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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把中国人害苦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2月26日 来稿)
    
    作者:樊斤品
    

    1958年10 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与李达谈话,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即“一分为二”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说: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李坚持说,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继续问毛: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结果,毛的“辩证法”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饿死4千多万中国人。所以,顾准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16页)。
    
    形式逻辑讲究是非分明。辩证法号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其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诡辩术,是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帮凶。如果你说:专制制度戕残人性,阻碍文明进程。中国的辩证人士仗剑而出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专制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中华文明古国几千年,这可是西方人比不了的。”如果你说:医学属于科学,必须接受科学的指导,中医是无用的非科学,阻碍文明进程。辩证人士又亮剑而出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医必有好的一面,因此不能全盘否定中医;比如,中医治好了某人的病。”可是,现代双盲对比医学证明:治疗与病愈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传统医术如中医并无医疗价值,最多只起一些安慰剂的作用。中医粉无视双盲法医学的成就,只是用无关问题来搅局。辩证法就是这么厉害,成了中国人拒绝科学拒绝文明的万能的理论武器。
    
    一,辩证法是原始人把握世界的模式
    
    辩证法不为西方理论界所认同,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恩却却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既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又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规律是最根本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为什么这样简化?因为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科学”。对立统一当然不只是某两个事物之间或某个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是万事万物内部、之间普遍的对立统一。因而,对立统一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编织机,把所有时空中的万事万物都编制成一个整体了。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可见,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原始人的朴素辩证法升级版,是人类思维的返祖现象。
    
    原始社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不会细致入微地分析,他们只会通过十分有限的经验加上丰富的想像力,主观臆测、独断论地把握世界。古希腊人用“四元素”即火、土、气、水的流变、组合来说明整个世界;中国古人则用“阴阳五行说”来说明世界。这些模式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完全的经验归纳加上主观想象的产物。中国文化号称“中庸之道”,其实只是假大空的口号。因为把握最佳点“中”的前提是是把握“全”。古人不可能把握“全”和两极,也就不知道“中”的位置。这样,中庸之道是做不到的,只是一种想象而已。
    
    对原始人类来说,最经典的把握世界的模式就是辩证法。在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已经指出了蕴含于世界本原中的两种对立力量如冷和热、凝聚与疏散等,认为这些对立力量化生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提出了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静与动、明与暗、善与恶等十对对立范畴;到赫拉克利特就明确地概括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源,认为世界就是由矛盾原则所支配、化生:“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
    
    可以说,古希腊人的辩证法思想之丰富,比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单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是不全面的,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但是,好像没有人说“辩证法把西方人坑害苦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辩证法就是古人通过极为有限的经验归纳加上极为大胆的主观臆测编造出来的一个把握世界的模式,它连严格的综合命题都算不上,倒是颇有些神话巫术色彩。但在一些逻辑极为贫乏的人群中,却被当成了永恒的真理。这些人们热衷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等玄妙命题,以为知道了这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了。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懒洋洋,固步自封,疏于钻研,还沾沾自喜,以为自然界的大秘密已被自己用几条辨证规律一网打尽了,实在是可笑、可悲又可怜。
    
    中国人就是抱着这几条老祖宗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秘诀”念叨了几千年,缔造了一个“停滞的中华帝国”。这大概就是顾准先生所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吧。
    
    二,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顾准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特点说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文化元素中就含有的辩证法的因素,比如汉语中的“吉凶、祸福、得失、进退······”汉语把相反的字组成新的词,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比如,进退一词,一切的变化无非是进、退两种情形。汉语以为这是把变化的物理形式都说完了,汉语的辩证法因素太丰富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不会把相反的词汇这样组成新词的,英语词组中间要加“and”,也就是说,英语单词还是不会把相反的词看成一个整体,每个词还是独立的。汉语却是“大道至简”,词组中间不加“和”。比如,“得失”,应该是“得和失”,彼此是独立的。得是得,失是失。得是一种形式,失是一种形式。汉语直接把二者都算是一种形式,源于追求“至简”的思维懒惰造成了辩证法。
    
    充满辩证法的汉语实质上是一种含糊语言。古汉语“乱”包含了混乱和秩序(治)的意思,“易” 包含了变和不变(恒)的意思。汉语一个字包括了对立的两极,这样,要把握汉语的真意实在很难。汉语是世界上最模棱两可的语言,没有动词的时态变化,这个最喜欢讲“阴阳”的民族,其名词没有阴阳变化(“她”字是西方语言影响的产物)。在道家、儒家那里,语言没有确定性,仁义礼智信是相互包含的,自我的状态没有确定性,自我对他者的礼仪没有确定性,也就是“随机应变”的,也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任何事情都没有“准”,怎么都行,怎么都不行,最终陷入模棱两可的或然性,只能由权威人物强制裁决。在这样或然性的背景下,是不会产生科学的。因为科学是确定性的。
    
    既然汉语是充满辩证法的语言,那么中国人几乎都是不自觉的辩证法家。中国人思考问题总是从矛盾入手,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别的语言中,矛盾仅仅是思想的一个点,没有矛盾一样可以思考。但是中国人就只会在矛盾点上思考。但是,中国人的思考不是真正的思考。因为这里的矛盾不是真正存在的,而是思维的人为规定,凡是思考都要人为地规定一个矛盾,那么这个规定的矛盾并非真实存在。这样子想来想去,还是白想。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这也是中国人思维原地打转的原因。从一个假设性开始,到无效果结束。
    
    辩证法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思考中是不利的?甚至害苦了中国人?就是因为在矛盾的各种幻影叠加中,思考实际是自找麻烦,实际是什么事情也没有。也就是说,中国人思考的“矛盾”实际是主观的规定。而不是现实中的矛盾。什么“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这都是假想的。因为安全和危机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中国人会把二者无条件地加在一起。如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把祸福搅在一起,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样,人们的思维就糊涂了。谁也不敢从祸中求福,但是在福中又害怕祸。这就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穷也担忧,富也担忧。中国人的思考为什么始终处于“两个极端”?是因为中国人太熟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苦恼。佛家的解释是,是谁给你麻烦呢?想了想,结果是没有任何人给自己麻烦,这麻烦是自找的,虚假的。这就解脱了。
    
    中国人看不到独立存在,比如,好和坏就是“好歹”,中国人会把二者算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矛盾的,不会把“好”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现象,把“坏”看成是独立的现象。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是,把两个极端都混合起来,以最终的结果看效果。对于未来,也是“吉凶”,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很难建立。因为对什么都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处于深度的怀疑之中······。所以,中国人都很难真正的展开思考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就被矛盾揪住不放,就像一抬脚就掉进泥沼不可自拔。这就是顾准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的原因吧。
    
    三,逻辑使欧洲人避免辩证法的祸害
    
    古希腊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没把他们“害苦了”,这就在于古希腊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对自然界的朴素的辨证思维、朴素的整体主义思维,而发展出分析的方法。他们不再是如中国人那样醉醺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是“阴”就是“阴”,“阳”就是“阳”;不再是妄图一语说尽世界的真理,而是条分缕析,锱铢必较,不厌其烦,就事论事,得出有限但相对可靠的知识。
    
    早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就不再是积极意义上的世界模式论了,而是消极意义上的一个工具,是通过揭露谈话中的矛盾以获求真知的“助产术”。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的谦卑、开放的心态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独断气质已经相当不同,到亚里士多德则发展出很完备的形式逻辑,以严格的逻辑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时、空等来界定具体事物,这样,原始的辨证思维就被更加科学的分析思维取代了。这种就事分析,抓住事物“联系”与“发展”的无限链条中某一“僵死”、“不动”的环节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而不妄加综合的方法,就是与高明的、圆通的辩证法相对的、呆笨无比的“形而上学”方法。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形而上学”方法逐渐发展,促成了实验科学的发展。令近代中国人欣羡的“赛先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其背后是有一个崇尚“形而上学”的文化传统支持的。
    
    “形而上学”方法其实就是分析方法,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现代的分析哲学都传承了这种分析精神。不消说这种分析精神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是有显赫地位的,这恰与中国人数千年一贯的整体主义的朴素辨证思维形成鲜明对比。顾准说:“‘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起源》。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达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顾准:《顾准文集》,第416页)。
    
    辩证法是古希腊的,但希腊没有被辩证法害苦,是因为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顾准说,欧洲没有被辩证法坑害,是因为欧洲有逻辑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思考不是自找麻烦,而是在逻辑中进行。逻辑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解除了思维的矛盾。这是西方思维的特点。西方人思考“祸福”现象,祸、福是彼此独立的,祸不是福的原因,福也不一定是祸的原因。没有人真正在祸中得福,幸福也不一定要经过祸。中国没有逻辑学,所以,中国人被辩证法害苦了。黑格尔反对化学里的原子论,维护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反对白光是由七色光合成的,等等。顾准说:黑格尔“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顾准文集》413页)。黑格尔的这些性状又为马恩继承。顾准还举例说,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与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曾加以指斥、拒绝。这些实际上证明了辩证法是科学的死敌。
    
    逻辑学保证了人们在确定性中思考。逻辑要把思维的矛盾排除出去,这样的思考才能是清晰的。西方人没有中国人这样害怕思维,因为这种思维是逻辑性的,是按照一致性的原理进行的,也在“不矛盾律”的支持下,把矛盾的东西踢出去,达到思维的清晰、确定。这才是科学产生的前提。科学就是清晰和确定的。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当然科学技术的发达还有别的原因。
    
    四,中国人必须远离辩证法的“矛盾”泥潭
    
    顾准强调,思考应该寻找确定性,不应该在大而全的影子中晃来晃去;而是要在“具体确定”中建立思考,不要专门寻找“矛盾”才去思考。从《易经》、《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庄子》的思考看,中国古人是专门寻找“矛盾”才思考的。阴阳是一对矛盾,和而不同是矛盾的,哀而不伤是矛盾,战争中进退是矛盾,庄子思考的“是非”是矛盾······只有矛盾才能思考。所以,中国古人在矛盾中很苦,庄子看来是很逍遥的,实际是假的,庄子也很苦。孔子因为学习很乐,实际也是很苦,不耻下问,低三下四。这不是乐,而是苦。老子也很苦,因为要返璞归真,但是实际又办不到。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实际是处在矛盾泥沼中不可自拔的人。他们自己制造矛盾,然后作茧自缚,又在那里解决自己制造的矛盾,这样自找麻烦,自找苦吃。这岂不是自己坑害自己吗?
    
    中国人故意追求“不确定性”,还自得其乐的,譬如“庄子梦蝶”的故事,醒来无法确定自己是人还是蝶。孔子的思维本来就无逻辑。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安排的,秩序是什么,先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都是含糊的。孔子说,学而思并重,但是思维的方法是什么?如何思维,都没有交代。从论语看,孔子的思维是形象思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思考仅仅是借助流水来说明时间一去不复返,而没有认识时间本身是什么。这实际不是思考,而是把一种现象“感应”到另一种现象中。
    
    中国人从矛盾点开始思考,结果还是在矛盾之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矛盾始终伴随着生命,伴随着思考,只要是活着,就是矛盾。比如中医在看病时,按照“八纲辨证”,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八种现象都要考虑进去,不管病人是不是有这八种现象,都要主观性地给每个病人看——阴阳、虚实、寒热、表里。过了这个关才算是看病。四种“矛盾”中,中医会时而这样想,时而那样想。似乎病人是连着宇宙万物——人身虽小,暗合天地。从哲学的无限性中思考此人得的什么病,以及要把他的病从哲学意义上彻底根除。所以考虑来考虑去,反反复复,才能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不是纯粹单一的,——还是包含着新的“矛盾”。而西医不考虑那么多,直接从病毒入手。
    
    中国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里生死,忧乐是矛盾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对立中寻找另一种相反的东西。一定认为忧患是欢乐的起点,欢乐也会引起忧患。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折磨自己的。相反的东西不一定互为因果。但是中国人会相信,相反的东西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实际上,相反的东西只有少数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说,中国人思考的看似很全,实际上,仅仅思考了现实中有相反矛盾的一种情况,别的方面都没有思考。这就是偏见。
    
    结论。中国人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也没有必要因为思考而陷入矛盾,倒是要因为思考而解除矛盾。遵循形式逻辑,减少无效思维,增加思维的有效性。不要沦陷在“矛盾”的酱缸中无法自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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