,致使中国人权法治事业在最近几年出现空前严重的大倒退。
    
    其次,执政党官场的极度腐败。人类经验历史表明,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消除腐败,一种是无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一种是分权制衡。群众运动可以抑制显性腐败,但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更加严重的人权问题,因此不可取。唯一可取的便是分权制衡和民主监督,使得绝对权力无法站稳脚跟,自然腐败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六四屠杀后,共产党强化了绝对集权和专制,也因此造成了官场的极度腐败,虽然历届寡头集团也进行反腐说教并开展反腐斗争,但因为腐败的普遍性和深层性,使得几乎所有的反腐都变成了打击异己的权力角斗。就连近几年喊叫得最凶的反腐寡头们若把遮羞布一揭,也是“硬不起来”的腐败分子,最近的郭文贵爆料足可以说明这个结论的真理性。
    
    其三,两极分化的严重扩大。六四之后的二十八年,中国社会的财富总量确实在增加,但绝大部分被执政党的权贵集团利用权力杠杆通过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所洗劫。当被拿下的腐败分子动辄搜出数亿、数吨的现金时,当无数信息都披露出常委和委员家族的数十亿、数百亿财富时,又当杨改兰们会因为几百元的低保被剥夺而杀掉自己的孩子们时,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官民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共和国正面临着一场改革还是革命的危机。而这一切都是血腥镇压六四的恶果,是拒绝民主法治、颠覆国家正义的恶果。
    
    今天,在坦克碾过长安街、碾过天安门广场的二十八年后,我们纪念六四与其说是为了死者,不如说是为了生者。逝者长已矣,但生者还要继续活着——怎样使得我们的十三亿同胞活得更好,怎样活得更有尊严和更有自由,怎样医治仍然在汩汩流血的国家伤口,怎样使得这个国家不发生“同归于尽”的革命性危机,怎样使得民主的旗帜重新高扬广场,怎样使得民主女神重新屹立在纪念碑旁——总之一句话,怎样回归“国家正义”?这不仅是走过“六四”风雨的“八九一代”的使命,也是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的光荣责任!
    
    对于执政党寡头统治集团来说,想永远践踏六四或遗忘六四都是不可原谅的战略失策,只有及早正视历史,敬畏六四,并承认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及时肩负起民主改革的历史重任,重塑国家正义——被人民给予革命惩罚的风险才会得到有效化解,否则,来自人民的革命性惩罚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无须讳言,民间力量显然还不足以赢得一场政治革命。因此,整顿队伍、积蓄力量是必须的决策。
    
    早在2010年本人就提出过“合纵连横”的战略构想。“合纵连横”借的是苏秦张仪的思想,在战国末期,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大国——秦国,苏秦便开出了“合纵”的药方,形象的将东方六国看成六个国家纵队,只有将这六个国家纵队拧成一股绳子,才能对付强大的秦国——简单地说,就是东方六国团结起来联合抗秦,苏秦曾经一度身佩六国相印,将这个“合纵抗秦”的事业做得很好。但苏秦的另外一个同学张仪则采取了“连横”的策略,通过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布局,将曾经一度团结的东方六国分化瓦解、先后消灭。因此张仪的“连横”事业也做得很好。
    
    那么我提出的“合纵连横”是什么意思呢?
    
    “连横”就是对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曾经把“国统区”的“统一战线”视作“三大法宝”之一,我看这没有夸张的成分。共产党当年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该学习的,正如我们应该学习苏秦张仪的成功经验一样,这叫历史大智慧。我们没有必要将全部共产党人一棍子打死,我们必须承认,8700万共产党员里面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国家公民,官僚权贵大概就200万左右,既就是这200万官僚权贵,也不排除良知力量的存在,否则就没办法解释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也没办法解释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鲍彤、徐勤先了,更没办法解释苏联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了。因此我始终认为在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都有一部分良知健康力量的存在。既就是在目前,这样的力量仍然存在,我们要努力去发现这种力量,并争取这部分体制内力量加入到推墙大合唱和民主大合唱当中,这便是今日“连横”政策的基本内涵。
    
    当然,与“连横”相比,更重要的是“合纵”。
    
    “合纵”就是民间要团结、要联合的意思,团结是力量,联合是力量。回顾民主墙时代以来的三十八年中国民主运动史,小山头太多、内讧太多、打横炮太多,这样导致民间几乎是处于一盘散沙局面,这也是民主运动迟迟难以开花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再这样下去,不要说历经二十八年一事无成,再过两个二十八年也同样一事无成。因此,民间的团结互助必须提上战略层面。尤其是在强大的国家利维坦面前,彼此不要过于揭短、不要过于吹毛求疵,革命不分先后,英雄不问出处。只要都在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起着加法的作用,只要现在都对庞然大物起着解构的作用,不用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否支持六四、是否曾经肮脏都应善意接纳和团结。要努力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至少在推墙阶段,必须这样。因为“圣人”太少或者就根本没有,以“纯洁性”来进行“准入”审查,来打横炮,制造内部撕裂,感恩的只会是我们的对手。所以所有的民间人士都必须有足够宽阔的胸怀来彼此接纳和相互造就。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至于高墙推倒后,到民主建设阶段,眼睛雪亮的人民大众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位有瑕疵的“公众人物”,那个时候,“打横炮”才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美好祝福。
    
    只要我们意识到“合纵”“连横”的重要意义,只要我们能够做好这两项工作,我们就能够强大起来,我们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们就不需要再熬三十八年、二十八年、十八年——甚至八年也不需要等待。只要我们做好这两项工作,我们今天所有对六四的纪念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否则,年复一年的六四纪念只会是年复一年的悲怆和感慨,只会是年复一年的历史悲歌······!
    
    2017年5月于北平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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